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3 00:46:07

　　中評社北京3月13日電（記者 盧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嶺南大學校長特別顧問、香港歷史學家劉智鵬近日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時，從專業研究者的角度，介紹分析了“由治及興”新階段，香港教育尤其是中國歷史教育的發展變化與前路思考。

　　劉智鵬認為，近年來香港社會各界對歷史教育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尤其是在經歷了一些社會事件後，公眾愈發認識到在香港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國家觀念的重要性。現時整個香港社會的氛圍已經越來越注重中國歷史，成效初顯。但劉智鵬指出，歷史教育除了課程設置還需要進一步優化之外，教材質量同樣關鍵。目前而言，歷史科沒有統編教材是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他認為未來教育局應收回教材編寫權，統一制定教材，確保內容質量。

　　劉智鵬談到，特區政府應該盡可能、盡快地投入最大資源，把“留學香港”這個品牌好好地建立起來。一方面要擴大非本地生的招收規模，另一方面也要提升他們的學習體驗。劉智鵬說，現在的地緣政治形勢對香港有利，要抓住這個窗口期好好布局。當前比較大的挑戰是怎麼吸引中國內地以外的學生來香港。他認為現在應把基礎打好，深耕東南亞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正確的方向。

　　談到香港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劉智鵬認為，河套香港園區已經開園，這正是推動香港產學研一體化的好時機。香港應該充分發揮本地高校在創科方面的科研優勢，結合內地頂尖高校的科研力量，實現強強聯合，在香港這個平台上吸引產業落地。但他強調，香港觀念上需要革新，衹有思想上的根本轉變，才能發揮產學研潛在的發展優勢。

　　另外，在談到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計劃對接“十五五”規劃時，劉智鵬強調，關鍵在於香港對接國家規劃的時候，"對接口"必須保證有高度的效率，要能真正對得上。他認為，在業務層面對接不是大問題，找到合適的領域就能對接上。關鍵是參與這些規劃項目的主體——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必須有一個意識：香港的效率必須跟得上國家的節奏。

　　以下是專訪全文：

　　關注香港與國家的歷史聯繫

　　中評社記者：今年兩會您主要關注哪些議題？

　　劉智鵬：我關注的有三個方面，提了一些建議。第一個還是跟歷史教育有關係。我關注到一間叫達德學院的學校，香港的學院，現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那是1946年在香港屯門成立的一所大學，由中國共產黨和當時的民主黨派攜手建立的。這所大學很特別，因為當時香港衹有香港大學一間高校，它應該是第二家。它用的是美國式的120個學分、四年制的學制，但當時香港沒有四年制的高校制度，所以港英政府最後批了一個三年制的執照，讓它合法辦學。

　　達德學院的老師陣容非常鼎盛，都是當時鼎鼎有名的人物——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還有各種各樣政界的人物。因為當時內戰，很多人都留在香港。他們就想到，這麼多厲害的人在香港，倒不如讓他們當老師，讓那些因為抗日戰爭而失學的青年學生有機會上大學。結果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學生，包括從內地來的青年、香港本地的，還有海外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很多游擊隊的年輕成員，打完仗也就二十歲上下，需要繼續念書，也都來到這裡。可惜辦學不到三年，1949年2月22日，達德學院就被港英政府給封了、關門了。在這短短兩年半的時間裡，它培養了大約一千名學生。為什麼說大約？因為這一千人中，絕大部分後來都回到內地，參與建設新中國的偉大事業。有些人到了北京，有些人到了南方地區，聽說最早一批去到潮汕地區，接管當時的銀行系統，還發過鈔票。最早的一批人民幣鈔票，據說跟他們有關係，但因為各種原因沒有保留下來。

　　今年正好是達德學院創立80周年。這是一個在香港、由中國共產黨推動的很有意思的文化教育事業。我覺得可以推動兩地合作，舉辦80周年紀念相關的活動，借這個機會向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呈現出中國共產黨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在香港做了很多具體而富有意義的工作。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建議，跟體育有關。去年粵港澳聯合辦了全運會。我在想，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報請中央政府——因為衹有中央政府才有權申辦奧運會——以粵港澳大灣區聯合主辦全運會的基礎和經驗，去申辦一屆奧運會？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方向。

