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4 16:46:18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香港“戰略性雙重角色”的演變與韌性　作者：陳藝元（廈門），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華僑大學研究基地研究員

　　【摘要】在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與全球秩序重構背景下，香港正經歷從“制度橋樑”向“大國博弈前沿”的歷史性轉型。本文提出“戰略性雙重角色”框架：香港並非在安全與開放間被動搖擺，而是在“一國兩制”下形成“安全屏障”與“合作樞紐”的共生格局。一方面，以《香港國安法》為核心的安全體系有效吸收外部衝擊，為國際化功能築牢底座；另一方面，香港在金融中介、國際仲裁與新興平臺等領域展現出超預期韌性。更具啟示意義的是，美國涉港制裁非但未能“擊垮”香港，反而引發顯著“反噬效應”，加劇美方政商分裂、加速去美元化進程、推高自身供應鏈成本。權威數據表明，“香港衰落論”不攻自破。這一案例突破了“安全/開放”的傳統二元對立，揭示小型開放經濟體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動態平衡。香港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正成為中國推進制度型開放與參與全球治理的關鍵平臺。

　　全球秩序深度重構、大國博弈全域演進之際，香港正被推向中美戰略競爭的最前沿。這座曾以“低政治、高經濟”著稱的國際樞紐，在外部極限施壓下非但未曾沉淪，反而完成了從“高波動期”向“高確定性期”的關鍵躍遷：政治安全顯著增強，金融中心地位穩如磐石，人才流向由“淨流出”逆轉為“淨流入”。這一逆勢崛起的背後，是香港角色的結構性重塑。本文提出“戰略性雙重角色”分析框架：香港正形成以“安全屏障”與“合作樞紐”為雙支柱的新格局。前者依託《香港國安法》及本地立法構築制度性“防火牆”，將國家安全要求系統嵌入特區治理，為社會穩定與金融安全築牢底座；後者則放大“中國門戶+普通法+自由港+人民幣離岸樞紐”的複合優勢，向數字金融、全球南方等新興領域縱深拓展。兩大支柱並非簡單並置，而是通過制度性分工形成動態共生：安全築底、開放增益。這不僅打破了“安全/開放”非此即彼的傳統預設，更在實踐中推動外部“制裁”向施壓方自身“反向傳導”。香港的經驗表明，在大國競爭時代，小型開放經濟體仍可通過制度安排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動態平衡。

　　一、從“制度橋樑”到“博弈前沿”：香港角色的嬗變與美方政策工具化

　　香港角色的歷史性轉變，根源於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轉折。長期以來，香港在美國對華政策中處於“低政治、高經濟”的邊緣位置，享受制度紅利卻未被納入戰略博弈核心。2019年後，這一格局急劇改變：美國系統性地將香港“工具化”，使其從中美制度銜接的“橋樑”轉變為戰略競爭的“前沿”。這一轉變既體現於政策工具的制度化建構，也體現於香港在中美博弈結構中功能定位的根本重塑。

　　（一）從“模糊干預”到“戰略工具化”

　　 中美關係結構性轉折後，美國對港政策由“模糊干預”迅速轉向有明確戰略指向的“工具化”邏輯。此前，美國沿用1992年《香港政策法》，承認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與內地有別的關稅區和出口管制地位，享受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帶來的制度紅利；同時以人權、民主為話語抓手，保留象徵性批評和有限度的政策“預留條款”，但並未系統動用對港特別立法與制裁工具。2019年修例風波後，這種“模糊性”迅速讓位於有明確戰略指向的“工具化”邏輯，美國對港政策逐步被納入其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整體佈局之中。

　　第一，立法層面的制度化建構。2019年是美國涉港干預工具制度化建構的起點。《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11月簽署生效後，通過引入年度評估與制裁授權等機制，事實上對1992年《香港政策法》進行了制度性重塑。該法案植入兩大施壓機制：一是將香港特殊待遇“年審化”，要求國務院每年出具認證報告；二是將“侵蝕自治”與“侵犯人權”設定為觸發制裁的紅線，為制裁內地及香港官員提供明確法律授權。同日通過的《禁止向香港警務處商業出口涵蓋軍用物品法》（S.2710），則從執法環節切入，禁止向香港警隊出口特定防暴裝備，此禁令隨後在歷年《國防授權法》中多次延長，體現出對香港執法部門實施定向懲罰的長期化意圖。

