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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當局“泛安全化”行為邏輯與影響

2025-04-12 00:04:32
  中評社╱題:台灣當局“泛安全化”行為邏輯與影響 作者:林中威(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摘要】在當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各類議題“泛安全化”已成為執政者擴張權力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著社會觀念與結構。賴清德上台以來,通過加強對台軍掌控、推進“全民防衛”與加緊對美勾連等手段,導致台灣社會“泛安全化”全面加速。賴清德在藉此鞏固權力、推進“以武拒統”的同時,其反復標榜的台灣“民主優越性”更為空洞化,也嚴重威脅台灣社會穩定與發展。

  安全指一個社會所處的既無內憂又無外患的環境。伴隨國際環境的快速演變,越來越多社會議題被定義為安全事務,也導致西方民主制度下行政部門以安全為名加強集權的“泛安全化”現象愈演愈烈。在台灣島內,賴清德當局為鞏固自身權力,一面加緊掌控台軍,推動其“台獨化”、“去中國化”,一面持續推進“全民防衛”建設,在社會各領域全面建構“台獨”勢力的整體軍事潛能。一系列舉措不僅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也加速了台灣社會的“泛安全化”進程。

  一、“泛安全化”的概念特徵

  安全是人類社會的基礎需求,但“安全觀”又受到主體對內外環境認知的深度影響。基於此,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愈發傾向於炒作“安全”概念,使越來越多事務成為“至關重要”的“安全議題”。這一“泛安全化”局面不僅為行政部門擴張權力創造機會,引發民間與軍隊的關係重構,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會觀念和民眾的認同。

  (一)安全風險強化行政權力

  維護安全一直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在西方社會,伴隨政權基本完成了對軍事能力的壟斷,其在安全領域發言權也顯著增強。而維護安全的需求不斷擴大,反過來也成為強化集權的絕佳理由。哈樂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指出,對安全的關注促使掌權的政黨更主動地壓制競爭對手、引導民眾的思想,這也將使民主逐漸流於形式,淪為佐證執政合法性的符號。①

  同時,社會對安全風險的態度,也將改變公眾對公權力的看法。拉斯韋爾指出,安全風險的壓力可能促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心理狀態,即個體自覺地抑制反抗公權力的思想傾向。特別是青年一代將自發地支持和維護公權力施行的高壓政策,並將一切反抗視為“反社會”罪行。②這無疑為濫用公權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二)安全議題加劇軍政博弈

  軍隊不僅是社會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社會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社會的“泛安全化”,卻在兩個層面削弱了軍隊的地位。一方面,由於安全領域純粹軍事力量的比拼讓位於綜合實力的較量,能夠充分調用社會資源的管理專家開始取代傳統的軍人,掌握了軍事議題話語權;另一方面,安全議題內涵的擴大,也促使行政部門出面統籌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情報等專業領域,從而進一步稀釋了軍事部門在整體安全事務中的重要性,也使行政部門更為乾綱獨斷,導致其首腦權力的“帝王化”。③

  而在一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卻又高度依賴美西方資源而存續的附隨政權統治下,軍事部門權力的下降又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安全民粹化”。在行政部門影響下,民間的青年被民粹團體組織和動員起來,以維護“安全”為名,進行針對美西方戰略競爭對手的政治鬥爭甚至戰爭準備。由此,與掌權者關係密切的政客,以及上述民粹團體的領袖逐漸取代職業軍人群體成為軍事議題的代言人。這就降低了安全議題相關討論的專業性和嚴肅性,也削弱了對掌權者藉炒作安全議題進行政治動員的制約。

  (三)安全意識重塑民眾認同

  安全雖然是個人與社會的核心需求,其具體內容卻不斷變化。巴里·布贊就指出,“安全問題”並非簡單的客觀存在,而是經由主體間性的敘述而產生的。當某個議題被行為主體貼上安全標籤,作為優先考慮並處理的問題,它便成為一個安全問題。這一“安全化”過程不僅包括安全問題的產生,還包括“威脅”的建構和傳播,以及應對威脅的“緊急措施”的形成。④