　　第三個建議，是關於內地學生到香港留學。近幾年，內地學生來香港讀書的熱度越來越高。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提請國家教育部，就這個教育動態做一次比較全面的調研，瞭解一下內地學生到港澳留學，究竟對學生個人、對內地的教育系統、對人力資源發展等等，有什麼影響？好的方面是什麼，需要關注的方面又是什麼？然後從調研結果出發，往後可以更準確地推動港澳地區跟內地在高等教育、基礎教育方面的對接、互動，甚至是協同辦學。也就是說，把港澳的教育資源真正看成是國家教育資源的一個重要部分來處理。

　　中評社記者：您說的調研，您覺得比較重要的、需要關注的數據是哪些方面？

　　劉智鵬：比如說，內地學生來香港和澳門，特別是來香港上學之後，對這個同學本人有什麼影響？他為什麼不留在內地上學，為什麼要跑到香港來？選擇港澳的原因是什麼？港澳在人才培養方面的吸引力在哪裡？這究竟有什麼意義？

　　舉個例子，我們當年到英美留學的人很多，因為那時候香港大學很難進，本科或研究生都去了海外，確實替香港培養了一批骨幹人才，特別是工商界，很多人的教育背景都有海外的影子。當然當時也有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資源很少，所以才會有這種情況。

　　現在不一樣了，1990年代以後香港高等教育界擴大了很多，本地培養的人才也多了。我個人就不覺得國外的教育經歷在目前香港有特別突出的優勢了，跟過去不一樣了。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很少港大畢業、也很少中大畢業的，大多數都是海外回來的。因為那時候每年一百個學生當中，可能衹有一個進港大、一個進中大，加起來就兩個多一點，不到三個人，我的前輩更少，不到兩個。所以你看那時候很多人的本科學歷都是在海外拿的。

　　但今天你看，我們到處碰上八大院校也好、自資院校也好，招的都是香港本地培養的學生。海外回來的比例上就少了一些，人數上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優勢。我們當年還有一種假設，覺得海外回來的英語肯定說得好一點，現在也不一定。

　　所以反過來看今天，內地很多學生到港澳來上學，我覺得相關調研結果會很有意思，起碼教育部可以掌握這些情況，然後根據情況調整內地生到香港的招生政策。比如說現在是八大院校非本地生比例上限是50%，自資院校是40%，而職專類的非本地生比例衹有10%。我覺得這個比例有擴大空間。因為內地現在已經比較明確地把中學到大學的教育分流了，社會發展也確實需要不同層次的人才。香港其實也一樣。

　　比如說未來我們要發展創科，真要產業化的話，必須有相關的人員去服務這個產業，不能衹有搞理論的、拿筆幹活的，你還得有拿扳手幹活的人。這種人在香港目前比較短缺。正是因為這樣，我覺得可以趁這個機會，引進更多內地的青年來香港，加入應用學科這個領域。我主要的關注點是這三個方面。

　　歷史科在香港的“由治及興”

　　中評社記者：您提到的第一個點就是重視歷史教育的工作。我們知道您長年關注和推動香港的歷史教育工作，強調重視香港的中小學中國歷史教育課程。想請您介紹一下，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香港現時的中國歷史教育現狀如何？香港的歷史教育、愛國教育環境，您認為這幾年來有什麼變化和進展、還有哪些方面可以進步、改善？

　　劉智鵬：我必須把範圍擴大一點談，回顧香港回歸至今的中國歷史教育發展。有些諷刺的是，回歸後，中學生修讀中國歷史的比例反而下降了。問題根源在於2009年開始推行的教育改革。

　　在課程改革前，香港實行5年中學加2年預科的學制，高中階段涵蓋中四至中七。當時，無論文科還是理科學生，修讀中國歷史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八十，大部分學生至少修讀至中五。課程改革後，學制調整為三年高中（中四至中六），取消了預科。在新的架構下，中文、英文、數學、通識教育成為四大必修科，學生一般僅能選修兩門課程。受此影響，選修中國歷史的高中生比例大幅下降至約10%，且這一狀況持續至今。其背後原因在於，中國歷史課程內容緊凑、分量較重，而另一門世界歷史課的課程安排相對寬鬆，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復習備考。

　　大約五六年前，即2018/19學年開始，教育局作出調整，將初中階段（中一至中三）的中國歷史科列為獨立必修科，以確保所有初中學生都能接受系統的中國歷史教育。同時，高中階段也在持續優化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兩科，世界歷史科的視角逐步調整為從中國看世界。近年來，隨著高中必修課課時壓縮，學生選修的空間略有增加。

