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崔銀珍攝）
中評社首爾11月20日電（記者 崔銀珍）由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與經士智庫共同主辦的“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新飛躍”國際論壇11日在首爾總統酒店舉行。第三場“中韓關係發展方向與政策建言”討論圍繞慶州APEC峰會之後如何規劃中韓關係新的30年，展開了從科技、經濟、外交到人文交流、輿論與青年政策的立體化診斷與建議。本場由經士智庫高級技術與創新顧問、前微軟大中華區全球服務部門總經理曾元曦和首爾科學綜合研究生院教授崔在德作主旨發言，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雲鬆作補充發言，金完重前駐澳大利亞大使擔任主持。
經士智庫高級顧問曾元曦指出，未來雙方合作的重點方向“已經十分明確，即人工智能（AI）和前沿科技領域”。他分析稱，韓國在半導體、顯示面板、電池等先進製造環節具有全球領先優勢，並形成了從大型企業到創新型初創企業的敏捷研發體系和快速商業化能力，同時積累了成熟的全球運營與供應鏈管理經驗。相較之下，中國擁有龐大的應用市場、多樣的產業結構與海量數據，是“全球規模最大、類型最豐富的AI應用場景”；從算法到硬件的完整產業鏈以及活躍的創新資本，則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在新興產業領域的綜合實力。
曾元曦強調，中韓關係“不是競爭敘事，而是一幅互補性極強的合作圖景”。在他看來，韓國的精密製造能力與中國的大規模應用場景若能有效結合，“完全有能力孕育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一代技術與商業模式”。他指出，在美中戰略競爭加劇的背景下，韓國既具備能力，也承擔推動穩定合作結構的責任。為此，他提出三項重點倡議：其一，構建“中韓AI創新共同體”，在前沿研發、知識產權和國際市場開拓方面開展深度協作；其二，建立關鍵技術與供應鏈對話機制，加強雙方企業與專家的共同參與，提高合作韌性；其三，擴大未來技術人才交流，使兩國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在同一研發環境中合作，從而以思想碰撞激發新的創新動力。
首爾科學綜合研究生院教授崔在德指出，慶州APEC領導人會議“應成為韓中關係新一輪躍升的起點”。他提出，韓中合作可聚焦三大方向：一是制度化推動兩國文化與青年交流；二是在數字經濟、綠色轉型與先進材料領域深化產業合作；三是繼續支持中國在韓半島和平進程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特別是以GTI為核心的韓·中·蒙·俄合作機制，如能與韓半島和平經濟構想相銜接，將“為韓朝關係改善與經濟合作注入實質動力”，因此需從戰略層面加強聯動。他判斷，當今國際秩序正處於“由美中競爭、氣候危機、地緣衝突與AI及第四次工業革命叠加而形成的歷史性轉折期”。冷戰結束後30餘年“抑制意識形態衝突、擴大合作”的階段已趨式微，矛盾與對立呈現更加表層化、放大化的趨勢。
在此背景下，韓國需密切關注全球南方與亞洲格局的變化，並以慶州APEC為契機探索韓中關係的新突破。他強調，韓國在堅持韓美同盟為基軸的同時，“必須維持並修復與地緣上最為接近的中國的建設性關係”，否則將“失去牽制朝鮮的關鍵地緣杠杆”，使大國博弈壓力更直接地投射至韓半島。他指出，韓國的外交與安全決策必須始終建立在充分認知這一地緣格局的基礎之上，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堅持“安全優先”的原則。
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黃雲松在追加發言中表示，若美中關係真正走向“脫鈎”，韓國的戰略作用反而可能更加凸顯。他回顧歷史上韓國在關鍵時期的政策選擇往往不同於日本，認為“加強對華關係更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黃雲鬆強調，人文交流“不是簡單的文化活動，而是支撐雙邊關係長期穩定發展的根基”。他指出，人文交流不應被視為政治關係的下位變量，而應處於更高優先級；過去數年以“自上而下”方式推進的慣性值得反思，人文往來應能夠在政治不順暢時期依然發揮“安全閥”和“連接紐帶”的作用。
