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25 00:19:33

　　中評社首爾4月25日電（記者　崔銀珍）3月27日，由“為先進外交的超越黨派論壇”和“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共同主辦，在位於韓國國會的“愛之齋”，聚集了韓中日各國的專家，對3月2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時隔一年零四個月的第11屆中日韓外長會談進行了評價，並討論了三國合作的建議。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院長黃載浩教授致開幕詞時表示，劇變的國際秩序的多種變種正在對經濟安全造成共同的威脅。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因素，需要區域內韓中日三國的共同認識、動力、合作，最重要的不是減法，而是加法的藍圖和哲學，還有韓中日三合一的基調、關懷的協調。

　　為先進外交的跨黨派論壇代表議員魏聖洛表示，在集聚跨黨派合作和外交智慧的國會裡，這次論壇將成為東北亞和平繁榮基礎的討論平台，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具有重大意義。特別是日本和中國的大使一同出席本次會議，能表示韓中日三國在不穩定的區域內環境下，要繼續對話和合作的共同認識。韓中日三國合作應成為東北亞和平與繁榮的核心軸心、多邊主義合作的典範。應對氣候變化、能源安保、數字轉換、老齡化等跨國共同挑戰課題，如果沒有三國的緊密合作，很難有效應對。超越歷史矛盾，面向未來，擴大交流比什麼都重要，最重要的是三國為了構建韓半島問題和東北亞和平，保持緊密而持續的對話。

　　在本論壇的賀詞中，中國駐韓大使戴兵表示，三國合作自20多年前啟動以來，被譽為東亞最根深蒂固、制度化、發展潛力最大的合作機制之一，成果豐碩。通過這次三國外長會議決定加強在六個核心領域的合作，正如王毅外長所強調的那樣，中國準備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將同韓國和日本的合作發展成更加成熟、穩定、有彈性的強大體制。中日韓三國有共同的諺語“遠親不如近鄰”。希望中日韓經貿部長會議上三國能夠取得更具生產性的成果，加強貿易、投資、數字革新合作，今後也能共同維護多邊主義秩序，促進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日本駐韓大使水島光一強調，三國合作不僅對東北亞地區，對整個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此次外長會談上，三國一致同意繼續尋求相互理解、保護人民生活、解決各代人共同面對的共同課題。期待今後TCS(日中韓合作事務局)作為三國合作的樞紐，發揮更加活躍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正如日本外務大臣岩屋毅所強調的那樣，為了使三國合作穩定發展，大眾的支持非常重要。

　　韓中日合作事務局(TCS)副秘書長池西秀二表示，三國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必須的。我們同舟共濟，走向未來，合作是破浪前行的唯一途徑。TCS將“みらい/未來/미래”選定為象徵2025年日中韓合作的單詞。這反映了三國人民構建更加強大的合作關係，共同創造美好未來的樂觀和決心。此次外長會重申三國合作的共同意願，強調在複雜多變的地區和全球局勢下保持持續溝通的重要性。TCS也會根據這一基調舉辦各種活動，增進三國間的相互理解，加強大眾支持。

　　此次論壇分為“韓中日合作評價和展望”，“韓中日合作的政策建議”主題，進行了專家討論。 在本次會議上，專家們對以下內容提出了共同意見：1、韓中日合作是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的必要途徑，尤其是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局勢下。合作不僅對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也對全球多邊主義秩序有深遠影響；2、三國經濟合作的潛力，包括推進FTA談判、構建韌性供應鏈、以及在數字經濟和尖端技術領域的合作；3、擴大人員交流和民間合作是促進三國關係的重要手段，特別是通過教育和文化交流來改善負面認知。並提到歷史問題是三國合作的障礙，建議建立制度化的解決機制以增強政治互信；4、跨國問題如氣候變化、能源安全、老齡化等應對共同挑戰被認為是三國合作的優先領域；5、此外，TCS（中日韓合作事務局）在三國合作中應發揮更大的作用，並建議擴大其功能和影響力。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表示，世界局勢的不確定性加深，各國面臨國內局勢不穩定因素的情況下，日中韓三國外長會談對地區和平穩定具有重大意義。協議盡快舉行首腦會談和明確支持東盟版AOIP這一點值得關注。但是，沒有正式提及6個領域的成果或FTA的內容；各國也表明了各自的意見，顯示出三國的合作關係並不順利。重要的是分階段就共同問題開展對話合作，以相互積極的態度持續落實和討論對話框架。除外長會議外，同時推進不同層級的會議，以各種方式履行三國首腦達成的協議非常重要。