  與此同時,安全意識本身也是認同建構的重要內容。安全風險的存在,將在相當程度上重塑社會對自身的看法。亨廷頓就認為人們需要敵人的存在才能產生歸屬感。他以美國為例,論述歷史上多次重大對外戰爭和冷戰均有效地強化了人們對“美國信念”所體現的政治原則的認同。而當重大外部威脅消失後,由其所引發的社會凝聚力也往往開始下降,內部矛盾則隨之冒頭。⑤換言之,塑造外部威脅,可以成為掌權者建構社會認同、維持支持度的重要手段。

  民進黨當局長期將“安全”作為大陸政策的主導性要素,基於泛化的“大陸威脅”認知,推動大陸政策的“泛安全化”,即“非安全領域的‘安全化’”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過度安全化”。這不僅導致台灣社會對大陸“威脅”認知的泛化和激化,也為民進黨當局以“安全”為名,動用檢調和司法手段,對反對人士進行施壓,謀求長期執政提供了條件。⑥

  二、賴清德當局“泛安全化”的行為邏輯

  賴清德上台後,通過加強對軍隊掌控、推動全社會備戰並在美國指導下重塑民眾的安全理念,變本加厲地推動台灣社會“泛安全化”。其一系列舉措在進一步加劇台海安全風險的同時,也為個人擴張權力創造了空間。

  (一)以“保衛台灣”為藉口推動軍隊“台獨化”

  首先,以“台獨”理念進行軍內“抗中保台”動員。賴清德極力在軍中灌輸“敵我意識”,如在陸軍官校黃埔百年校慶活動講話中,就大肆渲染大陸“威脅”,妄稱大陸意圖“併吞台灣,消滅中華民國”,是台軍最大挑戰;強調台軍“絕不能敵我不分,也不能敵友不分,更不能接受‘首戰即終戰’的投降主義”。藉助一系列類似言論,賴清德當局正將黃埔精神偷樑換柱為“抗中保台”的戰爭動員。此外,島內“台獨”勢力也進一步強化對軍中退役軍官參加兩岸交流活動的封鎖和干擾,竭力切斷兩岸“黃埔精神”的天然聯繫,企圖消解台軍對“台獨”的抵觸情緒,將其改造為徹底的“台獨”武裝。

  其次,利用行政權力強化民進黨對軍隊掌控。賴清德上台以來,不僅藉助增加視察指導各地軍事設施、改變軍官晉升儀式流程甚至當眾訓斥高級將領等手段在軍中“立威”,還以更大力度在軍內傳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早在蔡英文卸任前,其“行政院長”陳建仁就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國防部”籌設軍中“轉型正義教育外部專家諮詢小組”,全面推進軍中“轉型正義”教育。賴清德執政後,為推進其“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台軍又從各軍校通識教育中刪除“中國現代史”課程,改為“世界歷史”,並新設傳播民進黨意識形態的“近代思想”與“人權與民主發展”課程等。即使相關動作受到台軍內部抵制,台灣當局“國安會”和蕭美琴本人仍強硬推動其落實,各軍種都有將領被“傳召”向其報告政策進度。

  再次,藉助外部力量重塑軍事部門運作模式。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民進黨當局不僅配合西方輿論,進行“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炒作,也在戰略戰術層面加緊宣傳和吸收所謂“烏克蘭經驗”,提出準備“不對稱作戰”、“城鎮作戰”,強化後備部隊戰力,重視“戰力保存”,提升海空戰力等設想。賴清德執政後,台灣當局“國防部”又邀請烏克蘭軍方人士赴台分享所謂資訊戰、無人機作戰以及“民防動員”經驗。⑦一系列舉措都從專業層面衝擊了台軍原有的戰略戰術安排。加之2024年台軍依照“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在恢復1年制義務役的同時,著手調整兵力結構,將“主戰部隊”、“守備部隊”、“民防系統”和“後備系統”共同納入“國防力量”,尤其是將後備軍人列為“總體戰力”的重要補充,並在此基礎上組建僅有少量職業軍人、訓練與動員都不再依賴台軍傳統模式的“縣市後備旅”,⑧實際上是逐步以退伍已久、與平民無異的教召人員取代傳統軍隊,不僅將更多台灣民眾綁上“以武謀‘獨’”的戰車,也降低在安全領域對職業軍人群體的依賴。