為此，黃雲松提出多項方向性建議：1、由專家群體主導，建立並升級中韓人文交流協商機制，對既有體系進行改革；2、推動留學生、科技人才、企業家之間的常態化交流，形成穩定的專業社群互動；3、設立面向前沿科技、新能源、老齡化應對等共同挑戰的“未來經濟·社會共同基金”；4、將人文交流內容從傳統文化拓展至半導體、AI等關鍵產業及共同經濟議題，使人文合作與時代性發展議題更加緊密結合；5、擴大青年與青少年交流，並將合作延伸至社會治理等新興領域，幫助年輕一代縮小認知差距；6、以長三角—京畿道等區域為支點，推動地方政府間構建常態化經濟與文化合作平台，以“地方—地方”互動為整體關係注入持續動力。
延世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教授占茵指出，“中韓青年在國際學術與文化交流中展現的潛力巨大，中韓關係的未來不僅取決於高層外交，也取決於青年一代的國際視野與合作能力”。她強調，數字原住民雖然通過社交媒體形成跨國網絡，但“碎片化的線上互動難以把握複雜敏感的國際現實”，必須依托線下調研與沉浸式交流，建立更深層的跨文化理解。她介紹稱，延世大學通過邀請多國外交官和知名學者授課，有助於縮短理論與現實的距離。但目前中韓高校之間的交流仍明顯偏向語言文化類專業，國際關係等專業的學生因課程結構差異常被排除在主要交流體系之外。她指出，這些學生未來將進入外交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和智庫，“若缺乏相互理解與共同經驗，今後在處理雙邊議題時信任風險將顯著增加”。因此，她呼籲國家層面擴大對國際關係相關專業的支持，由大學、智庫與媒體共建“長期·深度·共創型平台”，並強調“青年不是國際關係的背景板，而是未來的主角”，投資這一代人的交流是“最具效率的外交投入”。
金完重前駐澳大利亞大使對此深表贊同。他強調，“理解對方社會不能停留在紙面推演，唯有通過現場觀察與實際接觸，才能形成真實判斷”。他結合外交部經歷指出，不少韓國企業在對華投資及市場拓展中，曾因勞動標準、制度差異和合資結構等非關稅障礙面臨困難。他強調，中方若能提供更具連續性與可預期性的政策環境，將有助於韓國企業在中國實現穩定、可持續的經營，並在民間層面積累更大的信任基礎。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於鐵軍則把關注點投向“韓國國內對中日兩國好感度逆轉”的現象。他介紹自己長期研究中日美三角關係，對韓國社會中“對華反感度超過對日”的民意結構“具體差距有多大、短期內為何難以逆轉”等問題表示關切。在談到青年交流時，他特別介紹了由中韓日三國政府共同推進的“Campus Asia（校園亞洲）”項目，指出這一項目在過去十餘年中，即便在三國政府關係不甚順暢的階段，也得以相對平穩地運行，證明了“制度化青年交流平台的韌性”。他認為，有必要在更多高校與專業領域復制這一模式，把其作為推動中韓乃至東亞青年交流的重要突破口。
對此，西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金伯柱回應說，韓國社會對中日兩國的好感度變化“在2020—2021年左右出現關鍵轉折”，東亞研究院（EAI）等機構的調查顯示，2019年因日本對韓出口管制，韓國社會對日本的好感度曾一度跌至10%出頭，但此後差距逐步縮小，“自2022年起，對中國的反感度超過對日本的趨勢愈發明顯”。他指出，20—30歲青年群體對中國的反感度上升尤為顯著。除了部分人將“文化摩擦”視為誘因外，他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產業實力躍升，韓國青年將其視為現實的經濟競爭與威脅，這種結構性焦慮與文化爭議叠加，從而演化為輿論上的反感情緒”。
經士智庫副總裁沈偉中提出，“今天的中國已經與建交初期大不相同，也與十年前不同”，並直言這一直是困擾他的問題。他問道：“韓國社會是否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接受一個被視為G2、甚至可能在部分領域成為‘No.1’的中國？” 他指出，過去韓國社會往往以“俯視或平視”的方式看待中國，如今當身旁的中國成長為更具分量的鄰國，“韓國社會將以何種方式接受這一變化、又如何形成新的認知框架”，才是民意問題的核心所在。
對此，崔在德教授回應說，韓中“完全可以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好朋友”，關鍵在於“摒棄外交中俯視或仰視的心態”。他指出，中國一貫強調相互尊重，在韓國國內，“許多人事實上已經把中國視為G2的重要一極”。但與其從“把中國當作仰視對象還是平視對象”的抽象問題入手，不如從“如何在相互尊重彼此立場與利益的基礎上，追求共同利益”的具體路徑出發。衹有在這一前提下，“才能真正接近中國提出的‘永遠的朋友、合作夥伴’的願景”。
