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中評社圖片）
中評社香港3月12日電（記者 郭至君）2026年全國兩會正在北京召開，“十五五”規劃草案和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涉港新表述引發外界關注。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曹旭東教授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深入解讀其中的相關政策釋放的信號，分析香港在新一階段國家發展大局中的角色與機遇。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了“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對此，曹旭東認為可以拆解為三個方面加以解讀：第一，為什麼強調“依法治理”；第二，為什麼強調“治理效能”；第三，如何提升治理效能。
首先，為什麼強調依法治理。從以往的政府工作報告來看，中央一直以來、一貫的態度都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依法”始終是一個基本原則，是法治精神的體現。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提升行政效能的過程中，不能以犧牲法治為代價，而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提高效能。對香港而言，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市場最看重的是規則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需要高水平的法治保駕護航。可以說，法治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底氣，也是長期以來所強調的“金字招牌”。不僅香港一以貫之地強調“依法”，內地也在持續推進法治國家建設。在此背景下，將“依法”作為限定放在前面，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是強調“治理效能”。當前香港的發展正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政府治理的效果和效能至關重要。特別是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績效合法性成為衡量治理的重要指標。任何政治體制，一方面依賴程序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取決於績效合法性，也就是治理效果。對普通民眾而言，任何一個政治體系最終更看重的是治理效果，看制度能否把事情辦好，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民眾福祉、社會發展以及政治穩定。如果缺乏治理效能，就會大大影響執政的合法性。無論是國家還是地區的發展，情況大體如此。因此，在由治及興的階段，強調治理效能至關重要。
第三是如何提升治理效能。簡單來說，對港澳而言，提升治理效率就是要更好地實現行政主導。今年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的主題就是如何實現行政主導，這與提升治理效能密切相關。香港需要更好地發揮行政主導的作用，實現效果意義上的行政主導。港澳一直被強調是行政主導的體制，但過去香港行政主導的效果並不理想。立法會的牽制較為明顯，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形成掣肘；再加上社會上存在很多強大的反對力量，影響行政主導的實際效果。
需要說明的是，行政主導並不等同於行政獨大，並不是沒有立法和司法的監督。只是在這個三權的體制中並非絕對均衡，而是需要有一個帶頭者，在民主基礎上形成一定的集中能力。行政主導對於國際金融中心尤為重要，因為一個高效的行政決策制度能夠減少內耗，實現資源的快速調配，從而應對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紐約和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實際上也有所謂的“市長制”，行政首腦擁有較大的權威。因此，行政主導是一種具有正當性、也適合香港發展的制度安排。衹有把行政主導做好、做實，才能更好應對複雜的社會治理，避免在立法過程中長期纏鬥、議而不決，耽誤真正的治理需求。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五五”規劃涉港澳專章內容中都提出香港要“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體現了一定的“雙向賦能”態勢。對此，曹旭東表示，此前中央領導在講話中也提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港澳特區不能缺席，而且要做出重要貢獻。從這個意義上看，這確實是一種雙向賦能，是一種高水平的優勢互補和價值共創。
一方面，從香港對國家的貢獻來看，香港仍然具有非常突出的獨特優勢和禀賦，能夠為國家高質量發展強力賦能。比如高度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制度、龐大的海外資金池以及頂尖的國際化人才庫。這些都是國家“引進來、走出去”最急需的戰略資源。因此，香港一直被視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新的發展階段，這一角色還可以進一步強化，為國家高質量發展提供更有力的賦能。特別是近年來，內地企業“出海”成為一個重要浪潮，隨著中國企業不斷壯大，越來越多企業在全球範圍開拓市場。在這一過程中，香港擁有極大的優勢資源能夠為出海企業提供一流的融資、法律以及戰略咨詢等專業服務。因此，香港完全能夠在國家高質量發展和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國家的發展同樣能夠為香港提供重要支撐。內地巨大的市場對香港的繁榮穩定至關重要。