  (二)以“全民防衛”為號召裹挾民眾全面備戰

  首先,加緊落實“全民防衛”相關舉措。賴清德當局著手設置“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並由賴清德本人擔任召集人,蕭美琴、潘孟安、吳釗燮擔任副召集人,邀集官方、產業界、民間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及顧問,討論民力訓練與運用、戰略物資盤點運輸、能源及關鍵基礎設施維護、社福醫療及避難設施整備以及資訊、運輸及金融網路安全等議題。該“委員會”甚至提出培養四十萬“具有中等強度值勤能量的可恃民力”的目標,公然暗示將把更多普通民眾送上戰場,引起島內輿論譁然。賴清德還親自參與“福爾摩薩學院方舟計畫”的民防訓練活動,並接受網路媒體邀請,用閩南話錄製“民防講看覓”系列節目,多方為“全民防衛”站台,對相關事務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其次,持續縱容民間“台獨”勢力軍事化。近年來,島內“台獨”勢力不斷炒作“保衛台灣”相關議題,鼓勵島內青年主動參與軍事訓練,效仿“烏克蘭模式”強化民眾安全意識。在此基礎上,賴清德當局還以推進“全民防衛”為名,迴避台灣當局既有系統與機制,拉入體制外的“黑熊學院”、“壯闊台灣”、“台灣民主實驗室”、“福爾摩薩學院”等“台獨”色彩濃厚的民間組織,發掘其“防衛潛能”。上述“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就同時納入了相關組織和部分企業、社團相關人士。未來其將重點從三個方面配合台灣當局的“全民防衛”工作:一是以訓練“應急防災”專業人士為名,協助培養所謂“可恃民力”;二是以反制“認知作戰”的藉口,共同參與對島內民眾的洗腦;三是利用相關企業、社會組織的資源,為台軍提供運輸、通訊等方面支援。

  再次,利用退役將領擴大行政部門在安全領域發言權。賴清德就職後,任用一批在台軍內部有一定影響的親綠退將,如留任“本土意識強烈”的前“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劉德金為“國安會副秘書長”,使其繼續在對外情報交流上發揮影響;強力護航秉承綠營和美國意志,推動“潛艦國造”的前任“參謀總長”黃曙光,由其繼續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由與賴清德本人及陳菊關係密切,因“親綠”而屢受質疑的前“陸軍副司令”季連成擔任首位具有退伍軍人身份的“行政院政務委員”,發揮他在“全民防衛”等方面的特長,“強化台灣社會和國家安全韌性”等。一系列任命意在利用相關人士的特殊身份,進一步強化行政部門對安全事務的影響。


  (三)以“防務轉型”為策略極力迎合美方需求

  首先,縱容美方公然干預軍方整體安排。不僅“國防部長”顧立雄、“參謀總長”梅家樹在台軍中推行的一系列“改革”都遵循美方授意,台軍高層與美方交往也更為密切。2024年以來,梅家樹、“海軍司令”唐華分別獲邀竄美“觀禮”,接受美方耳提面命。同時,民進黨當局重用的退役將領也往往得到美方“背書”。如劉德金服役期間在美國多所軍校就讀,被評價“深受美國軍方信任”。黃曙光為美國海軍學院畢業,與美前任代理海軍部長、現軍火商史塔克力為同班同學,特朗普就任後,黃曙光又成為第一位竄美的台軍將領。季連成剛剛就任“政務委員”,“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羅森伯格、“處長”孫曉雅就罕見地專程前往“行政院”拜會,孫曉雅更稱與季是“舊識”,拉攏“提攜”之意昭然若揭。