　　日本佳能全球研究所研究委員岡崎久美子表示，21世紀頭20年，三國間的投資規模持續增加。然而，考慮到各國的經濟規模和資金運用能力，目前的總投資規模仍然不夠。剩餘資金還有充分的有效利用空間，為此，三國的市場參與者和政府應該更加努力提高金融市場的連接性，降低制度壁壘，企業活動的環境受到明確的規則和法律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須構建容易接近的糾紛解決機制。另外，隨著全球相互不信任的擴散，客觀可靠的信息，特別是準確統計的重要性越來越大。政府層面的支援和信息正確解釋固然重要，但在多個領域進行的會議和交流有助於擴大這種相互理解。

　　中國復旦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王廣濤表示，雖然此次三國外長會談沒有正式發表聯合聲明，但應對特朗普2.0的不確定性；為即將到來的中日韓首腦會談做準備的工作會談；三國及雙邊關係比以前有了改善的意志，從這一點來看，此次外長會具有充分的意義。此次會談的成果是：1、三國重新認識到了作為Ballast經貿合作的重要性。但是，CPTPP等問題還是有必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加以處理；2、為了新的增長，宣布設立數字經濟合作機制。但是，尖端科學領域的合作方案尚未具體化，仍然存在很多困難；3、通過擴大人員交流，強化了大眾的支持。但是，為了關係的進展，這是最重要的領域，所以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到2030年為止，實現相互訪問4千萬的目標還是很困難的；4、在應對共同挑戰的跨國領域合作是三國合作框架中最常討論、最容易推進的領域。此次會談作為連接過去和未來的橋梁，發揮了展示落實此前峰會共識的過渡性作用，展示了‘中日韓+’合作項目及TCS任期延長協議等實質性成果。但我想指出，各國期待的不同和韓日國內政治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成為中日韓三國合作的變數。

　　中國復旦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林民旺表示，從長遠戰略觀點來看，中日韓合作不是選擇，而是必然，沒有其他選擇。“遠親不如近鄰”也就是告訴人們，朋友可以選擇，鄰居不能選擇。基於這一點，三國是命運共同體的認知，包容合作非常重要。三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度仍然很低，情緒上的反感也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在為合作進行政策思考時，具有自主意識和政策哲學的獨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經濟領域，韓日一直以來都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獲益良多。在產業鏈方面，三國各有優勢，互補性非常大。對於技術競爭，也需要正確的認識對公平、平等競爭。歷史上有中日韓的經濟合作，東盟才能取得更大的經濟發展。三國應該通過善意的競爭和合作，帶動整個亞洲的經濟，發揮帶頭作用。國際環境越複雜，不確定性越大，但這時候三國在安全、繁榮、穩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就越明顯。

　　韓國國立外交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曺良鉉表示，就像前年韓美日首腦會談之後，韓日雙邊關係改善，去年韓中日首腦會談召開一樣，韓中日合作的動力，從這一點來看，韓美日合作和韓中日合作具有互補性的一面。表示韓中日合作成果的最高協議體應該是首腦峰會。三國就盡早舉行首腦會談達成了一致，但國內政治問題和應對特朗普2.0仍存在變數，此外在俄朝關係、自貿協定性質、經濟安保供應鏈、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問題等敏感問題上存在衝突。因此，在互補立場上形成發展韓中日三國共識時，三國合作就會產生力量。在此前提下，提出三點建議：1、盡早召開‘韓中日展望集團’會議，以經濟、社會、文化、軟性安保、民間交流為中心制定展望；2、將首腦會談的年度舉辦穩定地明文規定並落實。特別是為了強化地位，有必要確保中國的主席參與；3、擴大TCS功能。雖然問題並不容易，但如果通過大局層面的討論，在事務局的權限、預算及人事方面能夠擴大自主性和裁量權，就可以將雙邊層面的變數及各國政治日程帶來的影響降到最低。

　　韓國亞洲大學教授李王徽表示，貿易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脫鈎的壓力相比，特朗普目前的保護主義更加難以克服。如果源自美國的保護主義擴散到東亞，三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將會加劇。克服這些局限，RCEP、CPTPP等多邊合作難以產生實質性效果。另外，針對美國的貿易壓力，目前三國向不同方向接近也是限制制度性合作的因素。為了固守三國的自由貿易，解決目前的難關，要推進韓中日FTA協商。三國經濟規模大，供應鏈和貿易網也緊密相連，因此三國合作可以為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相互關稅的損失做出貢獻，進而成為全球切斷保護主義擴散的防波堤。如果能在今年11月APEC前就三國自貿協定談判達成協議，將為維護區域內自由貿易秩序做出巨大貢獻。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研究員劉宗義表示，從1999年中日韓領導人首次舉行會晤以來，三國合作已經超過了1/4個世紀，取得了很多的顯著進展。但也面臨三國領土、歷史爭端；民眾之間的負面認知高；政治互信不足；經貿合作的制度障礙；中美衝突導致削弱日韓兩國對華合作自主性；TCS合作機制的脆弱性與執行力不足等阻礙中日韓合作的諸多挑戰。為了促進三國合作：要增強政治互信，加強高層交往和戰略溝通，搭建多層次對話和歷史問題對話平台；推動經貿合作制度化，加快三國FTA談判，努力共建韌性供應鏈和新興領域合作體系創新機制；加強人員交流和民間合作，擴大青年與教育交流，加強文化交流活動，推動城市外交等。中國以超大的市場提供增長的錨點，日韓以技術創新，以制度經驗賦能區域合作的升級，衹有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聚焦共同利益創新合作範式，才能突破結構性的困境，為東北亞乃至世界提供穩定與繁榮的公共產品。

