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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成昊: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歐關係展望

2025-05-01 00:30:16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發言。(中評社 陳思遠攝)
  中評社北京5月1日電(記者 郭至君)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日前在北京記者站召開了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政策分析與展望”為主題的思想者論壇,多位美國問題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對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內政外交諸多方面進行了評析與展望。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孫成昊從當前美歐關係進行了評析與展望。他說,從目前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核心原則依然圍繞“美國優先”、反建制、經濟民族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展開。其主要政策特徵體現在經濟領域的大規模關稅、減稅和放鬆監管,外交領域的單邊主義和對國際組織的重新評估,以及國內事務上對移民的強硬立場和對社會文化議題的積極介入。與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似乎以更具雄心和可能更具顛覆性的議程為特徵,更強調激進的政策轉變,並以更自信方式實施長期以來的保守派目標,這對其外交政策也會產生深遠影響。

  孫成昊表示,其延續性和變化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一是“美國優先”或“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政府始終將“美國優先”置於其政策核心,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優先”原則的實施似乎更明確和積極,從口號走向具體政策行動。這尤其體現在經濟民族主義在本屆政府中依然占據中心地位,並且似乎更廣泛、更強硬地運用了關稅等保護主義措施。在第二任期初期,美國就迅速提高對主要貿易夥伴的關稅,表明政府堅定地將貿易作為實現國內經濟目標的手段,可能較少顧及傳統外交規範或潛在報復行動。

  二是反建制和“清除深層政府”。特朗普政府在瓦解其認定的“行政國家”方面展現出更具體的行動,政府效率部(DOGE)的成立以及推動類似“F計劃”(Schedule F)的公務員制度改革都指向這一目標。任命像埃隆·馬斯克這樣非傳統政治圈人士領導DOGE,表明政府有意打破既有官僚體系,這也與此前“2025計劃”將整個行政部門置於總統直接控制之下的目標相一致。

  三是社會保守主義和文化議題。特朗普政府通過多項行政命令積極推行社會保守主義議程,包括針對多元、平等和包容(DEI)項目的行政命令。社會保守主義似乎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更突出和積極推行的方面,通過具體的行政行動旨在扭轉之前的政策並實施社會保守主義原則。這一系列動作表明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視解決文化訴求,並在執政初期就嘗試兌現對保守派選民承諾。

  在外交政策領域,特朗普政府更有願意挑戰國際上的既有規範和制度,並在初期執政重點上聚焦其周邊和俄烏。其中,跨大西洋同盟關係因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調整遭遇重創,尤以特朗普政府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為代表。

  整體上看,跨大西洋同盟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轉型期。在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的挑釁性發言無情展示了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全面衝擊。歐洲在內外交困的局面下,雖然迫切呼籲實現戰略自主,但現實卻讓其無法徹底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未來,美歐關係走向將不再是同盟關係的簡單調整,而是一場涉及貿易、技術、全球治理等多層面、多領域的複雜博弈。

  孫成昊說,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注定成為跨大西洋關係史上的轉折點,我也因為入選“慕尼黑青年領袖”而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這場會議。我去現場聽了萬斯的演講,他以“民主價值觀捍衛者”的姿態,對歐洲展開全方位敲打,指責歐洲內部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出現“倒退”,對一些歐洲國家取消選舉、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大加抨擊。這場充滿意識形態張力的外交攻勢,不僅折射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2.0版的戰略邏輯,更將歐洲置於前所未有的戰略困境,具體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美國堅持將自身狹隘利益置於盟友之上。無論在經貿還是安全決策上,特朗普政府都強調必須首先保障美國的利益,任何合作都必須基於對美國有利的條件。萬斯的講話中,多次流露出對歐洲現有做法的不滿,認為歐洲在諸多領域“對美不公”,這種立場是對歐洲傳統盟友關係的一種挑戰。

  其次,美方對盟友關係採取極其現實主義的態度。長期以來,美國對歐洲提供安全保障和經濟支持,但在特朗普看來,這種依賴關係已經失去對等性,美國不願再為盟友承擔過多責任。萬斯不僅批評歐洲在內部治理上的種種失誤,更暗示歐洲應為自身安全和發展承擔更多責任。

  最後,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充滿了交易性思維。萬斯在講話中多次提及“交易”概念,似乎認為國際關係本質上是一場利益交換。美國在對外政策上不斷施壓,試圖以經濟、貿易甚至技術等領域的施壓換取歐洲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妥協。這種交易性外交不僅削弱傳統的同盟情誼,更在意識形態上激化雙方對立。

  從會議現場反饋看,萬斯講話應者寥寥,並未引發熱烈掌聲,偶爾出現的掌聲稀稀拉拉,讓人懷疑是美國代表團的“孤掌難鳴”。有歐洲學者私下表示,萬斯發言意在為德國大選前其國內右翼助力,試圖掀起跨大西洋兩岸右翼力量共振。還有歐洲參會學者憤怒地表示,萬斯演講已不止是對歐洲的“叫醒電話”(wake-up call),而是“當面掌摑”(slap on the face)。因此,當閉幕最後一節慕安會主席霍伊斯根講話時,我坐在第二排清楚看到,當他講到這五年“太難了”時不禁啜泣,既是對他即將“交棒”主席職位的不舍,也是對歐美關係走到如今的痛心。

  面對新一輪“特朗普衝擊波”,歐洲對於如何應對華盛頓新策略充滿焦慮與分歧。在這種背景下,歐洲內部對特朗普及其政策調整的看法逐漸分化為三大陣營——務實派、規範派和特朗普擁護派。這三大陣營構成一張流動的戰略地圖,反映出歐洲在短期內既不得不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又迫切希望推動自身戰略自主的矛盾心態。