京畿大學經營學院教授李起範提到，近期中荷矛盾的外溢效應正在波及歐洲其他地區。他表示，理解各國基於本國利益採取措施的邏輯並不困難，“令人遺憾的是強硬局面不斷重復上演”。回到韓中關係，他指出，兩國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仍然擁有廣闊合作空間。以中國安徽地區和韓國西海岸為例，尤其是韓國的新萬金地區，在利用風電和新能源方面“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他回顧說，朴槿惠政府時期曾在塞萬金地區設立“韓中投資合作特區”，但自“薩德”事件後相關規劃基本停擺。他建議，除了謀劃新的合作項目之外，“重新盤活這些已經成形但被擱置的平台，同樣可以成為切實可行的備選方案”，對恢復信任、釋放合作潛力具有現實意義。
經士智庫創始人兼總裁田士臣指出，在Nexperia與韓華海洋等案例中，外界往往只關注“中國如何回應”，卻忽略了“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回應”。他強調，中國不少措施是對美國等西方單邊制裁的反制，而這些制裁本身與國際法及自由市場原則並非完全契合，只是因長期存在而被視為“常態”。在“戰狼外交”爭議方面，他解釋稱，這一標簽更多源於中澳摩擦及話語環境差異；中國外交體系尚未形成與西方同質的公關機制，語言與文化表達的差異也易被誤讀為強硬。他建議，需要從“身份認同”的維度重塑思維框架——無論對於個人還是國家，合作的核心問題始終是“我是誰、我想要什麼”。如果把視角從國家立場拓展至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全球性議題，便能更清晰地看到超越競爭的“共同身份”。在他看來，中韓關係也應在文化、政治與經濟的深度對話中不斷探索這種共同身份，從而為長期合作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在綜合發言中，經士智庫高級顧問曾元曦以企業家視角強調，“領導人之間的溝通與互信對中韓企業合作具有決定性作用”。他回憶負責微軟中國業務期間與華為高層交流的經歷指出，一旦最高層缺乏互信，“許多本可推進的合作項目往往難以落地”。他表示，中韓領導人會晤若能釋放積極信號，企業才會真正產生信心，在人才、技術與創新上投入長期資源，並在合作模式上作出更具戰略性的布局。在美中競爭加劇、全球科技與投資環境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下，他強調，“若希望中韓企業在動蕩環境中找到穩定合作空間，雙方政府在高層面傳遞的方向性信息尤為關鍵”。在他看來，對人才與創新的投入“最終是為了拓展未來合作的可能性”，而這一切都建立在國家關係穩定與領導人互信的前提之上。
西江大學知識融合媒體學院特聘教授王善澤對此深表認同。他指出，“一旦領導人之間的信任出現結構性損傷，後續政治與經濟議程往往舉步維艱”。他回顧2016年前後‘薩德’問題對雙邊互信的衝擊，認為未來若領導人外交風格變化，“類似危機仍可能重演”。因此，在承認首腦外交重要性的同時，有必要通過制度化安排建立某種“安全閥”，以便在重大涉外決策出現信息不對稱或判斷偏差時，能夠在事前或事後進行校正。在他看來，這不僅有助於分散外交風險，也能提升中韓關係的整體韌性與可持續性。
在總結發言中，主持人金完重前大使表示，從漫長的歷史維度來看，“韓中關係有99%的時間是和平與共存的歷史”。自1992年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跨越式發展”。他回顧說，自己在自由討論中提到，韓中關係在快速擴張過程中也曾暴露出若干伴隨規模增長而來的問題，但在當時，“雙方都抱有如何做大市場、實現共同繁榮的明確意願，因此這些問題並未構成無法克服的障礙”。然而，他指出，進入2020年代後，韓中兩國“身處美中戰略競爭的結構之中，需要共同面對一系列新的國際課題”。在此背景下，本次會議以開放態度交流不同觀點，“更能讓人感受到推動兩國關係實現新一輪躍升的意願與動力依然存在”。
金完重強調，“意見不同本身並不可怕，關鍵在於雙方是否願意在差異之上繼續保持溝通”。他表示，隨著慶州APEC峰會形成的共識不斷累積，“下一步的關鍵任務，是把這些共識轉化為可落實、可評估的具體行動與成果”，唯有如此，才能為中韓關係在新時代繼續書寫和平與共存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