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呂耀東（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10月1日電（記者 郭至君 陳思遠）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石破茂內閣困境與中日關係動向”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相關領域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困局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發表了自身的深邃見解。中國社會科學院原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呂耀東就日本石破茂內閣歷史立場、日本歷史修正主義趨勢及中日關係發展等議題發表觀點，剖析當前中日關係面臨的挑戰與未來走向。
呂耀東指出，日本石破茂內閣的歷史立場，既凸顯日本政壇保守化與歷史修正主義趨勢，也使中日以史為鑒的溝通陷入困境。
從關鍵歷史節點表態看，今年8月15日，石破茂僅在武道館祭奠二戰時期日本國內死者，迴避日本的加害者角色。此前他雖在非官方學術會議提及8月15日是戰敗日，但官方場合始終緘口不言。此外，石破茂曾稱或於9月2日以個人名義就歷史問題表態，最終無行動；此前日本官方甚至還呼籲西方國家不參加中國“九三”紀念活動。
對於石破茂的沉默，外界有觀點認為其受國內黨內掣肘，但呂耀東表示，實則自民黨內部已形成歷史修正主義氛圍，石破茂的態度是受整體環境影響，而非單純“不敢說”。在紀念活動層面，日本今年隆重舉辦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活動，邀請多國代表參與，著重強調自身“受害者”身份，卻避談“加害者”身份，且邀請中國台灣地區參與相關活動，引發廣泛關注。
呂耀東認為，當前日本正處於謀求擺脫“戰後體制”、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的政治右傾化進程中，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已不再局限於國內，而是逐漸外溢至國際社會。安倍晉三曾提出“日本戰後外交總決算”，旨在淡化《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突出《舊金山合約》的影響，已經堂而皇之將歷史修正主義應用於改變“戰後體制” 的外交政策之中。
談及中國對日外交策略，呂耀東表示，中國將日本納入周邊外交範疇，以“親誠惠容”理念指導對日外交，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對日戰略定位。邦交初期及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十分重視中日關係發展；進入21世紀尤其是近10來年，明確將日本作為周邊外交對象，秉持合作、包容、共贏的原則，維護中日關係大局。
呂耀東指出，中國“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為中日關係發展指明方向。其一，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即1972 年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條約、1998年聯合宣言及2008年關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這些政治文件是處理兩國涉及歷史等業已存在問題的根本保證。儘管日本當前存在破壞相關共識的言行，但中國仍堅定以此為政治基礎維護中日關係大局。其二，推動交流合作以構建戰略互信，四個政治文件中提及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尚未真正實現戰略互信，需通過持續合作強化互信建設。其三，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前提，若日本不深刻反省侵略歷史、持續推行歷史修正主義，中日關係將難以突破瓶頸。其四，推進戰略互惠以實現互利共贏，這是雙方共識，然而日本推行“小院高墻”式經濟安保政策，給中日戰略互惠的實現帶來阻礙。其五，繼續堅持“以民促官”，推動民間友好往來，不過近期中日民間輿論出現惡化，背後存在深層次原因。
從未來趨勢看，呂耀東認為中日關係發展具有曲折性，不會一帆風順。歷史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及東海問題是影響中日關係的關鍵議題，且這些矛盾隨時可能激化，如日本提出的“日本有事”“台灣有事”“日美同盟有事”等表述，加劇了關係的不確定性。
儘管中日在經貿、人文領域仍有合作空間，但合作的深度與廣度有待進一步挖掘。呂耀東認為，此前被視為中日關係“壓艙石”的經貿互惠合作，其實際作用仍需深化，要在戰略互惠層面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同時，日本雖可能基於國家利益間歇性釋放對華緩和信號，但在大國戰略競爭常態化的背景下，中日關係中業已存在的問題隨時可能凸顯和尖銳化，維護中日關係大局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