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的深度專訪（網絡資料照）
中評社香港3月16日電（記者 郭至君）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在“十五五”規劃草案框架下，香港的功能定位出現了新的拓展。對此，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曉兵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就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其在國家整體戰略中可以扮演的新角色分享其觀點。李曉兵指出，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香港需要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金融與法律服務、創新科技與文化交流等領域發揮獨特優勢，為國家發展與全球治理提供支撐。
以下是專訪全文：
中評社記者：對比今年與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發現今年特別強調了“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對此您如何解讀？
李曉兵：關於“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解讀。
首先，國家治理層次。回顧香港特區過去20多年的發展過程，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是一個關鍵時間節點，香港特區的發展和整體態勢在此後都發生了很大轉變。在這一年，“粵港澳大灣區”的設想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在香港回歸紀念日當天，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之後，在習近平主席見證下，當時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澳門特首崔世安、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和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按照協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2018年下半年，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順利建成通車，依法治港、依法治澳和大灣區重大設施和建設項目的飛速推進，“一國兩制”實踐逐漸形成了一種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相得益彰“雙輪驅動”的發展模式。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後，國家舉全力投入支持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將香港定位為灣區重要的核心引擎城市，這體現了國家力量的推動。
然而，2019年的“修例風波”及隨後的新冠疫情阻礙了規劃全面落實和施行的節奏。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以及2024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香港國安條例”的完成立法，正是從國家層面出手為香港特區撐起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傘，才讓“23條立法”能夠順利落地，搭建起來雙層立體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這是國家支持特區治理所採取的重大而關鍵的舉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在“一國兩制”實踐中較多強調基本法的作用，但在涉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大灣區建設規劃和三地深度融合發展，還有完善選舉制度發展香港特區“一國兩制”下民主制度和實踐等重大問題上，必須由國家出手，特別是通過全國人大作出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立法的方式，已經形成了一種基於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憲制基礎而展開的高效、通暢的依法治理模式。這一模式的探索其實是始於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合作安排，當時香港特區與內地協商達成合作安排之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對協商結果予以確認批准及確定“一地兩檢”方案的合作安排，再由香港本地進行立法，整個“三步走”的流程一氣呵成連貫順暢。因此，“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意味著，在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同時，中央會依據憲法和基本法、國安法更積極地承擔根本責任，將港澳治理深度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其次，區域治理層次。區域即粵港澳大灣區。今天的大灣區已經形成了擁有超過一億人口、經濟總量巨大的活躍區域，幾乎可以說具有世界經濟發展引擎的意義。這一區域的發展需要形成新的制度創新和發展模式。在國家層面，有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具體操作層面，則需要粵港澳三地合作探索，例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香港北部都會區等新的重大區域合作創新發展平台的打造。這些實踐必然會催生新的規則，其中既包括國家立法，也包括地方層面的機制創新，旨在形成更高效、便捷、有利於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的一體化區域治理模式。
當前，大灣區內部仍存在一定的區域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三地協同存在障礙和制度藩籬，深度融合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區域層面的依法治理，需要打破過去存在的阻隔性規則，生成一套既能推動粵港澳深度融合，又能讓港澳與內地各自發揮優勢、保持一定的自由和制度創新空間的新規則體系。這已成為連接國家治理與特區治理的越來越重要的中間層次。
第三，特區治理層次。過去的二十多年，香港特區在治理過程中特別是在應對2014年“佔中”、2019年“修例風波”等管制危機、憲制危機以及新冠疫情公共衛生危機時，暴露出治理環節和模式上存在諸多短板，不足以獨立應對和化解重大危機的缺陷。這些危機不僅對社會秩序造成衝擊，也影響了政府公信力，甚至會影響特區與中央的關係。