　　2020年《香港自治法》是施壓機制升級的關鍵節點。該法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確立的年度認證與常態審查框架之上，將施壓機制進一步“金融化”和“外溢化”：授權對被指“破壞香港自治”的個人及與其發生“重大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實施分級制裁，藉助二級制裁機制放大金融與經濟成本，實現對國際市場主體的行為塑形。2020年5月，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認證香港不再應享有“特殊待遇”①；7月14日，總統簽署該法並同步發佈第13936號行政命令，在出口管制、關稅與簽證等領域系統性終止香港區別於內地的差別安排。美商務部隨後調整對港出口許可與管制做法，使香港在美國出口管制體系中的待遇明顯趨同於內地。截至2025年底，共計48名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被列入制裁名單。

　　此後，涉港立法持續升級、涉面不斷拓展。進入第119屆國會後，兩黨議員先後提出“香港制裁法案”（H.R.733），要求對特定香港官員開展系統性制裁評估；“香港司法制裁法案”（S.1755）聚焦司法與檢控體系，對相關法官和檢控官員啟動制裁審查；“停止中共洗錢法案”（S.1339/H.R.3264）要求財政部評估香港是否構成“主要洗錢關切司法管轄區”；“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H.R.2661）通過設置“年度自治認證”機制，為削減乃至撤銷香港駐美經貿辦特權預留法律空間。上述法案雖多處於委員會審議階段，但其制度設計已將香港從“自治與自由的受益方”重構為“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安全與金融穩定的風險源”。

　　第二，行政與監管層面的“高風險標簽化”。2020年以來，美國對部分內地及香港官員、機構多輪擴展制裁清單，將其與香港國安法實施、選舉制度改革等議題直接掛鉤；更通過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與“合規壓力”，在市場層面放大涉港議題的安全化效應。2021年美國首次發佈《香港商業諮詢》，將香港列為需“提高警惕和盡職調查”的經營環境。2024年9月，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農業部與國土安全部聯合發佈新版《香港商業諮詢》，突出強調《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域外適用風險，提醒在港企業可能同時觸犯香港本地國安法規和美國對俄制裁、出口管制等規定，明確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面臨的風險如今正日益在香港顯現”。

　　第三，高科技與金融制裁的嵌入。2024年10月28日，美國財政部出臺《對特定國家安全技術和產品投資的最終規則》，正式啟動“對外投資安全計劃”②，將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明確定義為“關切國家”，對美國資本在半導體與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的投資設定禁止或申報義務，實質上把香港一併納入對華高科技金融管控體系。10月30日，財政部、國務院和商務部協調行動，對近400個來自俄羅斯、中國（含香港）及多國的個人和實體實施新一輪制裁，同步收緊出口管制，重點指向通過香港等地向俄羅斯輸出高優先級芯片、電子元器件和無人機零部件的跨境網絡。在多份官方說明中，香港被反復點名為“第三國規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重要節點”，其金融與物流平臺功能被直接納入對俄制裁執行的“風險版圖”。

　　第四，“制裁規避”議題的工具化升級。 2024年以來，部分美國及西方智庫連續發佈報告，將香港界定為“制裁規避樞紐”和“高風險金融中心”，強調香港公司在對俄“常見高優先物項”出口中所占比重，呼籲將香港列為“主要洗錢關切地區”。2025年9月，美國眾議院“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以“洗錢與規避制裁”為題舉行圓桌討論，將香港置於“對俄、對朝等受制裁對象的金融與貿易中轉節點”框架之中；2025年12月，該委員會《2025年度報告》明確建議推動“停止中共洗錢法案”，要求財政部就香港是否構成“主要洗錢關切司法管轄區”作出認定，並評估在港金融機構能否有效阻斷規避美國制裁的資金流動。

