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教授發言（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10月11日電（記者 郭至君）9月5日，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石破茂內閣困境與中日關係動向”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相關領域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困局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發表了自身的深邃見解。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黃大慧教授餐會發言表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9月2日日本簽訂投降書的歷史節點，讓抗戰紀念與閱兵成為觀察中日關係的重要窗口。黃大慧圍繞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台灣、領土爭端三大傳統問題展開分析，尤其聚焦日本在歷史認知上的邏輯偏差與外宣歷史戰策略，為理解當前中日關係提供關鍵視角。
黃大慧指出，冷戰結束後，日本不僅面臨經濟“失去的30年”，在歷史認知上更呈現逐年倒退趨勢。1995年村山談話曾對日本侵略殖民統治作出反省，成為戰後歷史認知的重要里程碑；但2015年安倍談話與村山談話差距顯著，其中“日本新一代不應背負歷史責任”的表述，是歷史認知的明顯倒退的表現。
黃大慧認為，2010年是日本對華認知的重要轉折點。此前日本國內在歷史問題上的認知存在分裂，而2010年後逐漸走向統一，核心原因有二：一是2010年8月中國GDP超過日本，日本將其視為“經濟戰敗”，對華認知從“機遇”轉向“威脅”；二是釣魚島撞船事件後，中日海洋權益爭端激化，叠加歷史問題影響，日本國內輿論與政府立場逐漸趨同，對華認知整體惡化。
對於2025年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日本政府的態度，黃大慧分析，有意反省歷史的石破茂首相，未能如其前任那般在重要歷史節點發表“石破談話”，一方面是執政黨在眾參兩院均未過半數，擔心引發政權進一步不穩定；另一方面是日本社會右傾化嚴重，歷史修正主義盛行，面臨右翼保守勢力的巨大壓力。
黃大慧梳理了新世紀以來中日關係核心影響因素的演變軌跡，他認為，新世紀第一個10年，歷史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首要因素。2001年-2006年，小泉純一郎任首相期間，連年參拜靖國神社，最後一次還選擇在“8.15”戰敗日當天，這導致中日關係降到了冰點。2010年後的第二個10年，海洋權益之爭，尤其是釣魚島問題，上升為核心影響因素。2020年進入第三個10年，台灣問題逐漸成為最受關注的現實議題，隨著中國解決台灣問題進程推進，日本對該問題的關注度持續提升。
黃大慧認為，儘管三大問題始終並存，但歷史問題的影響呈現特殊特徵，其衝擊力雖不及台灣問題、領土爭端那般突發劇烈，但因長期懸而未決，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將是持久性的。在二戰結束80周年的特殊節點，重新審視歷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黃大慧分析，在歷史問題的認知邏輯上，日本存在明顯的責任推卸傾向。日本聲稱，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伴隨軍費增長，且冷戰後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如設立大量與日本相關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導致民族主義情緒上升，進而引發中日歷史問題爭議與關係惡化。對此，黃大慧明確反駁，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動喚醒”，並非進攻型民族主義。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聚焦中日相關歷史，根源在於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最重。中國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其核心在於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而非針對特定國家或民族。絕不能將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與所謂“反日教育”畫上等號。事實上，若日本能正視歷史、糾正錯誤，歷史問題不會成為影響中日關係的突出矛盾。
黃大慧強調，日本的外宣歷史戰是當前需重點關注的議題。2006年安倍晉三首次上任後，日本開始重視外宣工作；2012年安倍再次執政後，於2013年將外宣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實現系統化、戰略化升級，並通過調整政府機構強化外宣能力。從具體策略看，日本外宣聚焦領土與歷史問題，主要針對中國和韓國，主戰場卻選在歐美國家，尤其在美國圍繞歷史問題展開輿論攻勢。其外宣工作具有“有組織、有機構、有步驟”的特點，形成常態化推進機制，而非像中國多在爭端發生時臨時應對，事件過後關注度下降。
黃大慧認為，日本外宣能有效推進，一方面得益於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源於其外宣策略的精準性與章法。他呼籲，中國需高度重視日本在歷史問題與領土爭端上的外宣布局，建立更系統的應對機制，爭奪國際輿論話語權。
黃大慧指出，對於中國今年的閱兵活動，日本主流媒體通過社論表達完全否定的態度，核心論調延續其一貫的責任推卸邏輯：一是抹黑中國閱兵為“宣揚武力”，聲稱中國因國內經濟形勢不佳，試圖通過閱兵提升民族凝聚力、維護政權穩定；二是歪曲中國外交，將中國與他國正常交往抹黑為“與通敵國家、邪惡國家為伍”，炒作“世界分裂”議題，進一步暴露其在對華認知上的偏見與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