因此，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意味著特區治理思維需要從“事後救濟”轉向“事前防範”，通過主動立法、法規清理與匯編、法律適應化修改等工作，使回歸前、回歸後的本地法律與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法保持一致，減少法律衝突。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指出，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這一歷史過程一直在不斷深化。《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公布實施便是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歷史進程中創造性的實踐，把依法治理往前大大推進了一步。由國家出手立法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底線劃定制度紅線之後，香港特區立法會也終於在2024年3月19日順利完成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本地立法，雙層立體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得以確立。在此過程中，許多涉及國家安全案件的審理也得以順利進行並作出判決。這體現了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問題上，中央承擔根本責任，香港特區承擔憲制責任，各層級權責清晰並通過依法治理的過程予以落實。
此外，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現代大都市，其依法治理效能的不斷探索和提高，也在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經驗。面對已經暴露出的短板與危機，我們必須主動完善制度和機制、實現依法治理模式的迭代更新。具體而言，國家層面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一系列的“大動作”，如“一地兩檢”方案的落地、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等，香港特區本地立法機關順利完成國安條例立法外，在法律適應化工作等方面的實踐仍需繼續努力。同時，香港本地的社會治理，如應對火災等公共安全危機，以及養老、住房、退休保障等民生問題，暴露出規則缺失或陳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不能僅僅依靠行業自覺，特區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作為管制團隊，需共同承擔特區治理的法律責任，積極作為，實現特區有效治理的基本目標。
總而言之，“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是一個很高的要求。這需要香港特區的管治團隊深刻領會，並在探索模式、確立機制及立法與法律實踐中真正落實，最終呈現依法有效治理的結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拓展與提升，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強化區域治理層面的意識，在大灣區框架下積極探索，這既意味著“一國兩制”實踐的寬度與廣度不斷得到拓展，也意味著“一國兩制”實踐的高度和層次不斷得到提升。
中評社記者：今年“十五五”規劃草案及政府工作報告都強調香港既要融入、也要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您如何解讀這一措辭的變化？
李曉兵：事實上，融入與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二者既可分開解讀，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前些年，我們比較強調融入國家發展大局。2017年，在解讀“一國兩制”實踐發展與重大歷史轉型時，我們曾總結出三大歷史轉型，即港澳特區“一國兩制”實踐要實現從統一到治理，從區隔到融合，從洗刷民族恥辱到實現民族復興的三大轉型。在“三大轉型”的進程中，伴隨著中央作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判斷以及一系列新論述的提出，可以看到，“一國兩制”的實踐與當前國家多項重大戰略之間存在高度契合和重叠，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和當前持續深化改革開放的實踐。
隨著中國在全球格局中的角色和分量不斷提升，國家在諸多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新的責任，中國的發展既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世界，中國也特別希望在此過程中能夠實現互利共贏，願意讓世界各國“搭上中國發展的便車”。在此背景下，香港無論是其既有的發展成就，還是長期形成的國際化角色，都使其能夠與國家層面的戰略部署實現有效對接。與內地各大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相比，香港在這一方面無疑具有先天優勢。
因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意味著香港能夠在國家應對百年變局、參與全球治理以及推動產業迭代升級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發揮重要支撐作用，為國家整體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有力的支撐和助力。
從這一意義上說，香港社會各界對“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理解，更不應僅局限於香港自身的發展或有效治理目標的實現。當前，國家對香港特區寄予了更高期待，希望香港在鞏固和提升既有角色和功能的基礎上主動作為、積極對接國家戰略，真正實現全面深入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發展戰略和新的戰略定位形成緊密對接和密切的良性互動。
從黨的十九大到二十大報告，從“十三五”“十四五”到“十五五”的國家發展規劃，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國家穩中求進的發展勢頭和雄心。即便面對國際上複雜的形勢和各種力量的阻礙和圍堵，甚至嚴重干擾，中國的發展速度、勢頭和節奏依然無法被阻擋和遲滯。因此，香港社會各界要更需清醒認識到，必須要同與國家發展大局實現深度綁定，這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歷史機遇之所在。香港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尤其是政治精英群體，需要深入理解國家發展戰略等重大問題。
