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現場（中評社 崔銀珍攝）
中評社首爾11月19日電（記者 崔銀珍）由全球戰略合作研究院與經士智庫共同主辦的“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新飛躍”國際論壇11日在首爾總統酒店舉行。在第二環節“韓半島及周邊局勢的變化與展望”討論中，中韓專家圍繞美中競爭加劇、全球南方崛起、朝俄走近、韓美日合作強化等複雜地緣環境，就韓半島局勢和中韓關係的未來走向提出了多角度診斷與政策建言。本環節由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於鐵軍擔任主持。與會專家普遍指出，在地緣格局快速重組的當下，中韓需在競爭與協作、挑戰與機遇之間尋找新的戰略定位，通過重建互信、拓展合作領域為實現地區穩定營造積極條件。
經士智庫高級技術與創新顧問、前微軟大中華區全球服務部門總經理張軍社回顧了自韓戰結束以來，兩國從長期敵對與意識形態對立逐步走向1992年建交的歷程，認為“擁有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兩國，曾在冷戰後國際關係中走出一條頗具示範意義的道路”，但當前中韓關係面臨的內外部制約已比建交初期複雜得多。
在此背景下，他將習近平主席此次訪韓和中韓首腦會談評價為“再次確認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重要性和相互需要性的關鍵契機”。在政策建議方面，他概括提出五點思路：通過戰略溝通提升互信，構建更加符合時代要求的經貿合作體系，提高人員往來規模和質量，通過交流與輿論引導改善民意基礎，並在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領域加強協調與合作。張軍社指出，去全球化、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擴散叠加美中戰略競爭，使中韓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抉擇壓力”，“中韓關係不應針對第三方，更不應受制於第三方”，應在重建互信基礎上共同為地區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
西江大學知識融合媒體學院特聘教授王善澤認為，俄烏衝突爆發後，美中在多領域展開全方位競爭，國際秩序已進入結構性拐點，“這一劇烈變動首先、也最強烈地反映在東北亞和韓半島”。他指出，冷戰結束後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秩序加劇不平等與政治極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保護主義回潮，則成為“放大全球不滿情緒的重要推手”。在東北亞層面，美日同盟和韓美日合作不斷強化，“新冷戰軸線”逐步成型；與此同時，朝俄走近以及雖然中國保持審慎態度，但交織出新的緊張格局。
王善澤提到，薩德部署後韓中關係跌至建交以來的最低點，“如何防止外交與安全領域的對立連鎖衝擊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是當前的關鍵課題”。他判斷，從中長期看，美中競爭仍有可能被“管控在可管理的緊張狀態之內”；如果中國在形象改善和國際信任重建方面取得進展，將有利於推動政策領域多極化和小多邊合作機制的活躍。對韓國而言，他建議“在繼續把韓美同盟視為外交與安全基石的同時，如中國能夠強化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形象，韓中合作完全可以實現質的升級”，雙方應在這一不確定轉型期通過更為緊密的戰略溝通與協作，將危機轉化為契機。
首爾數字大學國際學專業教授李民子表示，本環節及上午討論“都反復凸顯兩個共同點：一是重建韓中互信，二是需要一個持續穩定的對話平台”，關鍵在於“如何把這種共識轉化為行動與成果”。她強調，韓中應超越停留在口頭層面的修辭性交往，通過聯合研究、交流活動、青年項目等具體合作，搭建更多可持續運行的平台。她指出，中方多次表態“並不存在所謂‘限韓令’”，但韓國文化內容在中國市場的活動仍不順暢。“在此次韓中首腦會談打開契機之後，更需要拿出具有象徵意義的舉措”，例如促成韓國文化藝術團體在華舉辦演出等，“一旦出現這類可見動向，民眾才會真正感到‘限韓令已經結束’”。李民子認為，K－POP和K－文化在全球受到追捧，也是“東亞文化潛在吸引力”的體現；若韓中在尊重差異基礎上推動文化融合，打造面向世界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既能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也能帶動韓國文化實現新的躍升”，形成雙贏格局。
京畿大學經營學院教授李起範在書面發言中指出，美中戰略競爭已成為涵蓋軍事、經濟、科技和意識形態等多層面的“雙方最優先安全議題”。為緩和和管控這一競爭，他提出，應承認階段性妥協的必要性，相互承認並尊重各自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在爭端領域建立危機管理規則，對削弱對方威懾能力的軍備與技術部署保持克制，並圍繞國際秩序基本原則形成共同願景、推動危機管控機制制度化。
