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競爭視角下美國“印太戰略”路徑及中國的應對析論
2026-05-04 16:38:02
中評社╱題：科技競爭視角下美國“印太戰略”路徑及中國的應對析論 作者：胡志勇（上海），浙江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近年來，美國積極將科技遏制貫穿於“印太戰略”之中，在中國周邊地區加大高科技競爭態勢，通過所謂“小院高牆”等技術遏制手段，以陣營對抗方式進一步推動構建網絡化的地區安全架構，主導制定若干排他性高新科技規則，加大對華全面科技競爭、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對中國形成真正威懾，加劇中國發展的周邊戰略壓力，在削弱和牽制中國政治、經濟、科技與安全影響力的同時，達到“去中國化”的戰略目標，重塑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科技主導影響力，繼續維護其全球科技優勢。中國以構建自主型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加快高科技人才培養等形式綜合有效應對了技術遏制，降低“脫鉤斷鏈”影響，推動印太地區高新技術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出於對其全球霸權地位的維護，美國積極利用其科技優勢，通過在高新技術領域的多元疊加競爭，全方位封堵中國發展，科技創新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博弈的主戰場。〔1〕導致中國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外部風險更趨複雜，不確定性因素陡然上升。
一、科技競爭貫穿美國“印太戰略”
科技具有重塑國家經濟競爭力的作用,科技競爭正成為大國地緣博弈的核心領域。美國積極尋求構建一個以軍事威懾、科技主導和能源自主為核心支柱的國家實力體系；視科技競爭為大國競爭的核心，〔2〕將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貫穿於“印太戰略”之中，深度調整對華科技戰略，以“全政府”模式開展對華科技競爭；凝聚府會、兩黨以及國內共識，提出並通過了大量涉華科技提案,以法律的形式強化政府對華科技政策的連續性，〔3〕為其對華科技競爭規劃了路線圖。
2025年，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出臺，明確了美國對外戰略的重心、特徵與走勢，美國整體戰略追求“全球穩定”而非全球領導力，對華戰略競爭重點也轉向經濟和科技領域。這與拜登時期聚焦“大國競爭”、突出“中國挑戰”〔4〕的全球主義傾向形成鮮明對比。在經濟體系、產業鏈、供應鏈、關鍵技術、出口體系和產業補貼等方面，中國被定義為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造成結構性挑戰。美國將推動“經貿脫鉤+技術壁壘+供應鏈再造+再工業化”，以減少對華製造與供應鏈的依賴。
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重心，正從全面的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對抗，更精準地轉向以科技、供應鏈和戰略通道為核心的經濟競爭。美國積極利用自身技術、資本、對外提供高質量的技術合作、國防裝備和投資等優勢，聯合盟伴發揮經濟合力，凸顯了美國力圖通過重塑貿易以提升技術競爭力的戰略目的。
二、科技競爭視角下“印太戰略”路徑
近年來，美國積極利用高科技競爭“去中國化”，重視盟伴國家的“倍增器”作用，在高科技領域積極構建所謂“小院高牆”把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盡可能徹底阻隔，將重要和關鍵的產業鏈移出中國，降低對華依賴，達到產業鏈“去中國化”的最終目的。美國一直在更新對先進半導體技術的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國獲得和生產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軍事應用產品的能力〔5〕，從而繼續維護其在全球的科技優勢。
第一，加速構建並強化美國主導的排他性技術聯盟，確保其在與盟友科技研發合作中的領導地位。美國控制“科技聯盟”國家關鍵技術的出口和轉讓、協調共同的技術政策，共同制定新興技術的國際規則、規範和標準等，以領導者的身份組建和發展“技術聯盟”〔6〕，以搶先鎖定全球新興技術規則和新技術生態體系。2022年4月《未來互聯網宣言》出臺，是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體系向高技術領域全方位拓展的步驟之一，將中國排除在外，“技術聯盟”正在大西洋和印太地區加速佈局與聯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構建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係。
美歐主導5G、AI、先進製造及數字金融領域的國際標準，美國拉攏歐洲國家加緊推進戰略協調。為增強中東歐國家加入“技術聯盟”的意願，2021年7月，美國主導的“三海倡議”峰會積極推進區域數字戰略協同，以增強其在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係中的發言權。
