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创始院長、教授李永輝（中評社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10月6日電（記者 郭至君）9月5日，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石破茂內閣困境與中日關係動向”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相關領域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困局與中日關係未來走向等議題發表了自身的深邃見解。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創始院長李永輝發言表示，當今世界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在這個世界中，作為頭號強國的美國和我國最重要鄰國之一的日本，是影響我外部環境的兩大特殊因素。中美日三國間正在變化的複雜關係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冷靜思考。
李永輝說，特朗普新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對外政策的變化超出了人們最大膽的預期。如何理解和應對這一變化，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一大挑戰。對此，政策界和學術界都還沒有形成共識。原因在於，其一，特朗普新政府執政未滿8個月，尚未提出系統完整的對外戰略；其二，特朗普新政是一場革命，很多內容超出了人們傳統的認知邊界；其三，左翼主流媒體對特朗普及其政府的形象塑造，有意無意地誤導了公眾的認知；其四，特朗普本身反復多變的風格也影響了人們的準確判斷。不過，透過令人眼花繚亂的現象，仍可看出一些端倪，並進而窺探其背後的真實意圖和底層邏輯。
李永輝表示，特朗普新政府內外政策的基本邏輯可概括為：由內及外，由近及遠，一元多層。通俗地說就是 “攘外必先安內”，“謀遠還需固鄰”，即以美國為中心，以北美為依托，自內而外地梯次展開。第一層是國內問題，最大的挑戰不是外部威脅，而是國內左翼民主黨的政策危及了美國的國本，而且迫在眉睫，時不我待，必須優先解決。第二層是以北美為重心的西半球，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後堡壘。據此，則進可攻，退可守。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伊始，便迫不及待地就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問題頻頻發聲，足見其重要性和優先性。第三層是主要盟友，同盟體系是二戰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重要支柱，今天依然十分重要，但已退出了新政府對外戰略的優先位置。在特朗普看來，盟國不僅在安全上搭美國的便車，經濟上更是一直占美國的便宜。第四層才是對手，其中最主要的對手自然是中國，但中國同樣不在優先議程上。
“這並不是說中國不是威脅，而是說，美國有更重要、更迫切的問題要解決，衹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騰出手來應對中國的威脅。至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就更等而下之了。比如說非洲，已基本淡出了特朗普政府的視線。特朗普新政府的對日政策應在這一基本邏輯下重新認識。如此，包括日本在內的所謂盟國，與其說是美國的戰略資產，不如說是負債，而日本在美國對外政策中的相對邊緣化也就不難理解了。特朗普對日本的種種尖銳抨擊，對石破茂首相毫不掩飾的輕慢，就是明證。最近，特朗普更公開表示，日本是一個‘非常不友好的外國侵略者’（‘a very unfriendly foreign invader’）。這雖然不乏特朗普式的誇張和虛張聲勢，卻正是特朗普政府對日政策的邏輯起點。特朗普政府對日政策的現實基礎是日本實力地位的下降。以日本的傳統強項經濟為例，2024年，日本的GDP已不足美國的1/7，中國的GDP則已達日本的4.65倍，德國的GDP也在2023年首次超過日本。按這一趨勢，印度的GDP也將在近年內超過日本，並在世界GDP排行榜上將日本擠到第五的位置。而且，就與美國和中國的比較而言，這一差距還將進一步擴大。基於這一邏輯和實力地位，美日關係必須按照美國的劇本重新改寫。手裡沒牌的日本必須在安全上做出更大的貢獻，在經濟上，特別是貿易上做出更大的讓步。”李永輝說。
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在地區安全中發揮主要作用，扮演美國在東亞的地區代理角色。這類似於冷戰時期尼克松政府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提出的“總兵力方針”。當時，在美國戰略收縮的大背景和分層負責的原則下，盟國不得不承擔力所能及的相應安全責任。實際上，自奧巴馬時代“重返亞太”以來，美國一直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安全義務。所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更大膽地“放權”，另一方面卻不肯繼續“讓利”，甚至與日爭利，寸步不讓。這似乎體現了特朗普更加重視經濟利益的商人本色。日美關係因此變得更加複雜。對日本來說，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二戰後的日美關係是深度綁定的，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基軸。它建立在三大支柱，或者說3個M之上，即以美國為藍本的政治架構和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Model）、大包大攬的軍事保護（Military）以及單方面開放的美國市場（Market）。
日本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創造了戰後經濟奇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次躋身大國之列。現在，特朗普政府不僅拒絕這種單方面的軍事保護和市場開放，而且開始放棄美國自己所建立的戰後國際秩序。日本將不得不走出長期以來的戰略舒適區。但另一方面，在主流保守派精英看來，這也是日本的機遇。戰後國際秩序雖然為日本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良好國際環境，卻建立在日本戰敗和政治不平等的基礎之上，日本因此被譏為經濟巨人加政治侏儒，一個不正常的國家。特朗普政府顛覆這一秩序的戰略轉向恰恰為日本擺脫戰後體制的束縛提供了歷史性的良機。此外，美國的戰略收縮，特別是在地區安全責任問題上的“放權”，也為日本爭奪地區主導權讓出了戰略空間。
李永輝表示，事實上，日本早已嗅到了這一時代變化的氣息。2023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就提出，國際社會已進入歷史性轉型期，國際秩序的變動為日本提供了戰略機遇期，也為日本在本地區發揮領導力提供了機遇。去年石破茂政府上台以來更曾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構建對美的“對等同盟”，而非“從屬同盟”。在國際事務中，日本越來越活躍，在日美關係中，也越來越積極主動，甚至發揮引領和塑造作用，以實現從跟班到領班的歷史性角色轉換。除了發揮區域領導作用，日本也正在“基於印太、面向全球”的總體戰略下衝出東亞，走向世界，尋找日本在世界新秩序中的新定位。2022年12月出台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日本版的“三環外交”。第一環是強化對等的日美同盟；第二環是打造日本與美國的同盟和夥伴國家關係網絡，包括北約、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美日韓、美日菲三邊機制等，構建美日雙中心；第三環是加強與全球南方區域板塊的關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全球南方，在特朗普政府忽視的地方，日本可以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大顯身手，彌補美國的不足。
李永輝指出，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參與奠定戰後日本國際法地位的《舊金山和約》的制定，兩國關係先天不足。此後，在冷戰特殊背景下匆匆實現的關係“正常化”也留下了不少隱患，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台灣問題始終是無法逾越的障礙。而在兩國民間，則似乎一直都存在著某種未得到宣洩的情緒。在世界格局變化，美日關係調整的今天，隨著中國國力的上升，中日兩國實力差距的拉大，兩國間的關係也在經歷重大的調整。日本在中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下降，從大國關係逐漸向周邊關係轉變，從獨立於中美關係逐漸向從屬於中美關係轉變。從社會認知的角度看，如果說改革開放背景下的老一代尚對日本作為強大發達國家有著殘存記憶的話，在日本失去的30年裡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眼中，日本至多只能算是一個中等強國。意味深長的是，中日關係的這一“降級”、“祛魅”與“脫敏”或許有助於使其免受社會情緒的過度干擾，保持相對穩定。但就日本因素而言，由於安全問題重要性上升，美國放任，以及美軍逐步退出第一島鏈前沿部署，中日之間直接軍事摩擦的風險則有可能增加，進而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