  務實派認為,儘管特朗普的激進言辭和單邊行動令人擔憂,但在當下多重外部威脅面前,美國仍是歐洲最重要的安全夥伴。因此,這一派主張在保持必要合作的前提下,通過增強防務投入和經濟多元化,逐步實現戰略轉型。務實派強調,應確保特朗普推動的“和平方案”不會使烏克蘭陷入更大風險,同時避免引發跨大西洋貿易戰。這一派堅信,衹有在共同利益框架下,才能挽救現有同盟關係。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規範派。他們對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及其交易性外交持質疑態度,認為這種模式對歐洲是結構性挑戰,不僅違背歐洲長期以來基於“自由民主”和多邊合作構建的價值觀,還可能以安全保障為籌碼,迫使歐洲在貿易、技術和數字監管等領域做出巨大犧牲,從而侵蝕歐洲核心利益與自主能力。規範派擔心,倘若美國利用安全承諾換取政策讓步,歐洲不僅在國際舞台上的自主性將受嚴重削弱,其內部民主制度和社會整合也可能面臨深刻衝擊。

  同時,特朗普擁護者主要集中在部分民粹主義和右翼勢力中,其贊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理念,認為衹有通過強化國家主權,才能打破歐盟超國家機構的束縛,從而實現真正的戰略自主。儘管這一陣營在意識形態上與特朗普有較高契合度,但在如何平衡對美經濟合作上也存在分歧。部分人願意接受高成本的合作以維持美國安全承諾,而另一些則主張徹底擺脫依賴,走向更激進的自主路徑。

  展望未來,美歐關係正站在極其關鍵的十字路口。特朗普政府以其鮮明的“美國優先”政策和交易性外交,不斷向歐洲傳遞一個信息:歐洲的重要性正不斷下降,而美國正謀求通過各種政策手段重構跨大西洋同盟關係。

  在安全領域,美國試圖通過大幅削減在歐軍事投入和改變北約責任機制,從分擔責任變為轉移責任,迫使歐洲承擔更多安全義務。特朗普政府不僅公開要求歐洲各國提高防務開支,甚至提出將防務支出提高至GDP的5%,這種要求不僅難實現,更為美國未來可能的安全“抽身”以及北約“休眠”製造條件。如果美國大幅縮減在歐軍事存在,歐洲必然面臨安全空白和戰略真空的挑戰,這種局面將迫使歐洲不得不加速內部防務改革和軍力建設。

  而如何解決俄烏衝突是目前擺在美歐之前的巨大難題。美、俄、烏、歐四方各有不同考慮和戰略目標。美國希望推動俄烏和談,減少援烏負擔,並試圖借此讓歐洲承擔更多安全責任。俄羅斯則致力於維護自身地緣政治安全,保障其在抵禦北約東擴問題上的利益,並期待美歐取消部分制裁。烏克蘭的主要目標是收復失地並保障國家安全,隨著美國戰略調整,烏克蘭可能將在談判中做出更多讓步。而歐洲內部對俄烏衝突立場存在一定分歧,歐洲則擔心美俄談判將損害或犧牲其利益。

  談判進程持續多久、各方利益訴求能否達成,仍難預判。原因有五:第一,俄針對烏克蘭“非北約化”並放棄部分領土的要求過於苛刻,即使美從中迫使烏接受,但也只能接受俄實際控制而非對被占領土主權,這一利益分歧能否調和未可知。第二,雖然美以強硬姿態要求歐洲接受美國的和平方案,但歐洲國家是否會完全追隨美國也未可知。第三,俄訴求之一是美歐取消制裁,實現難度較大。第四,俄提出的烏克蘭“去軍事化”最終是要求烏永久中立,還是烏階段性不加入北約難以判斷,美歐可能不會同意烏永久中立。第五,特朗普偏好元首外交和依靠直覺的“交易式”談判,這意味著在和談過程中,美自身可能出現變數。

  在經貿領域,美國不斷挑起貿易戰威脅,通過高額關稅、技術限制等手段,迫使歐洲做出重大讓步。特朗普政府曾多次以“重新平衡”貿易為由,威脅對歐盟出口產品徵收高關稅,而歐洲則在不斷尋求通過內部“去風險”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儘管歐盟擁有強大的集體談判能力和反制工具,但面對美國的強硬態度,雙方摩擦短期之內難以徹底解決。

  在技術與監管領域,美歐分歧同樣日益凸顯。美國科技巨頭長期對歐盟嚴苛的反壟斷和數據保護規定頗有微詞,特朗普政府也借此大舉施壓,試圖迫使歐洲放寬監管。而歐盟則堅決維護其“數字主權”,通過嚴格的法規來保護本土產業和公民隱私。

  更讓歐洲感到驚恐的是,其過去依賴美國維持國際秩序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歐洲未來必須在多極化的世界中尋求更獨立、更自主的國際角色。要實現這一點,歐洲不僅要在防務和經濟上實現突破,還需在全球治理等領域展現出更強的話語權,擺脫單一依靠美國的困境。

  因此,站在十字路口的跨大西洋關係,正處於由合作走向博弈的轉型期。特朗普政府高舉“美國優先”的旗幟,不斷削弱對歐洲的安全與經濟支持;而歐洲則在經歷內外壓力後,既不願徹底割裂與美國的紐帶,又迫切需要在多極世界中找到自身位置。這種“既分又合”的複雜態勢,將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左右美歐關係走向,也將對全球安全和國際秩序構成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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