　　第五，政策架構的系統化設計。2024年5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佈《2020年以來香港自治權的侵蝕及其對美國的啟示》報告③，明確提出“懲罰—撤港—策略性接觸”三類政策選項：懲罰路徑強調通過立法制裁、出口管制和取消特殊待遇持續加壓；“撤港”路徑主張在法律與制度層面基本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策略性接觸”則在承認香港政治環境變化前提下，主張維持高壓工具的同時保留與香港社會、經濟界的溝通往來。美國官方實踐呈現“懲罰強化、撤港工具在架、策略性接觸現實存在”的複合格局：駐港澳總領事館仍保留“獨立使團”架構，但在總領事職級、政治介入空間及資源運用等方面呈現明顯的“軟性減配”。這一安排使美方在話語上突出“接觸”，形式上維持駐港機構框架，同時通過職能收窄控制成本與風險暴露，在事實上排除了短期“全面撤港”的可能性，將香港前沿化為對華戰略競爭中可反復調用的政策工具。

　　（二）“制度橋樑”的前沿化與中美港三方博弈

　　在工具層面，美國涉港政策已由“模糊干預”升級為“戰略性工具化”；在結構層面，香港則由“制度橋樑”前沿化為中美博弈的關鍵節點，兼具壓力傳導杠杆、政治信號載體與風險外溢前沿等多重功能。

　　第一，香港成為中美博弈的議價籌碼與信號載體。美國通過涉港立法和制裁行動，對香港自治狀況作出單邊“認證”，並據此調整關稅、出口管制、金融制裁等政策安排，以“香港待遇”的改變向北京發出成本可控但信號強烈的政治訊號；中方則通過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等舉措，在堅守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底線的前提下，鞏固香港的制度基礎和開放功能，並向國際社會釋放“在維護國家安全前提下持續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政策預期。雙方圍繞香港展開高頻“信號博弈”：美方試圖通過前沿化香港實施對華威懾與敘事塑造，中方則通過強化主權與安全底線壓縮香港被外部操弄的空間，並在此基礎上爭取和重構國際合作網絡。

　　第二，香港成為多議題聯動的外部性放大器。美國涉港政策並非孤立運行，而是與對華貿易摩擦、科技限制、盟友協調等議題高度關聯：通過調整香港在關稅、原產地標記和出口管制中的地位，將涉港措施與中美貿易爭端和技術“脫鉤”捆綁；通過在多邊平臺強化涉港人權與制度議題，又與對華安全、盟友政策協調相連接。這種議題聯動把原本圍繞香港本地制度安排的問題，轉化為對中美整體關係乃至區域秩序都具有溢出效應的“放大型變量”。

　　香港背景資本在海外關鍵基礎設施中的佈局被不斷“安全化”與“政治化”。例如，李嘉誠旗下長和集團通過子公司和記港口長期運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這一始於1997年的商業安排在商業邏輯上屬典型的全球港口投資佈局，卻在美國安全話語中被反復解讀為“中國影響力”進入西半球關鍵基礎設施的象徵性案例。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公開施壓要求巴拿馬“收回”運河控制權，並將長和集團的港口運營與“中國威脅”敘事直接掛鉤；此後圍繞相關資產轉讓及監管審查的討論持續發酵，進一步顯示此類香港資本佈局被納入對華戰略競爭與地區安全博弈敘事的趨勢。由此，香港不僅是壓力施加的前沿，也是壓力“反向傳導”的前沿。

　　第三，香港承擔“有限衝突替代場域”功能。在總體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和全面經濟“脫鉤”的前提下，圍繞香港的制裁與反制、法律敘事與對外輿論戰，更多在相對可控的制度和金融空間內展開，為中美釋放部分戰略競爭張力提供替代性出口。美國通過不斷更新涉港制裁名單和行政措施，對內展示對華強硬姿態，對外協調盟友立場；中方及香港特區則通過強化國家安全制度、優化金融監管與市場規則、推進“安全托底、開放增益”的功能重組，將外部衝擊“內嵌”於自身制度調整之中，把部分外部壓力轉化為推動制度升級與功能重塑的動力。