　　中國四川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黃雲鬆表示，中日韓合作的停滯或者低速發展不應該是地緣政治的宿命，而是制度設計的缺陷或者失敗。實際上是一個做戰略決斷的時候了，有三方面的關鍵突破：第一個突破是建立歷史問題的制度化解決機制，把政治負擔轉化成為合作的資產。第二個突破是應該構建技術競合的動態平衡機制。第三個突破是鍛造抵禦域外干預的集體意願和行動能力，用區域的自主性穩定性對衝全球體系裂變的破壞性和不確定性。為了拓展深化三國合作，有兩點建議1）突破障礙困局的戰略處方、2）制度性創新的現實路徑。我們究竟是要成為21世紀的新冷戰的前沿陣地，還是選擇成為全球多極化和發展繁榮的領航力量。答案不是應該由華盛頓來決定，而是應該由我們自己包括諸位在內的三國知識界，戰略圈和決策層共同作出決斷。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西野純也表示，作為對三國合作的政策性建議：1、日中韓三國合作應該起到維持地區力量均衡的作用。為此，通過首腦及高層定期召開構築一貫的溝通渠道比什麼都重要；2、需要三國的制度支持，以提升TCS的知名度和能力，檢查峰會結果的落實，促進務實合作；3、為了緩和軍事緊張，需要共同努力。三方之間缺乏有效的安保對話體，網絡領域的合作迫在眉睫。建立溝通渠道將成為重要的出發點；4、在朝俄關係的深化中，引導中國在解決韓半島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課題；5、最嚴重的，為了改善國民之間的負面認知和消除誤會，應該更加積極地擴大人員交流。特別是構建未來一代領導人和專家共同討論區域內共同課題的交流平台將成為有效的方法。

　　《東京新聞》首爾分社長上野実輝彥表示，在特朗普2.0導致局勢不穩定的今天，從短期觀點來看，可以成為加強日中韓合作的機會。不僅要深化容易受到國際環境和力量均衡影響的外交、安保、經濟，還要深化共同社會領域課題的合作，努力構建中長期的信賴關係。在採訪現場感受到的是，由於各種因素，市民層面的對中感情正在急速惡化。想再次強調，韓國和日本的政治受到輿論的強烈影響。持續展示可視性的合作和成果才是三國長期國家利益的道路。

　　韓國世宗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鄭載興表示，韓中日三國合作亟需尋求符合新多極國際秩序原則的戰略共識。需要基於對新的國際秩序變化的共識達成戰略協議，需要通過激活小多邊磋商機制（RCEP、韓中日自貿協定等）來疏解風險。如果不改善冷戰思維和敵對性相互認知，接近韓半島和南中國海問題，地區局勢將進一步惡化。如何擺脫現有方式，確保合作動力，需要從雙軌制層面進行創意性的接近或認識上的變化。三國通過構建能夠促進企業間相互合作的可持續經濟增長模式來解決供應網問題，特別是以各自的技術優勢為基礎，構建互補的產業分工結構，發展以規則為基礎的競爭體制的努力非常重要。同時，在美中尖端技術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三國應重新構建區域內尖端產業價值網、供應鏈，深化經濟及技術領域的相互合作，擴大消費市場。在新的國際秩序中，韓中日應在經濟技術合作層面，構建政治外交安保解決新多邊合作機制，努力促進地區和平。

　　韓國西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常任研究員金伯柱表示，隨著特朗普第二期上台，韓中日合作的必要性再次被提出，但對市場發展可能性並不樂觀。一直以來，高度化的韓美日合作成為制約韓中日合作的最大因素。只要這些結構因素不出現裂痕，中日韓合作只會低水平運作。另外，三國各自民族主義互相衝突，合作的基礎也在減弱。但在如此有限的情況下，就特朗普政府難以介入的‘共同利益’達成協議的餘地增大也是事實。作為深化韓中日合作的提議：通過認識的轉換，可以探索像歐洲統合事例一樣的功能主義接近，或者將合作範圍從韓中日地區向東亞擴張。特別是在‘東盟+3’框架下，還可以考慮為開發東盟地區進行合作。例如，海底光纜事業等基礎設施擴充事業的合作，在網絡安保方面，為了防止衝突，反而需要三國共同開發及管理，而不是排除中國。此外，上述三國重啟FTA討論、擴大TCS財源及規模也將成為深化合作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