2.加快推進“印太數字戰略”，搶佔數字技術規則主導權。
2022年2月，《美國印太戰略》出臺，重新調整和構建美國及地區合作夥伴、聯盟、組織和規則，制定“技術多邊主義”框架協議，增強地區內外集體能力。美國建構的印太數字戰略遵從其印太戰略宏觀框架設計，在印太數字空間中加入所謂的“自由與開放”的共同價值體系，基於此建立多圈層、多功能的數字聯盟和夥伴關係，更佔據關鍵高技術供應鏈主導權；美國和盟友共享新興與關鍵技術，在增強美國制定國際技術標準的能力、維護其科技競爭優勢的同時，通過聯盟將競爭對象排除在外，使其無法獲得美國和盟國的關鍵技術和數據。
2024年4月，美國發佈《2024海軍科技戰略》，聚焦應對新時代戰略競爭，強調與其盟友、政府、夥伴國家和國防部科研領域合作〔7〕，通過研究重點技術領域，完善戰略實驗以及兵棋推演機制，測試技術的實戰適用性，確保科學技術發展與海軍的作戰力量和需求緊密相連，以提升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全球競爭力。2025年12月，美海軍成立第2信息戰中隊，以為航母打擊群指揮官提供決策優勢。
美國還加強與“印太”盟國在人工智能軍事化領域的合作。例如積極推動美英澳框架下的人工智能合作，聯合開發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在海上巡邏機上測試新的人工智能算法系統，以更快速、更準確地探測和跟蹤對手潛艇。
3.積極推動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係與印太數字聯盟“兩洋互動”。
強化雙向聯動，在美國和盟友之間建立多邊聯盟以開展5G風險評估，制定規範和標準，並打造具有共同防禦協議的戰略聯盟,建立半導體製造設備多邊出口管制, 保護美國和歐洲的技術優勢，積極打造多圈層協同的印太數字聯盟，以替代其他國家的技術基礎設施，塑造印太地區的數字秩序。
美國國防部通過與印度、新加坡、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政府以及公司的CET倡議，擴大了在國防、能源和關鍵基礎設施方面的合作夥伴關係。同時，美國積極利用國際標準推動人工智能和數字政策，在安全保障與創新、競爭和更好的市場准入之間取得了平衡〔8〕。幫助推動四方就5G和開放式RAN供應商多樣性、先進的互操作性、安全性框架達成協議，並深化了行業參與。
而且，美國將“技術聯盟”賦予意識形態色彩，讓“民主國家技術聯盟”成為聯盟發展新方向，呼應其意圖構建孤立中國的“民主國家政治聯盟”，目前已有D10、T12等方案，從科技上對華進行孤立和遏制。
“印太經濟框架”數字經濟領域包括數字環境、新興技術等多方面內容，與《美日數字貿易協定》為主的美式高標準數字貿易規則聯動，其實質是堅持貿易保護、阻礙亞太一體化和推廣“美式”數字技術規則。為此，美國積極打造美國-東盟智能城市夥伴關係計劃、東盟-新加坡網絡安全卓越中心和東盟-日本網絡安全能力建設中心、東盟數字連接和網絡安全夥伴關係等，進一步強化與東盟國家的技術合作，搶佔全球數字市場，以主導未來數字經濟發展走向，持續數字時代的美式霸權。
“印太經濟框架”下美國與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達成，不僅會利用投資和數字技術輸出阻礙中國與東盟的數字合作，而且向東盟輸出數字發展理念，〔9〕進一步加劇中國與東盟各國之間的“數字鴻溝”，破壞以RCEP形成的數字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美國主導的“技術聯盟”體系不僅向高技術領域滲透，還向數字金融、數字貿易等領域擴展，並形成具有共同防禦協議的戰略聯盟；進一步推動聯盟現代化，強化其在印太地區的威懾力。
同時，美國進一步施壓日本、荷蘭等國，加強對華半導體產業的限制，尤其是高端存儲芯片製造設備的服務，竭力切斷中、美兩國在尖端科技方面的聯繫，限制對華投資，遏制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進展。
第二，積極推動Quad機制由聚焦安全向高科技等領域轉型。
美國積極利用Quad機制從軍事安全向經貿技術領域擴展，打造“產業供應鏈”，將合作模式固定化，積極推動對華高科技限制、在供應鏈領域“去風險”、在關鍵礦產方面減少對華依賴，打壓中國高科技發展。同時降低地區國家對華產業依賴，形成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衝擊地區合作和亞洲一體化進程。
第三，加速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先進高科技武器系統。
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軍事對抗色彩更為濃厚的戰略性武器，集中反映了美國退出《中導條約》背後的戰略考量。堤豐(Typhon)陸基導彈系統已部署菲律賓呂宋島北部,並試圖在菲永久部署該系統。利用亞洲的自然地理條件把不同射程的陸基導彈系統與印太戰區的潛在作戰地點，以不同射程的常規導彈形成對華三個同心環的打擊火力，消除中國導彈對美軍在印太地區行動的威脅。美、日兩國正式簽訂協議,共同開發專門用於針對中、俄兩國強大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導彈系統。兩國還計劃聯合研發為期3年的高功率微波武器，為提升無人機防禦能力提供支持。