　　“制度橋樑”的“前沿化”，實質上觸發了一場圍繞規則解釋權、議題設置權與風險分配權的多層次博弈。美國力圖通過“工具化”香港提高中國維護國家統一與安全的外部成本，並固化圍繞香港的“價值共識”；中國則在堅守核心利益底線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與空間重構，維持並放大香港“安全屏障”與“合作樞紐”的複合功能，實現“安全托底、開放增益”的戰略性再平衡。


　　二、美國對港制裁的功能失靈與“反噬效應”

　　美國對港制裁工具在政策構想中被視為向中國施壓、重塑香港治理的手段，但實際運行中卻產生明顯的“反噬效應”（backlash effect）：不僅未能削弱香港的制度與功能地位，反而在多個維度上損害了美國自身的商業與戰略利益。這種反噬並非體現於輿論場的意識形態對抗，而是體現於企業經營決策、市場交易行為與風險認知結構的實質重構。

　　（一）認知與利益反噬：美國商界與華盛頓的分歧公開化

　　對在港運營的美國企業而言，最大經營風險已從香港本地營商環境轉移為美國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這種認知與利益的反噬通過多重路徑呈現。

　　一是從“消極承受”到“積極反制”的政治遊說。香港美國商會（AmCham）2025年調查顯示，高達42%的受訪美企因美方政策正考慮或計劃離開香港④，制裁已實質性推高其在港運營成本與政策不確定性。持續纍積的經營壓力，最終迫使商界從內部承壓轉向公開政治行動。美國商界對將香港問題“泛安全化”表示明確擔憂，反對將香港議題過度“地緣政治化”。香港美國商會在2024年5月聲明中明確警告，切斷美港經貿聯繫（如關閉經貿辦）對美國利益而言是“適得其反的”。有分析進一步指出，若繼續將香港視為施壓前沿，美國恐將失去在亞洲的重要戰略立足點。這標誌著美國商界與華盛頓在對港政策上的利益分歧已由隱性轉為顯性博弈。

　　二是風險源的異化，美國政策成為在港經營的核心障礙。2025年路透社、彭博社及《金融時報》對華爾街高管的匿名訪談顯示，在港業務“越來越難做”的根本原因，並非香港本地制度變動，而是華盛頓不斷疊加的制裁與合規要求所造成的政策不確定性。一位美資頂級銀行亞太區負責人直言：“華盛頓每制裁一個香港官員，我們的合規成本就漲10%”⑤，折射出合規成本螺旋上升與風險外溢機制。由此，在企業風險評估中，“美國政府政策”與“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的權重已大體相當，本國政府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供給者”異化為必須重點對沖的首要風險源。

　　三是企業用“腳”投票，以行動規避本國政策風險。面對不斷上升的合規與聲譽風險，美國商界開始通過實際行動主動“切割”本國政策風險。一些在港美資機構通過組織與品牌結構調整來降低政策與合規風險外溢：美博(Mayer Brown)將香港合夥實體與國際業務分離，以新的香港實體繼續提供部分業務；紅杉資本將亞洲業務從母品牌中獨立，採用本地化品牌與治理結構。與此同時，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在國會審查與地緣政治風險之下，對港相關業務呈現“審慎推進、邊界更清晰”的策略。而在公開場合，黑石、高盛等機構高管仍多次重申“香港仍是亞太總部首選”，形成“口頭維護香港、實務對沖風險”的複雜態勢，更凸顯美國商界利益與華盛頓政治意圖之間的結構性張力。

　　四是買方“選擇性退卻”，市場交易行為中的制裁反噬。香港美國商會商業景氣調查揭示了“制裁反噬”在市場行為層面的具體機制：近三分之一（27%）的受訪企業指出，在港買家採購美國產品和服務時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猶豫”或“不情願”。進一步追問顯示，這種不情願並非源於“抵制美國商品”的意識形態立場，而是出於對未來可能遭遇美國單邊制裁、連帶合規處罰以及國內監管限制的擔憂⑥。同一調查亦顯示，中美關係緊張已直接衝擊供應鏈穩定，相當比例企業反饋其供應鏈因此受到影響。美國本擬通過制裁“懲罰”中國、重塑香港治理，卻在現實中將懲罰性成本大規模轉嫁給在港經營的美國及其盟友企業。