近年來，每次全國兩會或黨的代表大會之後，中央都會安排專人專場到香港進行宣講和解讀，向社會各界傳達相關會議精神，幫助香港社會理解中央重大決策和重要論述背後的深意，使香港社會能夠主動對接國家發展目標和相關構想，並在自身具有優勢的領域發揮作用。例如香港也全面參與積極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加入了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金融服務的亞投行，這些都能夠發揮香港的獨特價值，也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分量。
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為重要的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發揮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全力打造的一個高質量發展現代城市群、城市帶，一個重要而具體的高端發展創新新平台，可以成為中國和世界經濟新的發展引擎，推動區域實現高質量的聯動提升和跨越式發展。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國兩制”實踐的展開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高度重叠，也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度重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極大地放大了“一國兩制”實踐的整體效應；今天港澳特區“一國兩制”的實踐也早已超越兩個特區本身，在廣度、深度和高度、層次上不斷拓展和提升，這一過程與國家發展戰略的緊密連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核心在於發揮香港所長。在新的發展階段，更需主動服務國家需求，由被動轉為主動，做到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特別是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香港具有高度國際化的特點和功能，香港特區完全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為國家深度全面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們提出，之前董建華先生總是說“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會更好”，我們可以進一步將其延伸為“香港好、國家好、世界好；世界好、國家好，香港會更好”。在今天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有國家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的歷史機遇，有國家在政策層面和落實層面的大力支持，香港特區應該可以大有作為，也是完全可以大有作為。
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首先需要準確理解其內涵。當前國家發展大局，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形成的新的發展定位、目標和戰略，具有明顯的全球意義，具有推動世界秩序重塑和國際政經格局深度調整的意義。在此背景下，香港作為高度國際化的城市，不能僅以一般城市的發展定位來看待自身，而應充分發揮其制度創新的優勢、國際人才集聚的優勢以及國際金融中心等獨特條件。
在香港傳統的“四個中心”的基礎上，國家正在新的領域投入更多國家層面的資源。例如今年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辦，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深化國際合作的重要歷史契機，港澳特區可發揮各自優勢，在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大作用，毗鄰深圳的香港在此重大主場外交活動中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扮演重要的角色。屆時，APEC財政部長會議將在香港舉辦，APEC旅遊部長會議將在澳門舉辦。此前，剛剛結束的第十五屆全運會由廣東、香港和澳門共同舉辦，也吸引了國際體育界的關注，使賽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廣泛的國際影響力。這些都是香港深度融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具體體現。
此外，國際調解院等國際法律合作平台在香港設立，也是國家主動賦予香港的重要功能。香港特區社會各界，包括法律界、政府以及立法機構，都已經深刻認識到國家對香港特區新的角色和功能的高度重視，以及對香港長期以來形成的法治傳統和在國際爭端解決中所具備的公信力與地位的認可。國家為香港賦能，但香港也需要主動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實現由被動參與轉向主動作為，並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不斷深化理解。
最後，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看，2018年我國現行憲法的第五次修改，已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憲法，這標誌著國家在發展定位和戰略判斷上的重要提升。在這一新的戰略框架下，香港完全可以有所作為，並發揮更大作用。
在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面臨嚴峻挑戰的歷史時刻，我們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那就是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實踐決不能不能形成“偏安一隅”或“自娛自樂”的思維，高度自治也不應被誤讀為可以不用關注和考慮國家的整體發展規劃和基本目標而獨自翩翩起舞，更不能被外部勢力所利用和深度裹挾，甚至被激進政治勢力所操縱一步步演變為所謂“准獨立”或“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甚至引發類似“顔色革命”的風險。事實上，香港特區衹有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從發展層面有效防範化解潛在風險和危機。同時，若能夠主動地服務國家發展戰略，這些諸多問題本身也可以避免，根本就不可能產生。在此次意義上，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也是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發展和重大歷史轉型的應有之意和基本要求。