  其次,極力踐行美方台海戰略設想。如近期唐華接受《經濟學人》訪問時,就聲稱解放軍正利用“蟒蛇策略”來“壓縮”台灣,台軍將與“盟友”合作,確保在解放軍發動封鎖時保持海上交通航線暢通。⑨其言論完全是美方智庫報告的翻版。前述劉德金、黃曙光、季連成三人則分別負責美方高度關注的台灣當局對外情報合作、“防務自主”和“全民防衛”三大軍事領域核心議題,直接秉承美方意志、落實美方安排。不難看出,台灣當局的戰略理念和具體舉措已完全基於美方對台海形勢的判斷,一心滿足後者將台灣打造成平時能為對中國大陸發起認知作戰等提供支援、戰時具有“獨立持久抵抗能力”的“戰略資產”的整體安排,相關動作必然強化兩岸間的敵意,顯然不利於台海和平穩定。

  再次,依照美方指導進行社會“軍事化”轉型。在具體操作層面,台灣當局正依照美方規劃,加緊動員社會力量,強化其軍事潛力,如藉助島內企業和科技人員,發展無人機、防空系統等“新型戰力”,著手建設低軌衛星網路、強化互聯網安全、提升基礎設施“韌性”,並發展海巡力量以對抗大陸“灰色地帶戰略”等,從而形成兩岸全方位、多領域對抗的態勢。同時,台軍和島內“台獨”勢力也更廣泛地引入美方資源,推進自身訓練。不僅台軍對美“聯合演訓”和“代訓”規模正不斷升級,“壯闊台灣”等民間組織也與“美國精神”等美軍週邊團體展開密切合作,這些由美方訓練的台軍與民間人士顯然將進一步切斷島內軍事與安全領域的“大中國”意識傳承,有更強的“拒統”決心。

  三、賴清德當局“泛安全化”的多維影響

  賴清德執政以來,一再展現出不切實際、不計後果、不容妥協的行事風格。其個人特質將加劇民進黨當局“泛安全化”政策的失控,使島內行政部門、特別是賴清德本人的權力愈發缺乏制約,加之美方在台灣移植“烏克蘭模式”的安排日益明確,台灣社會的“泛安全化”不僅將威脅其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更將不斷增大台灣民眾為台海衝突付出的代價。

  (一)行政部門權力加速膨脹

  基於台軍歷史上濃厚的“黨軍”色彩,民進黨及島內“台獨”勢力一直與其保持著相對疏離的關係,甚至多次將其作為輿論鬥爭的靶子和謀取政治資本的工具。這一方面固然加劇了民間社會與軍事部門間的緊張,使普通民眾難以客觀看待安全議題,從而強化了民進黨執政下島內畸形的政治與社會氛圍,卻也在客觀上使民進黨當局濫用公權力、挑動兩岸衝突的舉措受到一定制約。但蔡英文執政以來,民進黨當局出於鞏固其統治的需要,加緊拉攏和改造台軍,賴清德在美方支持下,又進一步加大相關政策力度,使上述局面逐步發生變化。

  一方面,當局對高級軍官的掌控正迅速強化。民進黨當局的一系列操作雖然很難在短期內提升台軍整體“拒統”意志、強化其戰鬥力,卻仍可通過分化、拉攏高級軍官,改變以往台軍上層整體與民進黨“台獨”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的局面,避免軍內高官對其謀“獨”舉措的牽制。如劉德金就聲稱“面對威脅想保有自由民主生活就必須付出”,作出惡劣示範。在這一氛圍下,現任“參謀總長”梅家樹也對賴清德當局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配合,更成為25年內首位與“國防部長”一同到“立法院”報告“漢光演習”規劃的“參謀總長”。未來島內軍方高級將領對民進黨當局輸誠的趨勢還可能有所增強。