　　（二）金融反噬：加速“去美元化”進程

　　首先，在金融領域，制裁效果同樣呈現“適得其反”特徵。美國試圖通過威脅將部分香港銀行排除在美元清算體系（CHIPS）之外來削弱香港金融中介功能，卻客觀上迫使相關機構加快對接中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推動香港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近年來持續穩步攀升。這不僅削弱了美國對相關資金流向的實時監測能力，也推動了以人民幣等非美元貨幣為基礎的替代性結算網絡的形成。

　　其次，制裁風險在香港市場誘發了一輪防禦性資本重組。2024年至2025年，儘管美元流動性仍占主導，但市場對“資產多元化”的需求顯著升溫。據香港金管局統計，香港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含存款證）規模常態化維持在1萬億元人民幣左右的充裕水平，持續穩居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特別是在債券融資層面，離岸人民幣債券（點心債）市場在2025年顯著回暖，權威媒體預測其全年發行規模有望刷新歷史高位；這一趨勢主要得益於中美利差環境下的低融資成本優勢，以及國際資金對資產再配置的戰略取向。上述跡象表明，以美元為單一軸心的金融結構正受到“對沖策略”修正，制裁非但沒有“擠壓”香港國際金融功能，反而在客觀上加速了香港市場的“雙幣化”進程，增強了金融主權的多元化基礎。

　　（三）科技與人才反噬：強化創新中心地位

　　在科技與人才領域，美國對香港高校及科研機構實施的限制措施（包括將部分機構和實驗室納入實體清單等），並未如預期削弱香港科研能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發“逆向流動”。一方面，國際非內地交流生比例有所下降的同時，內地頂尖生源赴港就讀和科研的比例大幅上升（增幅約37%）⑦，香港高校與內地科研體系之間的協同合作顯著加強。另一方面，美國更廣泛的對華科技競爭政策（如所謂“中國威脅計劃”）在本國科研界製造了明顯的“寒蟬效應”，大批處於芯片、人工智能等敏感領域的華人科學家出於安全感與科研自由的考慮，選擇離開美國。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兼具國際化科研環境與相對清晰的制度預期，逐漸成為這部分高端人才延續科研事業的重要選項。相關人才的“逆向流入”，不僅未導致香港高校學術衰落，反而顯著提升其科研競爭力：港大在2025年QS排名中首次登頂亞洲第一，即為一項具象徵意義的指標。這一切反過來鞏固了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功能定位。

　　（四）物流反噬：削弱美國主導的航運生態

　　在航運物流領域，制裁的無效性及其後續調整導致了更深層次的戰略性反噬，直接損害美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商業利益與監管能力。

　　一是，制裁“打空”與美國在港商業利益受損。在具體操作層面，制裁首先被“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制度輕易規避，被制裁的航運或物流企業通過變更註冊地至新加坡等司法轄區，即可在較短時間內繞開相關限制，致使制裁在技術層面出現“打空”效果。然而其經濟後果卻十分真實：2025年上半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在前期基礎上繼續承壓（前7個月同比下降3.7%，為近十年最疲弱水平）⑧，而新加坡則在2024年創紀錄的基礎上再度增長（上半年同比增長7.2%）。 香港國際航運中心並非孤立存在，而是依託一個以美國和西方企業（包括貨運代理、海事保險、法律與金融服務）為主導的綜合性生態系統。制裁對香港樞紐功能的削弱，首當其衝受損的正是這一生態中的美國及其盟友企業。美國事實上通過自身政策，將區域市場份額從“自己人”手中拱手讓渡給新加坡等地的競爭者。

　　二是，推高美國自身供應鏈成本。香港長期是中美貿易與跨太平洋航線的重要節點。制裁引發的航運樞紐轉移與物流重組，必然帶來路線調整、倉儲重配和金融配套成本的上升。這些額外成本最終難以由航運企業單獨消化，而是通過更高的物流價格轉嫁給美國進口商與終端消費者，從而削弱美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成本優勢與供應鏈韌性。