在自由討論中，李起範將焦點轉向韓中關係與公共外交。他指出，韓國國內反華、嫌華情緒往往被抽象地看作“觀念化現象”，但現實中，泡菜、服飾、飲食等日常且具有象徵性的議題往往最具爆發力。韓中之間曾出現“泡菜之爭”等案例，甚至引來中國前任大使親自回應。李起範表示，這類象徵性議題一旦在網絡空間無節制擴散，其影響力極大，“兩國政府往往會一直到輿情明顯升溫後才採取應對措施”。他強調，現在這些領域已成為公共外交核心議題，韓中應就可能成為爭端“扳機”的敏感話題形成基本指引，並建立更迅速、負責任的應對機制，“這將成為抑制雙方負面情緒和排斥心理擴散的重要防火墻”。
崇實大學教授田收米表示，此次韓中首腦會談“並非例行性的禮節性接觸，而是在東北亞秩序重組的十字路口開始描繪‘新藍圖’的起點”，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她提到，會談現場兩國元首頭頂上空飛舞的“機器人蝴蝶”畫面，“集科技感、象徵性與未來指向於一體，從視覺層面高度濃縮了韓中共同追求和平與共存的想象”，認為“這次會談不僅屬於雙邊關係範疇，更可視作重新塑造東亞整體平衡的重要信號”。她提出，韓中關係重構可圍繞三條主線展開：一是通過供應鏈、人工智能與能源合作修復和升級經濟互補性；二是在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和平機制構建過程中發揮韓中共同作用；三是拓展文化與價值外交，促進青年一代的相互理解與交流。她特別強調，如能在K－文化與中國文化融合基礎上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東亞文化品牌”，“將成為同時提升兩國文化實力的合作範式”。
西江大學政治外交專業教授李根旭表示，“韓國和中國擁有悠久歷史、地理毗鄰以及高度經濟相互依存，某種意義上已接近於‘共同命運體’”，但同時存在三股正在撼動這一共同命運的政治力量：一是朝鮮持續推進核與導彈開發，長期製造緊張；二是源於美國對中國崛起憂慮而引發的美中戰略競爭；三是伴隨中國快速崛起而在周邊國家蔓延的“中威脅論”。他引用修昔底德“舊有強國對新興強國的恐懼”論點，認為這一邏輯同樣作用於當下美中關係，韓中必須思考“如何在這一結構性張力中兼顧自身利益與地區穩定”。李根旭指出，“問題在於，中國對自身經濟崛起所帶來的政治風險認識仍不充分”，如果在對外戰略上採取更加謹慎、漸進的方式，“將有助於緩和威脅韓中共同命運的政治力量，也符合中國自身長遠利益”。
延世大學國際學研究生院客座教授黃載畯指出，“近期朝中關係的改善跡象以及朝俄走近，都需置於美中矛盾加劇這一結構性背景下加以理解”，在這一進程中，“韓中如何定位自身角色，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東北亞秩序能否保持相對穩定”。他回顧了APEC期間韓中首腦會談中，李在明總統提出的“順應時代的互惠合作”和“鞏固韓半島和平”的立場，認為“中國處在可以通過對朝接觸與斡旋，為緩和韓半島緊張局勢發揮積極作用的位置”。在分析朝中關係“再騰躍”動向與俄羅斯變量對韓半島局勢的衝擊時，他指出，在美中對立與朝核問題長期化格局下，“朝美、朝中、朝俄關係將以何種結構重新組合，需要進行嚴肅的戰略推演”。
黃載畯提出，“在美中對立長期化的格局下，讓朝鮮停留在介於兩大國之間的‘不完全緩衝地帶’，究竟符合誰的利益？” 他建議，中國可以更加主動地推動朝鮮變化，以此尋求新的平衡點；圍繞“韓中關係能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東北亞秩序”、“朝中與朝美關係的發展是否可以並行不悖”、“韓朝關係將如何演變”等三大問題展開戰略設計，“使這三條線索形成良性互動，將是韓中合作的核心任務”。
西江大學政治外交專業教授河尚應提到，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將美中並稱為“G2”的表述，可以有兩種相反解讀：一是令人聯想到冷戰時期美蘇對立的“兩極格局”，二是暗含“彼此承認、試圖共存的兩大強國”之意。他指出，從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的外交路線看，有觀點認為美國可能在亞洲一定程度上“收縮存在”，把更多資源投向美洲地區，“這種語焉不詳的信號也在客觀上加大了東北亞和印太秩序討論的不確定性”。
河尚應指出，韓國國內經歷過冷戰的一代，相對熟悉“韓美日對朝中俄”的二元對立框架，但現實世界秩序已難以用這種簡單敘事解釋。他強調，“在討論世界秩序和東北亞秩序時，需要至少形成某種最低限度的共識性敘事和基本定義”，否則“不同世界觀相互交錯之時，交往反而可能放大誤解和衝突”。此外，他在基於自身研究，他介紹了面向韓國高中生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在周邊國家中，韓國青年對中國的感情最為負面，甚至比對俄羅斯的印象還差”。他提醒，二十年後正是這些年輕一代將成為引領東北亞外交的主體，“如何理解當下青年情緒與認知，並探索可行應對方案，已成為韓中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課題”。
世宗研究所資深研究委員鄭載興表示，“俄烏衝突爆發後，美中全方位博弈已進入‘地緣大變局’階段，其外溢效應正直接轉化為對韓半島與韓中關係的結構性壓力”。他回顧上世紀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後期韓中關係快速發展的階段，指出“當時並不存在如今這種程度的美中對立”，未來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將政治安全與經貿、人文交流領域加以區分對待”。