  另一方面,為民進黨滲透台軍基層提供更大空間。長期的“去中國化”、“轉型正義”相關教育,仍能部分減弱“黃埔精神”等“大中國意識”對台軍基層士兵與軍官的薰陶,改變“台獨”理念在台軍中傳播力度受限的局面。這就逐步化解了民進黨當局與台軍間的隔閡,使民間社會“去中國化”的氛圍對台軍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最終一定程度上達成民進黨向台軍基層滲透其意識形態的目標。而強化對軍權的掌控,也將補上民進黨當局在島內的最後一塊短板,使其權力進一步膨脹。而獲得武裝力量的支持,也會顯著增強賴清德本人“以武拒統”的信心,使其如同拉斯韋爾所言,一方面將台灣“民主優越性”作為挑釁大陸的符號,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踐踏島內的民主制度。

  (二)“台獨”勢力軍事化加劇

  台灣在安全領域長期依賴於外部資源的注入,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權化的發展。但在“泛安全化”快速發展、外部支持者能力與意願明顯受限的背景下,台灣當局將更為肆無忌憚地加緊集權舉措。這一趨勢與賴清德個人特質相結合,將嚴重損害島內當前相對寬鬆的社會氛圍。更為重要的是,“泛安全化”還在原有的軍事部門外,催生一系列打著維護“安全”幌子的民粹團體。它們打著“備戰”“民防”等旗號,在極端“台獨”意識形態主導下,逐漸形成相對嚴密且掌握一定軍事技能的組織,從而對台灣社會運作產生了自下而上的威脅。

  一方面,聚焦“安全議題”為民進黨當局打壓在野勢力提供更多藉口。安全議題本身的特點,以及島內“台獨”勢力的刻意操縱,使當前台灣的“安全”成為極端寬泛的概念。特別是正常的兩岸交流和島內不利於民進黨當局的輿情,都被以“台灣安全”為名加以打壓。如民進黨當局將“反認知作戰”作為“台灣安全”的重要內容,肆無忌憚地強化“網軍”建設,即使近年來相關組織屢屢爆出醜聞,民進黨利用“網軍”操弄輿論的行徑已暴露無遺,但其仍能以“預防認知作戰”的理由公然發展相關力量;面對賴清德執政後強力打壓在野黨引發的反彈,島內“台獨”勢力也往往聲稱相關舉動是與大陸“裏應外合”、破壞“國家安全”,藉此正當化其濫權行徑;台灣當局實現“防務自主”相關軍購項目中出現的一系列弊案、爭議,也多被以“國家安全”為由輕鬆揭過。而正如前文所述,對安全的追求,使綠營支持者和部分台灣青年更易於忽略上述問題、聽信民進黨當局的辯解,甚至將部分在野黨“吹哨人”打成“中共代理人”。

  另一方面,“台獨”勢力主導下“民防”團體的興起將推動民粹政治影響力顯著加強。民進黨當局及島內“台獨”勢力打著“應急防災”的旗號,培育所謂“可恃民力”,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台灣島內災害多發、台海戰爭風險日益上升背景下普通民眾的自保心態。其“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還極為重視吸納宗教界、科技界與傳媒界人士,以“慈善”、“社會安全”等幌子進一步強化賴清德當局“拒統”舉措的欺騙性,也能吸引更多民眾的認可。根據台軍2024年9月的相關民調,71%的受訪者支持動員企業、學校與民間團體合作應對“外部威脅”,69%的受訪者願意參與志願民防組織或社區防衛活動。⑩但相關培訓實際上仍是在灌輸“拒統”理念與技能。“黑熊學院”、“壯闊台灣”都具有強烈的“台獨”色彩,相關培訓也充斥著針對大陸的內容,“福爾摩薩學院”更直接聲稱要“支持為我們征戰、保衛台灣的子弟兵”,避免“與魔鬼簽訂和平協議”。⑪顯而易見,相關培訓的推廣將壯大“台獨”勢力聲勢,使其代表的政治理念獲得更為有組織的支持者團體,從而在社會內部的政治競爭中佔據優勢。此外,在民進黨當局治理下,“民防”團體還成為綠營人士權力尋租的新領域,“黑熊學院”、“全民國防社交教育中心”等“民防教育推廣組織”,紛紛打著推廣“全民防衛”的旗號,向民眾兜售相關課程和應急裝備,將“愛台灣”進一步產業化,形成綿密的利益網路,⑫也增強了“台獨”民粹勢力的發展潛力,為其將來補充甚至部分取代台軍奠定了基礎。

