6月23日，“2026國際韓半島論壇”第五場專題討論現場。（圖源：韓國統一部YouTube視頻截圖）
中評社首爾6月25日電（記者 崔銀珍）由韓國統一部主辦、朝鮮半島和平論壇承辦的“2026國際朝鮮半島論壇”日前在韓國首爾明洞銀行會館舉行。在聚焦“中朝俄關係與朝鮮半島和平機制構建方案”的議題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朝鮮半島問題已難以僅作為韓朝問題或朝美問題加以管理，韓國則需要在變化中的國際秩序下重新思考朝鮮半島和平共存路徑。
該場討論由李寬世主持。世宗研究所研究委員鄭載興和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教授金相範（音）分別就中朝俄趨近與韓國對華、對俄外交，以及朝鮮敵對兩國論與和平共存重構作主題發言。太齋未來戰略研究院研究員PEI Yan、KDI客座教授Andrey KOVSH以及朝鮮大學院大學深研朝鮮研究所研究教授朴素惠（音）參與討論。
鄭載興表示，當前朝鮮半島周邊國際環境已不同於過去，俄烏衝突、中東局勢、台灣問題和朝鮮半島問題正在相互聯動。在這一背景下，近期中美首腦會談、中俄首腦會談以及習近平主席訪問平壤並非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顯示國際秩序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他認為，中朝俄合作已不只是過去的政治外交修辭，也不能簡單理解為冷戰式陣營化，而是在多極化秩序、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歐亞合作和“全球南方”合作等框架下，呈現出一定制度化趨勢。
鄭載興同時指出，中朝俄三方並非已經形成正式同盟，內部仍有競爭和各自戰略困境。但對朝鮮而言，在長期制裁和國際秩序變化中，中國和俄羅斯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韓國應避免朝鮮半島問題過度國際化和地區安全陣營化，減少對華、對俄政策中的情緒化和意識形態化判斷，在維持韓美同盟的同時，管理對華、對俄關係，擴大外交自主性，並探索歐亞合作、北方經濟合作等新的合作空間。
金相範（音）則表示，朝鮮提出敵對兩國論，並不只是韓國是否應將朝鮮視為“外國”的問題，而是韓國應如何建立維持和平的政策結構。他認為，當前韓朝關係雖未進入實際交戰狀態，卻接近一種持續性的“戰爭狀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情感和道德都被捲入韓朝對立之中。在這種情況下，韓國不應急於追求韓朝關係恢復和正常化，而應首先重視朝鮮半島危機管理和防止戰爭。
金相範指出，朝鮮通過修憲和敵對兩國論，正在削弱過去以“走向統一的特殊關係”為基礎的韓朝關係框架，韓國的統一政策和對朝政策也面臨現實挑戰。他主張，韓國有必要更現實地調整和平共存戰略，綜合考慮民意變化、邊境地區穩定、韓美聯合軍演表述和方式、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問題、對話渠道多元化等因素，並提高外交、安全、統一部門之間政策口徑的一致性，以減少朝鮮誤判。
太齋未來戰略研究院研究員PEI Yan認為，不宜將中朝俄合作簡單視為固定的反美軍事集團。她表示，中國深化對俄合作、維持對朝關係，但並不意味著中國會與俄羅斯結成正式軍事同盟，或全面承擔朝鮮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和成本。她認為，中國更傾向於根據具體議題和自身利益，調節合作距離並維持戰略選擇空間。韓國不應只是關注中朝俄內部差異，更應設計中國可以參與的議題和條件，引導中國的戰略選擇空間更多轉向朝鮮半島穩定與危機管理。
PEI Yan還指出，韓國若要推動中國發揮建設性作用，僅以“朝核對中國也構成風險”的一般性說法並不足夠。韓國需要以更具體的成本語言說明，朝鮮核能力持續提升可能推動韓美日安全合作制度化、地區軍備競賽和日本安全角色擴大，從而形成對中國更不利的周邊環境。同時，韓國也應讓中國相信，朝鮮半島和平進程不會成為排斥中國或延伸對華牽制的機制。
KDI客座教授Andrey KOVSH表示，不宜將中朝俄視為一個統一且高度協調的集團，現實中的三方關係更為複雜。他認為，中國是上升中的大國，俄羅斯是處於相對衰退中的大國，朝鮮則可被理解為擁有戰略杠杆的非對稱核小國。朝鮮並非被動依附於中俄，而是在深度不對稱條件下，通過分散戰略選擇、避免排他性結盟、從北京和莫斯科分別獲取利益，實施某種“對衝”戰略。因此，北京和莫斯科對平壤決策的影響力不宜被高估。
KOVSH同時指出，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也不能被視為高度凝聚的替代性國際秩序。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在弱化，但一個清晰、完整的新多極秩序尚未形成。在這種不確定性上升的環境中，韓國作為中等強國，不應完全依賴大國主導，而可通過議題型夥伴關係和區域倡議，探索“從中間引領”的外交路徑。
朝鮮大學院大學深研朝鮮研究所研究教授朴素惠（音）則從歷史和社會層面解讀朝鮮“敵對兩國論”。她回溯稱，1948年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分別以各自國號建立政權，此後雙方雖長期以統一為目標，但統一目標本身也曾成為戰爭和體制競爭的動力。金正恩時期，朝鮮之所以更明確排除民族和統一話語，同韓朝交流對朝鮮內部造成的文化衝擊、市場化擴散和塑造執政成果的需要有關。她認為，雙方若一方面談和平共存，另一方面只要求對方“放下槍”，自己卻繼續備戰，實際可能不是在創造和平，而是在積累戰爭條件。
主持人李寬世在總結時表示，關係和局勢都會變化，不宜因朝鮮提出敵對兩國論就斷定韓朝關係已徹底切斷。他還以德國經驗為例說，東德在1974年修憲時進一步突出自身國家性，並在事實上強化“兩國、兩個民族”論；而西德並未把立即統一作為短期目標，而是持續推進東方政策，在長期交流與形勢變化中等待機會。
他還以清末外交家黃遵憲所著《朝鮮策略》為例指出，韓國處於特殊地緣位置，必須妥善處理同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的關係，不能只押注任何一方；韓國需要以外交自主性為基礎，在可合作領域合作、可共存領域共存，以更務實方式應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