為“應對地區安全挑戰並保護盟友”，美國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在關島部署一支具備高度靈活性和快速反應能力的瀕海團，負責在第一島鏈內迅速部署到菲律賓，分散作戰空間，以保護從日本到菲律賓再到夏威夷的戰略交通線。
第四，進一步強化科技霸權，積極塑造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絕對優勢地位。
美國要求在美的台灣半導體企業提供部分商業機密信息，從生產、安全、競爭等維度部署對台半導體產業戰略，推動台灣半導體產業對美轉移並加強對台半導體產業的控制，以技術控制、產業吸引、聯盟政治手段等極力拉攏台灣加入由美國構建的半導體產業聯盟〔10〕，構建本國半導體產業的全球供應版圖，在增強自身的供應鏈安全性與穩定性的同時，達到控制台灣、制裁規鎖中國的目的，進一步掌控全球半導體產業鏈。
2022年8月，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以推動其芯片製造業發展，其中不少條款明確限制有關芯片企業在華開展正常經貿與投資活動。“友岸外包”成為《芯片與科學法案》推進的產業回流政策的重要補充，其本質目標是在全球供應鏈中達到“去中國化”的戰略目的。隨後，美國總統簽署行政令設立對外投資審查機制，限制其主體投資中國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領域。
2025年11月，美議員推動立法，擬禁止獲美國補貼的企業在未來十年內採購中國製造芯片設備(從複雜的光刻設備，到用於切割和分割芯片所依附硅晶圓的加工機械)。12月，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共同聯合提出一項《安全芯片法案》，以阻止特朗普政府在未來兩年半內放鬆對華獲取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顯示特朗普的共和黨內部分成員罕見帶頭阻止其進一步放鬆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的努力。
美國視中國在稀土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以及中國主導全球稀土供應鏈的現狀，為“重大威脅”。2025年12月，美國聯合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和以色列等國，正式啟動合作夥伴聯盟，以解決關鍵礦產獲取方面的短板，對抗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主導控制權以及中國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領域的影響力。
美國將國家安全更多地注入經濟與貿易政策領域，貿易政策安全化進一步融合，限制和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美西方國家的市場擴張。美國聯合其他盟國發起排他性雙、多邊科研與教育合作，更嚴格地限制、制裁中國科技人才，並在出口管制執法、科技產業投融資和科學技術標準等領域推動國際聯合，積極打造涵蓋地緣、“技緣”盟伴及部分關鍵全球南方國家組成的對華科技人才制裁聯盟，〔11〕實行全方位的技術霸權主義，拉攏裹挾盟友共同對華展開技術封鎖與遏制。限制高新技術領域的關鍵技術與設備對華出口，加強對相關中國企業審查，其目的是孤立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國際地位，減緩中國在關鍵領域的發展速度。
而且，基於對華全面競爭與地緣政治思維,美國將科技議題高度政治化與安全化,將技術視為國家間戰略競爭的角鬥場。呈現出以技術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大國博弈戰略導向。〔12〕生物技術產業政策即是這一傾向的具體體現。美國將生物技術產業意識形態化,強化“生物技術價值觀”，打造技術合作的壁壘體系,試圖以排他性的聯盟體系維護其在全球生物產業領域的領導地位,通過聯盟來圍堵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在全球生物技術產業競爭格局中孤立中國，強化其在關鍵科技領域的競爭優勢並遏止生物技術外溢，以服務於美國對華遏制整體戰略。
美國對華科技遏制政策進一步加劇了中、美兩國競爭與地緣政治對抗。美國積極推行“以台制華”戰略，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芯片產業的雙邊競爭，增加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分歧與科技合作的難度。
第五，美國通過“海域態勢感知”計劃提升各盟國和夥伴的海域監控能力。
在安全層面上，美國積極以印太區域多邊海洋安全合作為主推進“印太戰略”。〔13〕重視多邊海洋安全合作，並突出同盟體系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主動強化美國與盟國之間的關係以印太戰略構架為支點,以遏制戰略為指導,不斷加大對華軍事威懾成為美國“印太戰略”在安全上的重點〔14〕，將南海和台海打造成美、中戰略競爭正面戰場上兩個重要區域，通過強大的高新科技軍事威懾以遏制中國可能產生“用軍事手段改變印太地區秩序”的能力。