　　小學階段的中國歷史教育也已逐步推進。大約十年前，我本人曾以歷史學家身份參與小學常識科課程的工作，負責將中華歷史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但我想提出的是，課程設置之外，教材質量同樣關鍵。後來發現什麼事情了？必修應該是很好了，每個同學都要上課，但關鍵是它教科書弄得比較糟糕。因為中國歷史的初中教科書，它用的語言，有的同學就說比中國語文課的課本還要難、還要深，根本都看不懂——都是四個字四個字的語言。我已經跟教育局提出了關注。這個結果影響是什麼？影響一批學生他上不了這個課，但這是必修，他就只能換到國際學校去，他不上了。你看多糟糕，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設計，因為中間有這麼一種情況沒有注意，就變成這樣。這是一個需要關注並改進的問題。

　　話說回來，總體而言，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歷史教育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尤其是在經歷了一些社會事件後，公眾愈發認識到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國家觀念的重要性。我本人也積極參與其中，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中唯一的歷史學者，並在去年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負責修訂增訂《港九大隊志》一書，該書成為社會認識香港抗戰歷史的重要參考讀物，進一步推動了公眾學習中國歷史與香港史的氛圍。

　　整個社會的氛圍都越來越注重中國歷史。社會氛圍的變化還是很明顯的。過去這些年，從非法"佔中"到旺角暴亂，再到"黑暴"事件，大家都意識到一個問題：年輕人之所以容易受到煽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沒有學好中國歷史，缺乏國家觀念，對世界大勢缺乏清晰認知。因此，社會各界越來越關注中國歷史如何落地、如何普及的問題。

　　過去很多年，我也承擔了不少歷史推廣的工作。現在在立法會，我幾乎成了同事眼中的"歷史學家"，每次發言，大家都期待我能從歷史角度提供一些獨特的視角和見解。

　　前年，我加入了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這個小組除了組長外有12名成員，我是其中唯一的歷史學者，也是唯一的立法會議員。去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與我們修訂增訂的《港九大隊志》恰好相遇。這本書再版發行後，成為全香港認識和探討抗戰歷史——特別是港九大隊在香港抗戰中的貢獻——的標準參考書。去年我們賣了7000本——我和團隊沒有收取任何報酬。這本書的推廣，進一步推動了社會上學習中國歷史和香港史的氛圍。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狀態還是不錯的，社會對歷史教育的重視程度確實在提升。但關鍵問題仍然在學校裡面。課程設置還需要進一步優化，更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公開考試、考評與課程學習之間的關係。過去一直以來，我們讓公開考試主導了教學——內地也存在類似情況，高考題目幾乎決定了老師怎麼上課，因為要以應試為目標，要考高分就得研究考試。香港也很聚焦這種情況。到了高中五年級以後，老師基本上就把歷年的考卷拿到課堂上，讓學生反復練習。以我的觀點來說，這就有點"主客不分"了——本來應該是學習課程內容，現在變成了鑽研考卷，課程本身反而被擱置一旁。結果是，學生的考試分數可能很高，但未必真正學到多少中國歷史或世界歷史的知識。我在大學歷史系任教多年，發現很多新生即使這兩科分數不錯，也看不出扎實的歷史功底，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

　　中評社記者：現在香港的教科書是由哪個部門負責？有沒有統編教材？

　　劉智鵬：我們教科書都是教育局。現在有這個課程綱要，我們教育局有委員會——我也當過委員會成員——就擬出一個課程的大綱。這大綱發布以後，出版社就可以拿著這個大綱去組織它的撰寫的班子。把教科書寫好、稿子寫好送到教育局去審。教育局就聘請一幫學者、老師，還有他們自己的教育局的官員——是誰大家都不知道，就關了門在看，看教科書的稿子。

　　過去教科書的質量不能說很差，但也不是很好。這種中學用的教科書，哪怕他是高中的教科書，一般的編者（動手寫的人或主編），都不是我們大學的學者，都一般是中學老師或者出版社的一些編輯。為什麼大學老師不寫？因為對大學老師沒有好處。寫這些倒不如去搞研究、發表兩篇論文，大學老師可以升職上去。你寫這個，上不了，還找你麻煩。

　　我們沒有統編教材，這是一個問題。特別是中國歷史這門課的教科書，就不應該在外面隨便讓出版社來編寫，應該自己搞。我覺得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地理這幾門課，教育局應該拿回來統編教材。

