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浩。（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10月5日電（記者 郭至君）9月5日，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石破茂內閣困境與中日關係動向”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相關領域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困局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發表了自身的深邃見解。北京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蘇浩發言表示，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成為東亞強國，實現“第一次開國”。然而，這一進程最終以日本在二戰中戰敗告終。第二次則出現在冷戰格局下，中美對立為日本帶來戰略機遇，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實現“第二次開國”。最近，日本的外交青皮書將世界進入的新時代稱為是“中美大競爭時代”，基於日本對外關係的邏輯，它感到“第三次開國”的機會來臨。日本將尋求“三次開國”進程樣式，處理對華關係。
蘇浩強調，中日關係的發展由兩個國際關係的互動邏輯決定，一是中國強弱的區域內在邏輯，二是域外強國的介入與對華壓制，最主要的外部變量就是美國。這兩個邏輯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中日關係進程。
蘇浩表示，日本對華關係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個起伏過程。古代兩千年的中日關係主要處於“華夷體系”下。日本既有對華的仰慕，也存在矛盾。例如日本幕府儒官林春齋父子編纂的《華夷變態》的關於中國的逸聞集，反映出當時日本精英“以夷變夏”的心理。然而總體上，日本始終在這一體系中處於邊緣地位，難以在東亞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進入近代後，西方殖民主義東擴，特別是鴉片戰爭後西方對華侵略，給日本提供了戰略機遇。黑船叩關喚醒了吉田松陰，他提出“補償論”，主張日本應從朝鮮和中國這些弱鄰中獲取補償。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明治維新的軍國主義者，包括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
蘇浩指出，二戰戰敗後，日本因中美對抗而得到第二次發展機遇。國共內戰使日本借機擺脫戰敗者身份，不少日本軍人甚至被捲入中國內戰。此後，抗美援朝讓日本獲得重建空間，美國也在戰略上放鬆對日限制，甚至對日本對琉球的主張也持開放態度，這些都為日本復甦創造了條件。在這一格局下，日本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甚至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也不得不向日本學習，依靠日本的中低端產業分工和ODA，提升自身經濟建設水平。
蘇浩表示，日本當前的對國際局勢的基本定位是，世界所進入的新時代是“中美大競爭時代”。認為中美矛盾將是長期而結構性的，因此將對美同盟關係確定為核心戰略追求的日本，必然使中日關係長期處於結構性對立狀態。當前的日本持有機會主義思維，不可能對華真正友好，而是利用特朗普2.0時期的新“印太戰略”設計，力圖依托美國，在西太平洋建構日本發揮主導作用的新戰略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過去所追求的力圖通過東亞區域合作“拉住日本”，已經不現實。蘇浩提及自己長期參與東亞共同體建設的政策研究和二軌外交活動，協調外交部亞洲司的相關工作，也曾多次赴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韓國等地開展公共外交活動。然而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影響程度，與日本相比仍有差距。
蘇浩說，儘管中日之間存在長期的結構性矛盾，但中國仍然需要把日本納入東亞區域合作框架。原因在於中日之間經濟深度聯結，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較高，產業鏈銜接緊密。過去他曾提出“中國、日本+東南亞（特定國家）”的“2+1”合作模式，認為中日兩國在東南亞本是競爭關係，但實踐中往往能夠轉化為共贏。例如，在越南和馬來西亞，中國企業在水輪發電機罩、變壓器等資源密集型產業上具有優勢，而日本則在發電機等高端設備領先。最終雙方通過協調，共同進入第三方市場，實現互補合作。這種經驗完全可以推廣至中韓、中印在東南亞和南亞的經濟合作關係上，成為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抓手。
蘇浩回憶說，中國在推動東亞合作的過程中，曾經著力建立“東亞思想庫網絡”。在“10+3”的框架下，20年前就開始推動區域合作的第二軌道的制度化建設。當時，日本國際論壇的參與者起初態度抵觸，但在長期交流中逐漸轉變，特別是在吳建民院長推動下，日本一些高端智庫人士逐漸接受並相互協調。這些交流有效推動了中日在東亞多邊合作機制中的合作關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安倍後期的政策走向，推動了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政策表述。由此可見，儘管中日矛盾客觀存在，中國仍需為日本保留一定空間和餘地，避免將其完全推向對立面。
蘇浩強調，近年來中日關係在區域合作中的態勢已經從“上行”轉為“下行”。過去，中日韓間東北亞區域合作有過較為順利的發展，但近年來出現了明顯阻力。即便如此，中國依舊在努力推動中日韓對話，堅持把中日關係納入周邊外交的整體框架之中。這種努力反映出，中國在處理中日矛盾時，仍希望通過合作來對衝對抗。
蘇浩表示，影響中日關係的首要變量是美國。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決定性因素，但美國因素始終是居於首位。在拜登時期，美國推進系統性的印太戰略，讓日本獲益匪淺。正是在這一框架下，日本得以通過美日韓、美日澳、美日菲等“小多邊”機制深度嵌入區域安全架構。通過改善日韓關係而建構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在特朗普2.0時期則有所不同，特朗普的戰略傾向於“新光榮孤立”，在歐洲搞大平衡，在亞太則選擇適度退居幕後，讓盟友在西太平洋前沿發揮平衡中國的作用。美國的這種戰略收縮既讓日本感到有點失落，但也讓其看到了發揮更大作用的機會。
蘇浩強調，在美國適度收縮的背景之下，近來日本的活躍程度顯著提升。日本之所以如此積極，可以從幾個方面觀察。首先是“單一戰區”的構想。日本近來提出的“單一戰區”構想並非單純針對台海或南海局勢，而是一個系統性的軍事戰略的結構性安排。在這一結構性戰略設計中，美國更多處於幕後支撐位置，而日本則被推向前台，發揮牽頭建構西太平洋統一軍事戰區的作用，強化其在區域安全格局中的主導性角色。
其次是中程導彈體系的問題。美國已經在菲律賓部署了“堤豐”中程導彈，不排除形成長期部署的態勢。下一步，這一體系有可能擴展到日本。同時，日本自身也在發展巡航導彈，其射程已經可以達到1000至2000公里，覆蓋中國沿海地區。韓國方面同樣在這一方向邁進，解除美國解除了對韓國彈道導彈的射程限制之後，其導彈射程的覆蓋範圍已經直指山東和華東。這些跡象表明，美日韓的導彈體系未來可能形成一個對華系統化的戰略威懾網絡。
最後是核問題的潛在風險。蘇浩指出，韓國輿論對於自主擁核持支持態度，相關討論已經進入美國智庫的研究議程。而日本則可能選擇另一條路徑，即與美國“核共享”。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容忍日本有限的核能力，以美日共享的方式形成對中國東海岸的核威懾。蘇浩提醒，這一趨勢值得高度警惕，因為它可能會成為未來地區安全格局中最敏感、最危險的變量。
蘇浩指出，隨著中國的再次崛起，中日關係的邏輯是否將從近代的域外決定性邏輯，重新回歸古代的區域內在性邏輯的主導樣式，這是一個值得觀察和思考的長遠戰略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