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偉峯接受中評社專訪。(中評社 俞敦平攝)
曾偉峯接受中評社專訪。(中評社 俞敦平攝)
中評社台北1月29日電（記者 俞敦平）隨著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於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提出“中等強國新道路”論述，主張在美中競爭格局下尋求戰略自主，國際外交圈自2026年1月起掀起一波顯著的“訪華熱潮”。包括韓國、愛爾蘭、加拿大、芬蘭、烏拉圭及英國等國領袖，無視美方壓力相繼造訪北京。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曾偉峯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深入剖析，指出這股“萬國來朝”的現象並非偶然，而是美國內部社會結構失衡所引發的地緣政治反噬。
曾偉峯認為，雖然美國在金融與科技領域仍宰制全球，但國內貧富差距的惡化導致了底層階級的憤怒，進而具象化為特朗普主義的保護壁壘與孤立傾向。這迫使過往盟友在面臨“被索取”與“主權威脅”的雙重壓力下，必須轉向現實主義，透過與中國的接觸來建立生存避險的戰略槓桿。
曾偉峯是美國北德州大學政治學博士，專長為東亞政治與經濟發展、國際關係，曾任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防安全研究院”量化分析與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現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國際合作事務統籌長。
2026年初，全球外交場域出現顯著的板塊移動。加拿大總理卡尼在WEF演說中公開倡議“中等強國新道路”，呼籲具備一定實力的國家不應在中美對抗中被迫選邊，而應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獨立路線。此論述迅速獲得國際共鳴，並具體化為一連串的外交行動。自1月起，包含韓國、愛爾蘭、加拿大、芬蘭、烏拉圭及英國等國政要，不約而同地啟動訪華行程，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連結或重啟對話。這種各國政要絡繹於途的景象，被形容為再現了“萬國來朝”的氛圍。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此反應激烈，除揚言對加拿大加徵100%關稅並戲稱“卡尼州長”外，也藉著國會沒通過貿易協定將韓國關稅提升至25%，但仍然沒有阻止各國領袖訪華的意願。此外，美方近期在委內瑞拉採取的軍事強硬手段，更加深了盟國對於美國單邊主義可能危及自身主權的焦慮。
曾偉峯首先指出，當前中等強國的集體轉向，不能僅視為對特朗普關稅戰的膝反射，其深層邏輯源於美國數十年來全球化路徑所積累的內部結構性失衡。
曾偉峯接著分析，“中等強國新道路”的出現，本質上是美國內部階級矛盾對國際秩序的一次劇烈反噬。長久以來，美國利用美元霸權與頂尖科技優勢，在全球化體系中獲取了龐大的資本利得。然而，這些驚人的財富高度集中於華爾街金融圈與矽谷科技巨頭手中，代價卻是傳統製造業的空洞化與廣大勞工階級的貧困化。美國經濟並未崩潰，甚至在總體數據上依然強大，但這種極度的分配不均，在鐵鏽帶（Rust Belt）與基層社會累積了無法被忽視的相對剝奪感。特朗普的強勢崛起，正是這股長期被壓抑、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紅利的階級憤怒的“具象化”。
曾偉峯強調，為了回應這股民粹壓力並兌現對支持者“製造業回流”的承諾，特朗普政府必須採取激進的手段打破既有的國際經貿規則。這導致美國的外交邏輯發生根本性轉變：從過去作為全球公共財（安全與市場）的提供者，轉變為向全球體系——包含傳統盟友——索取資源的“收割者”。特朗普的關稅壁壘與逼迫盟友產業回流，實則是將美國內部的社會成本外部化。這種“美國優先”的戰略，讓盟友面臨前所未有的雙重壓力：一方面，美國在戰略上採取“選擇性孤立主義”，優先解決國內問題；另一方面，卻要求盟友在圍堵中俄的第一線承擔更多成本，“既要出錢、又要出力、還要擋子彈”。
曾偉峯指出，當美國不再是穩定的保護者，甚至如近期對委內瑞拉採取的軍事行動般，展現出無視他國主權的侵略性時，加拿大、英國等國便意識到，繼續單邊依賴美國已成為國家生存的風險。因此，這波訪華潮與其說是親華，不如說是各國為了在美國霸權內縮與壓力外溢的夾縫中，尋求“避險”與“談判籌碼”的理性戰略選擇。
面對西方陣營的戰略鬆動，中國則精準地把握了此一機遇。曾偉峯觀察到，中國正透過高強度的公共外交，將自身形塑為國際規則與多邊主義的守護者，與特朗普“規則破壞者”的形象形成強烈對照。儘管中國經濟面臨轉型挑戰，但隨著“十五五規劃”啟動並強調內循環，其龐大的市場量體對急需出口的歐洲及中等強國仍具致命吸引力。這種“萬國來朝”的現象，明顯緩解了中國被圍堵的壓力。
在東亞地緣政治的連動上，曾偉峯特別比較了韓國與台灣在應對美方壓力時的策略落差。韓國李在明政府雖處於“朝大野小”、完全執政的優勢地位，但在面對美國強勢的貿易索求時，仍精準運用了“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策略。曾偉峯分析，李在明政府並未因完全執政而全盤接受美方條件，反而利用國會程序作為緩衝，甚至在貿易協定未獲國會通過導致美方祭出25%關稅懲罰時，順勢將此轉化為國內政治資本，合理化其轉向中國市場尋求避險的決策。對韓國而言，擁有國會多數不代表必須對美單向妥協，反而更能以“立法部門的民意授權”為由，在國際談判桌上構築防線，並藉由與北京的接觸來平衡華盛頓的壓力。
反觀台灣，曾偉峯認為台灣目前處於“朝小野大”的分裂政府狀態，理論上是執行雙層賽局的最佳溫床。行政部門大可將“國會”多數在野黨的反對意見，作為對美談判的防禦盾牌，要求美方釋出更多具體利益（如FTA、雙重課稅協定或具體安全承諾）以換取法案通過。然而，曾偉峯指出，台灣朝野在對美議題上因為執政黨單邊重壓美國加上與在野黨沒有達成對外的戰略默契，未能形成“黑臉白臉”的槓桿效應。當政府放棄與大陸交流爭取中美間的平衡，也沒法利用內部的政治僵局轉化為外部談判的籌碼時，台灣便容易陷入單向付出的被動局面，在國際現實主義抬頭的當下，恐將錯失爭取台灣利益的關鍵契機。
曾偉峯總結，當前的國際局勢標誌著“價值觀外交”的終結。過去拜登政府時期強調的“民主同盟”在特朗普2.0時代已不再是國際互動的通用貨幣。從美國內部階級憤怒導致的全球戰略收縮，到中等強國為了生存而走出的新道路，現實主義已全面回歸。未來數月，中國兩會的政策走向以及四月可能登場的習特會，將是觀察這波由結構性因素驅動的國際秩序重組，是否會進一步固化的關鍵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