　　中評社記者：現在香港有什麼科目是有統編教材的嗎？

　　劉智鵬：都沒有。看出版社寫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這事是一個很長的歷史。當年特別是二戰以後，香港的人口突然間多了，突然間教育普及，政府就想出辦法——弄一個大綱外包。你們就寫，寫得好不好，我們再審查一下。這個是當年的情況。今天是不是還可以這樣子？我覺得還是可以論證一下的。

　　中評社記者：現在您或者是說業界有沒有在推動這個事情，督促政府把教材這部分重視起來？

　　劉智鵬：不多。但我是歷史科的，將來我還是要提出統編教材。歷史、中國歷史那麼重要的學科，而且比較主觀的東西，裡邊讓你怎麼看歷史，是有一個觀點的，你要用什麼材料，等等，都很主觀的。所以這個是未來要做的事情。

　　但其他方面來說，推動歷史教育，現在我們已經是全方位了。包括從媒體或者從一些各種各樣的平台去推動中國歷史、香港史的普及。我大概20年前左右，就開始下定決心：我不寫一些衹有幾個人看的學術論文，我歷史研究成果必須必須公開，讓大家來學習。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投入到香港史的研究、推廣、教學上面，一直到今天。

　　二十年見證香港史研究傳播的發展之路

　　中評社記者：所以可以說您一路感受到整個社會氛圍的變化和環境的發展？

　　劉智鵬：對。我現在是香港地方志的總編輯。回想20年前，我們在嶺南大學推動地方志工作時，別說一般老百姓，就算是我們歷史學界的同行，只要不是專攻中國歷史的，基本都不懂什麼叫地方志。當年我要花很大力氣去解釋這件事。20年過去，今天已經沒有人再問這個問題了，大家都知道香港地方志，也都知道香港史。

　　那個年代，我出版了一本比較早的書，是2009年的《抗日戰爭時期香港的口述歷史》，以口述歷史為底本寫成。這本書當時反應很熱烈，書展第一天上午書還沒到，衹有一個廣告，下午書一到就賣光了，之後每天都要趕緊補貨。結果成為當時中華書局聯合出版集團三個月內最暢銷的十本書之一。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香港史的研究還處在寒冬之中。我上學那會兒，港大還有好幾位老師教授香港史，但到了九七前、90年代開始，這些老師慢慢退了，有的移民走了，這門課也就沒有了。2002年嶺南大學要開設歷史系時，我是創系成員之一，我們三個人一起建系，我引進了五門香港史的課程。當時港大歷史系差點關門，學生太少，老師只剩下五個。他們後來在文學院投票，很幸運地通過，才得以留在文學院。我們當時一下子開了五門香港史，把同行都嚇了一跳——你搞那麼多香港史？現在，所有大學的歷史系都有香港史了。

　　我們當年做的事情，後來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其實更早一點，我們還整理過一個早期版本，是嘉慶年間的《新安縣志》。新安縣就是今天的香港和深圳。我們把其中屬於香港的部分摘錄出來，讓大家使用起來更方便。所以我們很早就開始做這些基礎工作，慢慢地香港史的研究和傳播就發展擴大了。

　　現在你到書店去——當年書店規模還大的時候，你走進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都有香港專題，把香港史放在顯眼的位置。我當年寫這本書的時候，書店裡還沒有"香港史"這個分類，只能歸在"中國史"或"中國近代史"下面。現在香港史能單獨成類，也就是這20年的事。如今到處都有，線上平台也有很多人在討論、分享，很熱鬧。但我覺得還不到可以停下來的時候。特別是在中學的中國歷史、世界歷史教育方面，還有調整和完善的空間。

　　我想強調的是，香港其實沒有必要那麼卷，因為大學的學額很充裕。所以我們現在的升學壓力沒那麼大。尷尬的反而是有些學校招不到學生，就算非本地生來也不容易，因為要先招夠本地生——比如你必須招10個香港學生，才能招5個非本地生。本地生招不夠，非本地生的名額也就沒有了。這個問題往後需要處理。

　　大概就是這麼個情況。考試壓力還在，但已經沒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我們的同學在中學、初中上必修歷史課的時候，其實學得不理想。我覺得越遠離考試越好，但關鍵是很難處理——沒有考試就沒有動力，不好推動。香港這邊很多人都跟我說："你這個課不考試，學生都沒興趣上了。"真是這樣嗎？我認為不是，有興趣才能學得最好。