  (三)潛在台海衝突烈度提升

  當前台灣社會整體上“安全意識”仍不濃厚,表現在雖然對兩岸事務較為關注,但仍將社會議題置於優先地位;承認台海衝突風險上升,但仍對軍事議題缺乏熱情;雖然深受“台獨”勢力“去中國化”意識形態洗腦,但對戰時以實際行動“抗中”信心不足等。這在為民進黨當局肆意挑釁大陸、炒作兩岸議題提供更大空間的同時,也使島內“台獨”勢力及其外部支持者在面臨真正的衝突危險時顯得缺乏底氣。民進黨當局要推動島內及兩岸事務的“泛安全化”,必然會以強化兩岸間敵意為前提與重要內容,逐步重塑島內民眾,特別是綠營支持者的安全觀念,使可能發生的兩岸衝突更為血腥,而這也符合美方將台灣社會“肉盾化”的整體戰略安排。

  一方面,強化“軍事互信”滿足了美方將台灣“烏克蘭化”的設想。美方長期以來對台軍內部的“大中國意識”感到憂慮,認為台軍不知為何而戰,美台軍事合作也存在洩密等“安全風險”。台軍中“去中國化”的推進,以及美台雙方在協同訓練等合作中結成的人脈網路,將緩解美方上述顧慮,使其在教授台軍戰術戰法、進行情報交換與出售關鍵武器方面更為無所顧忌。加之前述黃曙光、季連成等人都與美台兩地軍火商關係密切,在美方支持民進黨當局推進“防務自主”的背景下,未來美台軍界可能以軍工產業的發展結成更為緊密的利益集團,為其持續深度勾連、甚至為實現自身利益挑動兩岸局勢埋下禍根。此外,民進黨當局全面落實美方對其戰略安排,持續推進“全民防衛”、實行“豪豬戰略”,還在相當程度上提升了台海衝突的殘酷性,符合美方移植“烏克蘭經驗”的本意。台灣當局在美方支持下將台軍建軍重點由追求“交換比”轉為不計成本地消耗解放軍,極力強化城鎮作戰能力,以及加緊準備在戰時打擊大陸民用目標,一系列舉措無疑意在延長大陸軍事行動的週期、增加雙方軍事人員的潛在傷亡、強化對兩岸民眾生命財產的破壞,最終複製烏克蘭發生的悲劇,不僅造成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更在民眾間深埋敵意的種子。

  另一方面,“民防”組織的發展將把更多普通民眾送上戰場。相關組織雖以“民防”為標榜,實際卻走上了動員民間力量上戰場的不歸路。這一模式也已在敘利亞、烏克蘭等地得到“成功”運用:“民防”組織與軍隊間的差異,使其可以藉“人道主義服務”為名將大批“志願者”送上前線,為正規軍事力量提供支援。如此既可以用有限的訓練誘騙更多普通民眾走上戰場,並為進一步建立雇傭兵等非官方武裝組織奠定基礎,又可以利用西方的媒體話語權優勢,炒作“志願者”群體不可避免的傷亡,給對手扣上“攻擊平民”的帽子。此外,介於職業軍人與民間團體之間的“民防”社團,在輿論場上也佔據了“專業人士”生態位,掌握了軍事議題的發言權,其言論具有更強的欺騙性,有助於堅定民眾“抵抗”的決心。在烏克蘭等地的實踐中,相關人士的公關表演,就有效地隔絕了職業軍人團體對前線真實情況的回饋,維持了社會對戰爭的支持度,最終最大限度地榨亁了全社會的“抵抗價值”。