中評社記者：對比“十四五”和“十五五”規劃可以發現，以往對香港的定位主要是“八大中心”，現在已擴展為“十大中心”，並提出“兩大樞紐”和“一個生態圈”等新表述。您認為，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李曉兵：從最初的“四個中心”，到後來的“八大中心”，再到如今提出的“十大中心”、“兩大樞紐”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香港的角色和定位正在不斷拓展。其中，“國際貿易、航運、經濟、金融”四大中心的地位在香港回歸之前就已基本形成，構成了香港長期以來的傳統角色。在國家當時的發展階段，香港的這些角色都顯得十分重要。例如在航運和貿易領域，當時內地沿海城市尚未充分發展，相關開放政策和自貿區建設也尚未啟動。因此，在香港回歸初期，其“四大中心”的地位尤為突出。但隨著內地特別是沿海城市的發展，部分城市例如深圳在經濟總量和港口吞吐量等方面已顯著提升，上海、廣州等沿海各大開放城市發展如火如荼，香港的傳統“四大中心”角色面臨挑戰，但從中央仍希望鞏固並提升香港的作為區域和全球的貿易、航運、經濟、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
因此，國家在“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建設“八大中心”的定位，即在原來的“四大中心”的基礎上增加國際航空樞紐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功能。當然，相關中心的建設本身是一個長期過程。以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例，香港特區政府在梁振英先生擔任行政長官期間設立創新及科技局，意在推動創科產業的發展，但整體來看預期的目標並未完全實現，因此仍需要在國家層面進一步為香港賦能。總體來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八大中心”中尤為關鍵，承載著國家持續推動產業升級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以及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期待。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已經成功從農業大國轉型為工業大國，並正朝著實現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邁進。在這一階段，國家發展更加依賴高端科技創新驅動。香港若能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各大中心城市的深度合作和密切聯動，將有助於實現這一戰略設計和產業布局的合理安排。
在建設亞太地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方面，香港也具備明顯優勢。其成熟的法律體系和良好的法治傳統在東南亞乃至更廣泛區域具有國際影響力。國家支持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正是進一步發揮香港特區的這一傳統優勢，並充實了香港在高端法律服務和爭議爭端解決領域的相關功能。國際調解院不僅可以處理重大的商事糾紛，也能夠調解國間的政治性爭議和區域性爭端，從而提升香港在法律服務和爭議解決領域的功能與層次。
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同樣與國家發展戰略密切相關。隨著產業的發展和產業鏈的打造，知識產權服務與保護的重要性不斷提升。近年來，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全國設立多個區域中心，強化相關制度和體系建設。香港也需進一步努力，打造具有區域和國際影響力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
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產業大國和創新大國，而香港毗鄰深圳、東莞等全球產業鏈重要節點。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等企業擁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知識產權，在國際產業鏈和貿易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因此，香港建設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並非抽象定位，而是直接服務產業發展，並與其法律服務和爭議解決中心的功能定位形成呼應和聯動。
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構想，在上一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職期間特別重視並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其重要意義在於，使香港在保持經濟城市特質的同時，進一步強化文化功能，不僅成為經濟和創新城市，也成為宜居城市，從而提升城市生活品質與文化品位。
因此，香港的發展需要具備為全球發展探索路徑和模式的意識。除了經濟繁榮，也需要重視幾百萬居民的生活質量，包括住房等過去被忽視的短板問題。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建設的發達，都為香港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例如可以通過區域協同發展來解決人口密集和生活空間有限，提升廣大居民生活品質的問題。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建設，正是提升香港城市品位、豐富城市功能的重要舉措。在全球文化交流中，香港擁有多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學，這些高校不僅在科技創新方面具有優勢，也應在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中可以增強自身的話語權，在提升中國國際話語主導權方面有所作為。
同時，香港也可以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內地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具有深厚歷史底蘊的文化符號，如傳統的絲綢、茶葉、瓷器等，都可以通過香港向世界進行推廣。這樣，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不僅具有現實內容，也能夠形成廣泛的連接點，帶動內地相關文化資源產業提升品質輻射全球走向國際。隨著“一國兩制”實踐的溢出效應不斷顯現，這一領域仍有大量工作可以開展，香港年輕人也可以在其中發揮積極作用。