　　三是，喪失全球監管抓手與制度性影響力。在香港這一受英美法系深刻影響、法律與金融體系相對透明的樞紐下，美國可通過銀行、保險和再保險、法律仲裁等渠道，對相關航運與貿易活動維持較高程度的監管透明度與制度性影響力。但當制裁迫使相關企業轉入監管更寬鬆、透明度更低的“方便旗”國家後，美國在信息獲取、風險識別及規則塑造方面的“抓手”隨之削弱甚至喪失。以制裁之名行使的“長臂管轄”，在這一領域反而造成美國監管能力的自我削弱。

　　（五）宏觀反彈：制裁壓力下的結構性復蘇

　　2020至2023年間，受疫情防控措施及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影響，香港境外母公司駐港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s）數量由疫情前高峰（2019年約1541家）降至1336家，淨減約205家，跌幅約13.3%，為近年最低⑨。疫情期間嚴格的“14+7”隔離政策使外籍高管及其家庭難以長期駐港，國安法頒行初期對形勢不確定性的預判亦使部分美資企業擔憂被貼上政治風險標簽。

　　然而自2023年起，香港投資環境持續修復並呈現回升態勢，這一趨勢在權威排名與實體投資數據中得到同步印證。第3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38）於2025年9月發佈，香港以764分穩固其自2024年9月起重回全球前三的領先位置，並繼續位居亞太第一⑩；2025年上半年數據顯示其與新加坡的分差擴大至10分。在金融科技分項上，香港更實現躍升至全球第一的突破，並在營商環境、基礎設施與聲譽等關鍵維度保持領先表現。

　　實體層面，外資企業佈局呈現擴張與穩定並行。2024年外資區域總部增至1410家，同比增長5.5%，2025年上半年繼續保持在1410家以上。境外母公司駐港企業數量升至9960家，同比上升10%，創歷史新高；其中美國企業650家，僅次於內地企業730家⑪。投資促進方面，InvestHK數據顯示，2024年該機構協助539家企業在港設立或擴大業務，帶動投資額677億港元，均創歷年最高水平。⑫

　　復蘇動力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反向篩選”效應，風險偏好較低的企業退出後，留港跨國公司多為深度依託中國市場、盈利能力強的主體；二是內地政策紅利持續釋放，香港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高才通計劃）自2022年底推出以來纍計收到近14萬宗申請，獲批申請中內地人才占比超過90%⑬，大灣區協同創新、“香港再工業化”補貼及18C上市新規共同推動香港2024、2025年IPO規模位居全球首位⑭；三是區域比較優勢顯現，新加坡2024年區域總部增幅僅2.1%，而香港達5.5%，彭博社指出新加坡成本高、空間有限，香港在成本與效率上綜合競爭力更為突出⑮。

　　綜上，美國涉港制裁政策在實踐中陷入清晰可辨的“三重悖論”：其一，越是強化金融制裁工具，越是客觀上推動香港加速“去美元化”，促進以人民幣為代表的多元貨幣體系發展，香港金融主權反而在多元化基礎上得到增強；其二，越是試圖通過制裁壓縮香港外部空間，越是倒逼香港在地緣與功能上加速向內地和全球南方尋求戰略縱深，促成區域與南南合作網絡的再配置；其三，越是將香港工具化為對華施壓的“前沿陣地”，越是加劇美國商界對本國政策的不滿與反彈，制裁對美國自身商業與監管利益的反噬越深，進而在美國國內形成更強的政治約束與政策反思壓力。

　　從政策工具角度看，美國對港制裁已顯露出典型的“高政治目標—低技術可行性—高外溢成本”的結構性特徵，其“反噬效應”正通過企業行為、市場結構以及制度性影響力的變化，持續重塑中美及香港之間的互動格局，並客觀上加速了香港從“制度性橋樑”向“戰略性雙重角色”的功能轉換進程。


　　三、安全屏障與合作樞紐：制度韌性下的治理重塑與共生機制

　　面對外部政策工具化、地緣風險外溢與本地社會動盪的多重壓力，香港治理邏輯發生結構性轉向：並非簡單“收緊管制”，而是在“一國兩制”框架內構建“安全屏障”以重塑秩序，並以此托底“合作樞紐”的功能再造。兩者並非彼此掣肘的簡單並置，而是通過制度性分工形成動態共生，安全築牢底線，樞紐釋放活力，共同構成“穩定/聯通”雙支柱。