  結語

  賴清德打著“捍衛台灣民主成就”“備戰才能避戰”的旗號,加速台灣社會的“泛安全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凝聚支持者、改造台灣社會的效果。但事實上“備戰”既不能“避戰”,也無益於台灣的民主。

  一方面,台灣問題的發展從來不僅僅由力量對比決定。即使在中美實力差距明顯、兩岸軍力對比在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台灣當局的時期,中國政府也從未放棄以武力手段打擊島內“台獨”勢力的選項。在今天中美、兩岸實力對比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中國大陸更不可能因為台灣當局軍事實力的提高、軍事潛力的有限增強而“避戰”。這一點,美國國內的政客或許因為長期的傲慢與無知並不能真正理解,但民進黨當局身處局中,如果還堅持這套說辭,將台海推向兵凶戰危的處境,則衹能是愚蠢與惡毒必居其一,甚至是二者兼得。

  另一方面,“安全化”在絕大多數地方是對民主的衝擊。今天所謂台灣獨特的民主制度,尤其是賴清德口中民進黨長期執政的“民主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社會生活“非安全化”甚至“去安全化”的基礎上。綜觀賴清德當權後一系列煽動民粹、搞“假民主”的作為,更證明了其個性必然會加劇“泛安全化”對民主的破壞。由此,儘管賴清德將“維護民主制度”作為抗拒統一的藉口,但他為“拒統”進行的制度和軍事準備,卻正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消解現有的台灣民主。

  總而言之,當前台灣的“泛安全化”既是美國在全球各地製造危機、挑動衝突的又一案例,亦是民進黨、賴清德政治野心的集中反映。其最終目標是將兩岸分歧上升為全面衝突,以民眾的鮮血重構雙方的觀念,這顯然無異於兩岸民眾的長遠利益。

  註釋:

  ①②哈樂德·D.拉斯韋爾、王永強:《拉斯韋爾論衛戍國家》,《軍事政治學研究》2015年第2期,第149-160頁。

  ③牛可:《美國“國家安全國家”的創生》,《史學月刊》2010年第1期,第63-90頁。

  ④孫葉青:《哥本哈根學派應用於安全觀研究的方法論價值》,《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第118-123頁。

  ⑤王青:《撒母耳·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公共管理評論》2008年,第111-116頁。

  ⑥王佳霖:《民進黨當局大陸政策的 “泛安全化”論析》,2024年第4期,第32-50頁。

  ⑦《“我國”邀烏克蘭軍方來台 “國安”人士證實:分享戰爭經驗》,NewTalk新聞,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4-09-11/936048。

  ⑧《因應“中國威脅” 台灣義務兵役延長至一年,展現防衛決心》,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decides-to-extend-the-conscription-to-one-year-20221227/6893430.html。

  ⑨China is using an “anaconda strategy” to squeeze Taiwan,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4/10/03/china-is-using-an-anaconda-strategy-to-squeeze-taiwan.

  ⑩參見“國防安全民意調查”,台“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 focus?typeid=38&uid=7&pid=2760。

  ⑪參見《創立的故事》,“福摩薩學院”網站,https://acaformosana.com/%e5%89%b5%e7%ab%8b%e7%9a%84%e6%95%85%e4%ba%8b/。

  ⑫《踴躍參加“民防訓練”,應對“中國入侵”!美國權威雜誌聚焦台灣民間“抗中保台”》,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4665865?mode=whole。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3月號,總第327期,P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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