　　香港作為高度發展的大都會，還搞這種應試教育，有什麼理由？我想不透。我們現在的教育當局還是走老路，眼睜睜看著應試教育在自己眼皮底下發生。

　　中評社記者：所以您的觀點是，香港在歷史教育或者整體教育上沒必要功利性太強，因為香港有條件，所以您更希望推動興趣化教育，就是真正純粹的學習？

　　劉智鵬：因為有這樣一種學習氛圍，我們才能推動中國歷史教育，不然的話中國歷史就變成了工具。你可能不知道，現在初中特別是中二、中三的時候，很多學生學中國歷史成績很好，但到高中就不選這門課了。為什麼？他們覺得這個課我背下來就能拿高分，我拿了高分就能排在前面選課，就可以選那些我真正喜歡上的課，中國歷史就留給別人選。留下來的，除非對中國歷史特別有感情，有的根本就不想念這個課，但把它學得很好、考得很好，純粹當成工具。因為分數要靠前才能挑熱門科，排在後面的只剩下中國歷史可以選，那也沒辦法。

　　重視祖籍概念 增強國家認同

　　中評社記者：您提到要推廣歷史，也是增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我也知道您多次提出特區政府應提高學生的家鄉和祖籍意識。能具體談談您的想法嗎？您認為現階段，如何能更好地增強香港青少年與國家的聯繫及認同？

　　劉智鵬：讓他們知道他們是什麼地方來的，這就等於我們知道自己是中國人，我們才能立足於世界。現在香港這種同鄉社團發展得很好，為什麼要發展同鄉社團？大家都明白，是通過同鄉來團結同鄉的朋友，增強認同和凝聚力。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開始學生上學就有一個學籍表，姓名、籍貫這樣寫進去。我覺得籍貫是應該寫進去的，起碼讓他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我提了兩次，教育局都有反彈。這其實也反映出香港人對籍貫這個概念不清晰。所以增強青少年跟國家的認同，可以從多方面來做，起碼他要知道自己是什麼人、講什麼母語。

　　抓住窗口期 打造“留學香港”品牌

　　中評社記者： 正如您前面提到的，您一直重視打造香港的國際高等教育平台、包括“留學香港”品牌。您認為現時國際形勢多變的情況下，香港在發展國際高等教育方面，有什麼機遇和挑戰？接下來應該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從哪些方面做促進工作？

　　劉智鵬：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盡可能、盡快地投入最大資源，把“留學香港”這個品牌好好地建立起來。具體來說，一方面要擴大非本地生的招收規模，另一方面也要提升他們的學習體驗。現在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已經做得不錯，但基礎教育階段也值得我們去思考——至少高中階段，甚至小學階段都應該納入考慮。而且我們是不是可以引入陪讀機制？很多香港家長把孩子送到英國讀小學，孩子住在寄宿家庭。香港的居住條件也許不適合發展寄宿家庭，但我們可以讓家長多一個選擇：他們可以來香港陪著孩子上學，就像很多內地家長陪孩子去國外讀書一樣。

　　中評社記者：現在這方面有阻力嗎？

　　劉智鵬：阻力主要還是來自教育局，教育局不動，很多事情就推不動。其實不光是招收內地學生，我們可以目光轉向東南亞。印度尼西亞有那麼多華僑，菲律賓也有很多華僑，我們完全可以主動去吸引他們的孩子來香港讀書。一開始可能衹有幾個人，會覺得不值得花那麼大力氣，但今年5個人，明年可能就20個，後年就200個了。

　　我們招收“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就是這樣一步步做起來的。大概在2019年之前，第一批哈薩克斯坦學生開始來香港，每個學校衹有幾個。第二年就多了很多，第三年就變成了一大堆。現在，哈薩克斯坦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國家中最多高中生來香港申請入學的國家——是高中生，不是大學生。他們來香港申請本科，而且都非常優秀，我接觸過的平均雅思成績都在7.5到8分之間。所以，從幾個人開始慢慢積累，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現在的地緣政治形勢對我們有利，要抓住這個窗口期好好布局。

　　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是很難吸引歐美等西方國家的學生過來。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國家的高等教育本身就很成熟，不存在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我們能夠吸引的那一小部分歐美學生，還要跟內地競爭——現在很多外國學生直接去內地讀書，雖然規模還不大，但趨勢已經很明顯了。我們在香港還能招到一些歐美的學生，但如果將來各種關係都緩和了，他們可能就直接去內地了，那就更沒有來香港的理由了。

　　所以，我們當前比較大的挑戰，是怎麼吸引中國內地以外的學生來香港。我覺得，現在把基礎打好，深耕東南亞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正確的方向。