　　（一）安全屏障：從制度空白到治理子系統的嵌入

　　《香港國安法》及相關立法的核心意義，在於將零散的安全規制整合為體系化法律安排，使國家安全從邊緣議題轉化為治理議程中的優先變量。這並非單向度“壓縮”，而是功能性重塑：一方面在決策、執法、司法鏈條中嵌入安全考量，使之進入常態化、法治化軌道；另一方面通過專門機構與程序規則，形成相對獨立的安全治理子系統，將治理重心從“危機應對”轉向“秩序再生產”。在外部制裁壓力下，香港展現出多維度的法治韌性。經貿層面，面對“去特殊化”壓力，香港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進行規則維權；司法層面，國安法實施後的案件實踐呈現“法律融合主義”路徑,即在承認國安法效力位階的同時，以普通法解釋方法維持法律體系的連續性與可預期性；金融層面，金管局構建“監管緩衝墊”，將政治壓力“技術化—程序化—商業化”，把“選邊站隊”的政治壓力降維為“風險偏好與商業判斷”的機構性議題，避免金融體系被推向決裂式選擇。

　　（二）樞紐再造：安全托底下的功能韌性與戰略縱深

　　安全屏障的意義不止於防禦，更在於為樞紐功能提供秩序底座。在外部消極預期下，香港核心樞紐功能並未斷裂，而是實現“穩核心、拓新域、延半徑”的結構性調適。 金融層面，互聯互通機制平穩運作，數字資產、穩定幣等新產品逐步納入監管，新型金融中介功能持續擴展。法律服務層面，香港國際仲裁中心2024年仲裁案件達352宗創歷史新高，爭議金額約1060億港元同創紀錄，國際案件占比升至76.4%⑯，這恰恰印證了安全治理子系統隔離極端衝擊後，商業活動對“程序可預期性”的需求更依賴制度化供給。國際統一私法協會（UNIDROIT）決定於2026年在港設立亞太辦公室，為該組織百年來首個海外區域辦事處，從國際組織佈局層面印證香港的特殊制度優勢。地緣層面，香港主動向中東、東盟等全球南方延伸合作網絡，在“西方—內地”傳統軸線之外織就跨區域多層次合作網絡。

　　（三）共生機制：破解“安全—開放”悖論

　　傳統全球化時期，資本偏好“最小政府”與“低干預”；而在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的當下，風險可控與規則可預期性已成為更重要考量。美國商會調查表明，外部制裁威脅已成在港企業首要風險。一個政治高度自由卻易陷入動盪的城市，對資本吸引力未必高於安全治理框架下穩定可預測的商業中心。 由此，香港“戰略性雙重角色”的形成，實為強烈外壓下的主動結構性適應：通過制度重構，把“安全”由“開放”的約束條件，轉化為“開放得以持續的前提”。安全屏障通過國安立法、金融監管緩衝，將外部衝擊納入可管理的制度空間，穩定社會秩序與市場預期；合作樞紐則在此穩定前提下保持運轉並展開再造。兩者形成內在遞進：先以屏障築底、吸收衝擊，再由樞紐擴展空間、釋放活力，構成“安全築底—開放增益”的正向循環，為大國競爭時代統籌安全與發展提供可觀察的實踐樣本。

　　四、結語：香港功能重塑的戰略走向與現實意義

　　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背景下，香港的戰略定位已超越單一“樞紐”或“橋樑”的傳統敘事。本文所揭示的“戰略性雙重角色”表明：以《香港國安法》為核心的安全體系有效吸收外部衝擊，為國際化功能提供必要前提；金融中介、國際仲裁與新興平臺的強勁表現則證明，樞紐功能非但未因制度變遷而消退，反而展現出更強韌性與再造能力。“安全屏障”與“合作樞紐”的制度性組合，突破了“安全/開放”二元對立的理論窠臼，揭示小型開放經濟體在大國博弈中並非衹能作零和取捨，而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動態平衡。 從更宏觀視野審視，香港的功能重塑絕非僅關乎一城治理，而是中國參與塑造國際秩序、推進制度型開放的戰略支點。面向未來，唯有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在高水平安全與高度開放之間鍛造穩定的制度均衡，香港方能將樞紐功能轉化為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關鍵平臺。在“安全”與“開放”之間保持足夠韌性與彈性，香港必將在大國長期競爭格局中續寫其獨特且不可替代的歷史篇章。