當前國際局勢並不穩定，地緣衝突頻發，全球經濟環境複雜多變，國際資本都在尋求一個具有高度確定性的“避風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其穩定性已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大的確定性之一。因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是在為自身發展尋找更加廣闊的空間和腹地。市場所看重的，很大程度上是香港背後所依托的超大規模內地市場。這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是其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最根本的依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便是一種高水平的雙贏關係。
此外，曹旭東也說，粵港澳大灣區可能是實現這種雙向賦能的重要平台和載體。無論是“十五五”規劃，還是政府工作報告，都持續強調大灣區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的作用。在產業發展方面，大灣區最重要使命就是推動科技創新。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深圳—香港—廣州”科技創新集群已躍居全球第一，這也體現出大灣區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
在這一領域，大灣區城市之間的互補性十分明顯。香港擁有頂尖的基礎科研實力，在“從0到1”的研究方面優勢明顯；而內地以深圳為龍頭的9個城市，則在技術轉化、成果落地以及先進製造業產業鏈方面具有強大實力。兩者結合起來，對各自的發展都會非常有利，也有助於真正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與此同時，內地的科技成果不僅可以依托龐大的內地市場，還可以借助香港的平台“拼船出海”，走向全球。若香港能夠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把科技發展起來，“東方之珠”也將再次煥發新的光彩。
曹旭東告訴中評社記者，香港的定位實現戰略性的升級，國家更看重香港的獨特作用。一方面傳統在金融、航運、貿易中的地位沒有弱化；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這都是非常重視香港獨特優勢的體現。香港在營商環境、法律制度、國際資源、商業信譽等等方面都具有很強的軟實力，國家對香港的看重是非常明顯的。
在兩大樞紐當中，“航空”由原來的八大中心之一改為樞紐之一，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是大家公認的，香港具有全球頂尖的機場服務水平、運營效率。此外在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上香港也是有無出其右的優勢，這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抓手。
另外一個新的提法是“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中國是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的需求國，所以這樣的“生態圈”對於整個國家發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建成“生態圈”，需要強大的航運能力、航空能力、供應鏈整合能力、金融能力、風險管理能力、法律服務能力等，十分不容易，而香港在這些方面上具有巨大優勢。這幾個定位的增加說明中央更加器重香港的獨特作用，對於香港自身發展而言也是一個更好更大的契機。
曹旭東也提及，把“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列入到國家規劃當中，國家肯定會給予更大的支持。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是香港更好地對接深圳、跟內地銜接的物理載體，之前香港都在向海發展，北部基本上是保留地，沒怎麼開發，而一河之隔的深圳發展突飛猛進，這樣在物理距離上會有一些脫節。北部都會區這片區域的發展，能夠直接在物理上更好地連通深圳、聯通內地，在科技創新要素方面等能有更好的整合能力。
曹旭東也強調，規劃不是計劃，更不是計劃經濟，要消除誤解，避免部分人惡意的誤讀。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發展都應該有一個方向，特別是在一個戰略轉型期。轉型一方面靠市場，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有所作為。香港地區的五年規劃不是要削弱“一國兩制”的差異性，而是兩制相互借鑒的結果。香港現在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型的階段，特別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不能僅僅依靠市場，在民生改善方面也需要政府主動有所作為，這個規劃也是一個香港在治理上主動求變的表現。
曹旭東最後表示，香港應積極對接“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意義主要有兩大方面：第一是能夠深度對接國家的發展規劃，實現發展節拍上的步調一致，跟國家發展更好地同頻共振，消除戰略錯位，避免單打獨鬥，讓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更好地並軌。香港最大的優勢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背靠祖國，一定要跟國家整體的產業布局、科技創新的方向契合。第二是能夠獲得更為系統的強勁的國家戰略支持。跟內地契合之後，中央（包括廣東）在做決策的時候也更能夠一並把香港考慮進來，讓香港更方便獲得國家的支持。香港更能夠獲得國家發展的紅利，包括金融互聯互通、大灣區規則銜接、通關便利性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