鄭載興強調，“必須設法避免政治、安全與意識形態層面的衝突連鎖反應，波及並拖累經濟合作與人員往來”，為此有必要“在廣義框架下分離並擴大合作空間與信任空間”。具體而言，他建議更加緊密地構建1.5軌、2.0軌等議題別對話機制，並在新技術、成長產業、地方政府、民間社會等領域搭建多層次合作平台，以減輕單一統合平台所承受的溝通負荷和風險。他進一步提出，可將中國提出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構想與韓國政府的經濟利益導向戰略結合起來，在面向全球南方的基礎設施、新技術和開發合作項目上推動韓中共同參與，“這不僅有助於緩和韓半島局勢，也將成為培育‘友好且合作導向的韓中關係’的重要土壤”。他表示，在韓半島周邊秩序高度交織的當下，“關鍵在於韓中能否分享共同的戰略願景，並設計出面向未來的合作路徑”，時隔11年實現的習近平主席訪韓和首腦會談，已成為“關係正常化的支點”，韓中應在回顧過去快速發展經驗基礎上規劃新的共同未來。
西江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金伯柱則將目光投向日本的角色。他特別說明，這一觀察並非出於對日方立場本身的評價，而是意在指出在當前複雜局勢下，各國在外交表述策略上已呈現明顯差異。他指出，在最近的APEC外交場合上，“公開高調提及朝鮮無核化的國家幾乎衹有日本”，這與韓國、中國乃至美國近年來較少將“無核化”置於公開話語前台形成了鮮明對比。日本將“本國公民被朝鮮綁架問題”和中短程彈道導彈威脅視為核心關切，並試圖在朝日談判中將其作為重點議題；這一立場與美國國內的對朝強硬論相叠加，可能會增加未來朝美談判的不確定性。
在金伯柱看來，對當前的韓國而言，日本的對朝政策“既是需要溝通的對象，也是必須審慎管理的變量”。與此同時，日本事實上已將中國視為最大安全威脅；過去韓國在一定程度上認為中日競爭有助於提升韓國的戰略價值，但在當前韓中關係亟待修復的環境下，“這一思路已難以繼續適用”。他提醒說，在重建韓中互信的關鍵時期，中日競爭“正在為韓國帶來新的戰略難題”，韓國必須在評估美中競爭的同時，將中日競爭對韓半島局勢和韓中關係的長期影響納入整體考量。
在綜合發言中，王善澤教授再次將焦點拉回公共外交。他指出，“公共外交的核心對象應是輿論引導層”，但這一群體的範圍“與十年前相比發生了結構性擴張”。過去主要通過與外交、安全領域專家群體溝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外交目標；而如今，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領域，都出現了具有輿論影響力的多元精英與意見領袖。他以此為基礎指出：“如果說過去能夠影響外交議題的人只占總人口的0.1%，那麼現在這個比例可能已經上升到1%，擴張了十倍以上。”在這種情況下，韓中兩國若仍停留在只與少數專家溝通的傳統模式，“很難實現公共外交的預期效果”。尤其在反華、嫌華情緒等問題上，“單靠與外交、安全專家對話並不足夠，必須把YouTuber、網紅等新興輿論主體納入互動對象”。
最後，張軍社研究員以回答韓方專家提問的方式，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看法。針對“是否可以簡單地認為交流越多、關係就一定越好”這一提問，他表示，國際關係理論界對此有不同見解，但有一點前提十分明確：“如果不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安全關切，任何交流都難以持續。”他指出，在首腦會談等高層溝通中重申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對對方主要安全關切給予合理照顧，是開展各領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前提條件，“在這一前提得以滿足時，擴大交流將對改善官方關係產生確切正面效果”。
對於“G2概念”的相關提問，張軍社介紹說，該概念最早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由美國智庫人士提出，用以主張“由中美兩國通過加強合作，共同管理全球性議題”。不過，他強調，中國政府一直將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堅持多邊主義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因此從未在官方層面接受‘G2’這一概念”，而是主張由更多國家共同參與國際體系的構建與治理。
本環節的主持人於鐵軍院長在總結中表示，東北亞叠加了許多短期內難以解決的結構性難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只能停留在對結構問題的抽象討論中”。他強調，借此次中韓首腦會談契機，“更重要的是在當前時點找到中韓可以共同推進的、具體而現實的合作事項，並付諸實施”。
他指出，中韓應共同梳理當下雙邊關係中的“痛點（pain point）”，並在解決這些痛點的過程中找到關係修復的起點。衹有先行激活民間交流、改善相互情感，雙方才有可能打開新的局面；為此，他特別強調，兩國大使之間的緊密協作以及智庫間會議等1.5軌、2.0軌對話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於鐵軍表示，“今天討論的核心，是如何把中韓首腦會談的成果具體轉化為可以落實的行動議程”，本次論壇本身“就是尋找這些‘可以做的事’的過程”。他最後指出，在地區形勢深刻演變的背景下，如何為東北亞和平與穩定構建更加積極、建設性的中韓雙邊關係，是擺在兩國面前的一道共同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