此外，香港打造國際航空樞紐，是基於港澳特區與大灣區的高度集聚的國際化航空服務基礎設施，大灣區密集的高鐵線路網、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構成的立體交通體系，能為人員和物資便捷高效的流動提供強大的硬件支撐，助力香港從航運中心轉型為兼具國際航空樞紐職能的城市。從國家發展視角來看，相比上海、台北、首爾、東京等城市，香港是承擔國際航空樞紐角色最具潛力和競爭力的城市。香港要打造好這一樞紐，需充分依托大灣區發達通暢的基礎設施，借助便捷交通完善物流建設，集聚全球人財物，深化香港與世界、中國與世界的連接。當前美國在世界上推行去“全球化”的操作，美伊戰爭讓中東地區包括杜拜和其他城市的國際聯通功能在衝突中受到衝擊和影響，香港更應抓住機遇，提升國際航空樞紐的角色和功能。
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也是香港的獨特優勢。香港在回歸前就具備成為高度自由的離岸金融服務樞紐的空間，伴隨人民幣國際化與全球範圍內的產業鏈、貿易鏈、金融鏈的打造，這一優勢將進一步凸顯。持續的中東變局必然帶來大量資產和高端人群溢出，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國家構建的內循環和外循環的重要連接點，這些條件是獨一無二的，也是新加坡等其他區域中心城市所不具備的。香港應利用自身制度優勢和空間位置優勢，將離岸人民幣業務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人民幣國際化相鏈接，主動對接東南亞各國，輻射中東地區和非洲，實現既有角色和功能的突破與提升。
香港的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園與國際航空樞紐、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緊密相連，前海深港合作區、橫琴粵澳深合區、北部都會區、廣州南沙等重點區域的建設打造，以及深圳、東莞與香港毗鄰的天然地理距離優勢，能推動大量產業要素通過香港向全球投放，促進產品高效流動，形成大宗國際化商品交易生態圈，集聚人流、物流、財力和資金流，放大香港的自我賦能與國家賦能效果。
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核心是積極融入並主動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今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我國在“十四五”期間扛住了諸多內外部的嚴峻挑戰，也為應對全球外部危機的不確定性做好了準備，在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正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壓艙石”“定海神針”和重要引擎，政治穩定經濟活躍的中國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態勢能為全球增添穩定性，這正是香港深度對接“十五五規劃”的核心意義。
今日的中國正在大踏步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儘管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風險持續增大，香港深度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關鍵在抓落實，不能僅停留在口頭表態，要見到實際成效，唯有國家發展向好，香港才能迎來更好更大的歷史性發展機遇。中國發展為世界注入信心和穩定性，也能讓香港更好承接國家賦能，形成良性循環。同時香港也要有一代又一代人持續接力負重前行的意識，將深度對接國家發展規劃形成良好傳統，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香港的歷史機遇與國家發展機遇深度綁定，香港對接國家規劃，就是承接國家發展所釋放提供的重大發展機遇，而香港的發展也將反哺國家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發展超級大引擎，香港是這一引擎中的加速器和支撐點，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在世界失序、發展動能不足的背景下，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是抓住特殊歷史機遇、主動作為的重要舉措。
中評社記者：李家超政府提出要成立專班，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以此更好對接國家大戰略，想請您談談這一做法的價值與實施方向。
李曉兵：澳門特區在制定五年規劃方面已占據先機，走在了香港特區前頭，這從特別行政區治理層面，也體現了依法治理的效能。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文明國家，自建國後形成了五年規劃的發展模式和傳統，毛主席在建國初曾預估，中國通過半個世紀到一百年努力發展，差不多持續15個“五年計劃”就有望趕上並超過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如今來看這一預期頗有前瞻性，已經將要得到驗證。香港借此特殊的歷史時刻抓住歷史機遇制定自身五年發展規劃，是汲取國家治理的成功經驗，梳理自身優劣勢、挖掘發展潛力、制定有效可行的中長期發展目標的必由之路。在國家發展百年變局的關鍵節點，香港邁出這一步意義重大，是實現跨越發展、升級迭代的良好模式，也是特區治理的重大舉措。
若由特首牽頭成立專班，協調各部門完善香港多個中心建設，挖掘新的發展賦能，香港將在既有基礎上刷新自身角色和定位，展現新的發展雄心，在五年規劃中充分發揮未來發展的想象力，確定新的目標與新的定位。
比如，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內地通過國家發展規劃和區域性產業布局培育，在電動汽車、綠色能源、電池蓄能等領域已經發展處全球領先的產業，香港在這些領域則存在嚴重的滯後性甚至空白，如果僅靠市場的自發性發展，也許將永遠無法彌補這些短板，而由政府主導制定五年發展規劃正是補齊產業短板填補空白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香港需通過政府主動作為補齊發展短板，同時深度對接國家發展戰略，通過立法會積極推進立法、支持政府產業政策和資金投入，在項目驅動、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北部都會區打造等方面，將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充分納入五年規劃，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國際高端人才、全新產業布局和區域聯動。
此外，成熟的金融服務和全球人民幣離岸發展樞紐的打造，也需與特區政府的五年規劃具體內容深度結合，以此體現本屆香港特區政府的新作為、新風貌、新氣象。目前，新一屆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已經開始履職，香港政府和立法會的良性互動關係已基本確立，完全擺脫了以往立法會“拉布”不斷掣肘拉扯的狀態，這為特區政府展現全新的治理理念，催生新的發展態勢和釋放發展動能提供了有利條件，而制定和實施五年規劃正是香港特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和治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