　　本文係2025年福建省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美戰略競爭背景下美國排華浪潮與對策研究”，項目號：FJ2025b081中期研究成果。

　　注釋：

　　①Jennifer Hansler,Nicole Gaouette and Kylie Atwood, "Pompeo says Hong Kong is no longer autonomous from China, jeopardiz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trade", CNN Politics,May 27, 2020, https://www.cnn.com/2020/05/27/politics/hong-kong-pompeo-certification/index.html.

　　②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Office of Investment Security，“Provisions Pertaining to U.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November 15, 2024,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4/11/15/2024-25422/provisions-pertaining-to-u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

　　③Scott Kennedy, Lily McElwee, and Jude Blanchette,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autonomy since 2020: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rosion-hong-kongs-autonomy-2020-implications-united-states.

　　④Michelle Toh, "More than 40% of expats in a new survey are thinking of leaving Hong Kong", CNN Business,May 12,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5/12/business/amcham-hong-kong-expats-intl-hnk.

　　⑤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 (2025). "2025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Report"(p.17).

　　⑥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Hong Kong,"AmCham HK's 2025 Business Sentiment Survey: AmCham Members Proceed Cautiously Amid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ncertainties", January 23, 2025, https://www.amcham.org.hk/news/amcham-hks-2025-business-sentiment-survey-amcham-members-proceed-cautiously-amidst-political-0.

　　⑦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re Hong Kong's universities attracting enough students from outside mainland China?", March 10, 2025,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education/article/3301702/are-hong-kongs-universities-attracting-enough-students-outside-mainland-china.

　　⑧Seatrade Maritime, "Hong Kong port container volumes down 3.7% this year", August 21, 2025, 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ports-logistics/hong-kong-port-container-volumes-down-3-7-this-year.

　　⑨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Report on Annual Survey of Companies in Hong Kong with Parent Companies Located outside Hong Kong”,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2025, https://www.censtatd.gov.hk/en/EIndexbySubject.html?pcode=B1110004&scode=360.

　　⑩Z/Yen Group & 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 "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38", September 25, 2025, https://www.longfinance.net/media/documents/GFCI_38_Report_2025.09.25_v1.0.pdf.

　　⑪Hong Kong Government News, "10% rise in non-local firms hailed" ,December 21, 2024, https://www.news.gov.hk/eng/2024/12/20241220/20241220_165104_676.html.

　　⑫Invest Hong Kong,“Invest Hong Kong reaches record high numbers in 2024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inforcing city's status as leading business hub”,January 20, 2025,https://www.investhk.gov.hk/en/news/invest-hong-kong-reaches-record-high-numbers-in-2024-in-foreign-direct-investment-reinforcing-citys-status-as-leading-business-hub/.

　　⑬Immigration Departmen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Top Talent Pass Scheme statistics and updates”,December 18, 2025,https://www.immd.gov.hk/eng/services/visas/TTPS.html.

　　⑭《中國內地與香港IPO市場2025年回顧與2026年展望》，畢馬威中國，2025年12月10日，https://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25/12/china-hk-ipo-markets-2025-review-and-2026-outlook.html。

　　⑮Bloomberg, "Hong Kong Top List of Most Expensive Places for Luxury Shopping", June 25,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6-25/singapore-hong-kong-are-costliest-cities-for-luxury-spending.

　　⑯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HKIAC releases statistics for 2022”,January 20, 2023,https://www.hkiac.org/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2;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HKIAC releases statistics for 2023”,January 25, 2024,https://www.hkiac.org/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3;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HKIAC releases statistics for 2024”,February 20, 2025,https://www.hkiac.org/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3月號，總第339期，P5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