　　推動香港產學研一體化 需觀念革新

　　中評社記者：您持續關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本地大學在教育、科研及人才培育上的進展。十五五規劃草案提出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隨著河套香港園區開園，北部都會區發展進入新階段。近來香港不同界別都在談論香港“產學研”一體化的議題。您認為在推動大灣區發展及創科建設方面，香港高校應該如何做，才能更好抓住機遇、取得成果？

　 劉智鵬：我認為，河套香港園區已經開園，這正是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好時機。香港應該充分發揮本地高校在創科方面的科研優勢，結合內地頂尖高校的科研力量，實現強強聯合，在香港這個平台上吸引產業落地。

　　對於大灣區大學來香港開設分校這個想法，我不太同意，哪怕是北大、清華來開分校，我覺得也沒必要。想上北大、清華，直接去北京就好，為什麼要來香港？但我非常歡迎的是，北大、清華把他們最頂尖學科的科研團隊或者實驗室帶到香港來，跟我們合作。

　　我們的科研團隊也很強，我們香港每天都跟歐美保持聯繫，這是一個天然優勢。至於產業落地，深圳這麼大的產業轉化能力就在旁邊，你還需要擔心嗎？沒有好的科研基礎，產業才不會來；科研基礎扎實了，產業自然就來了。我們就在河套或者北部都會區做好研發，生產環節放回內地都可以，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香港高校的科研能力確實很強，但成果落地就差得很遠，所以很難在香港推動產學研。根源在於香港高等教育的政策太落後、太僵化了，它不是向著產學研的方向去靠攏，而是偏向純學術研究。純學術研究當然沒問題，問題在於你的研究成果等於白白送給別人用了。

　　你看杭州"六小龍"就是最好的例子，杭州政府主動去找那些科研論文，看有什麼好點子，拿來就落地開發了，就這麼簡單。我們這邊很多老師其實非常厲害，我有的時候幫他們推廣，但很難推得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對國家標準有偏見——或者說，還沒有適應這個標準。我們的插頭是英標的，沒問題，可以換，但其他領域呢？比如空調系統、照明系統等工程項目，還是習慣用歐標、英標，國標只能在很有限的領域占有一席之地。

　　中評社記者：可以理解為在觀念上有一些需要革新的地方？

　　劉智鵬：對。把這個觀念改一下，我們產學研潛在的發展空間就大得不得了。為什麼這麼說？我最近兩年多在跟進一些情況。比如有一個跟地質相關的技術，涉及土壤結構、土地質量的測試。你要挖一個洞，得先知道泥土結構怎麼樣，否則可能影響周邊結構。這種測試設備，以前全世界衹有法國人能生產，有軟件有機器。現在我們理工大學研發了一套出來，功能至少不差於法國產品，價格可能只是他們的十分之一。我幫忙推動了一下，現在已經用在一個基建項目上了。香港土木拓展處的署長還去了這家公司的發布會。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突破點。但這個突破點不在政府，而是在業界——這家公司本來擔心成本，也不想花那麼多錢用法國的設備，自己找上門來找到我這個朋友、這個團隊。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現在嶺南大學都在搞AI，所有大學的科研人員手裡都有各種各樣可以開發、可以落地、可以應用的科研成果。問題是我們的政府還在用英標、歐標、美標的舊觀念。改變觀念，才是思想上的根本轉變。

　　對接國家“十五五”，效率是關鍵

　　中評社記者：香港特首早前已經宣佈將首次制定五年發展規劃，對接國家“十五五”框架。請問您如何看待香港的“五年規劃”？您認為在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中，香港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劉智鵬：香港不是一個計劃經濟的經濟體，我們要把自己跟國家的規劃對接，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們有“一國兩制”的優勢。不過，關鍵在於，當我們去對接國家規劃的時候，我們的"對接口"必須保證有高度的效率，要能真正對得上。國家五年一個節奏，我們也得五年跟上，如果我們用十年才走完別人五年的路，那就對不上了。

　　我說的對接口，指的是時間上的節奏要和諧。不是說某個項目我們對接上了就完事——如果我們真的接上了，攜手前進會越走越遠，但人家往前走，我們還在原地，結果越落越遠。人家五年肯定要跑，我們跑不上，那怎麼行？

　　其實在業務層面，對接反而不是大問題，找到合適的領域就能對接上。關鍵是參與這些規劃項目的主體——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必須有一個意識：我們的效率必須跟得上國家的節奏。效率太重要了，一定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