2022年, 美國和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推出海上安全新倡議-印太海域態勢感知夥伴關係(IPMDA),〔15〕推動海上信息共享,提升太平洋、東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各國的海域監控能力，支持印度的崛起和在印太地區發揮領導作用。
美國加快對亞太地區的盟友整合步伐，“北約亞太化”趨勢加快，在提高美國和北約盟友之間在印太地區應變能力和準備能力及互操作性的同時〔16〕，挑動陣營對抗，進一步強化與盟國的夥伴關係，積極推動“印太北約化”；試圖將海、陸、空三軍引入亞太地區，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在中國周邊地區全方位制衡中國，〔17〕對華形成真正威懾。
目前，美國在對中國不斷施壓的同時，通過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強化在東海和南海地區的部署，通過海上運輸、海上軍事力量部署以及海洋資源開發等多領域，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海上戰略佈局。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通過盟友與盟伴體系全面遏制中國，強化對南海、台海地區緊張局勢的反應能力；美國及其盟友在中國周邊製造更多的不確定性。通過切斷中國海上交通線，美國與盟國和夥伴國進一步推動構建網絡化的地區安全架構，增加中國戰略壓力。
海域態勢感知能力成為美軍維持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壓倒性優勢的重要輔助性力量。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海域態勢感知，以鞏固其在印太地區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優勢。
美國試圖實現“海域態勢感知”對“印太”地區的全覆蓋，提升各盟國和夥伴的海域監控能力〔18〕，積極主動打造規模空前的軍事基地群正成為其南海軍事擴張的長期目標，打著海洋監測等民事活動的旗號，其真實目的是以此重點跟蹤與監視中國的艦隻活動，使中國的海上行動透明化，以維護其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優勢，繼而維護美國絕對的海洋霸權。
美國無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國家領海主權的保護性條款，刻意曲解公約以維持海洋霸權，盡顯其“強權即公理”的霸權邏輯，為尋求抵近海域態勢感知的合法性，美國至今沒有批准該公約。
美國不顧國際關係準則和國際法規定，頻繁在西太平洋地區進行挑釁性的海域態勢感知行動，無助於印太地區傳統和非傳統領域的安全治理，〔19〕更刺激印太地區海洋安全秩序的“碎片化”趨勢進一步加大。
第六，積極推動軍事智能化轉型升級。
近年來，美國全面推進軍事智能化轉型戰略佈局，相繼出臺了人工智能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大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領域的大規模創新與投資，全面加快推動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特別是以人工智能技術提升作戰指揮系統的綜合效能, 推進自主攻擊平臺的研發與應用，加速部署先進人工智能技術，以確保其在全球的技術優勢。
在“印太戰略”推進實施進程中，美軍積極佈局智能賦能武器裝備在“印太地區”的應用，強化與盟國在人工智能軍事化領域的合作，推動了印太地區跨越式技術變革的軍事現代化潮流；〔20〕以新型作戰概念為牽引，進一步推動美軍軍事智能化轉型，強調“一體化威懾”作用，並使之成為美國“印太戰略”增強“印太”地區安全的手段基石，〔21〕在重塑亞太同盟體系、強化地區霸權的同時，確保美軍全球軍事科技優勢。
在“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國各軍種相繼推出和完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使人工智能更好地嵌入國防領域，不斷提高人工智能系統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提升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韌性；開拓下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和應用，以打造“聯合全域作戰”全球綜合體系：美國空軍啟動“先進作戰管理系統”, 成功實現從原先取代大型作戰管理與指揮控制平臺的歷史性轉型。《空軍人工智能戰略》出臺（2019年），提出降低技術壁壘、加強數據建設、開發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等美國空軍發展的五個重點領域，以提升美國空軍在空中、太空和網絡空間的能力。
美國海軍發佈《海軍人工智能框架》文件（2019年），旨在將人工智能與海軍當前關鍵任務結合起來，係美國海軍首份人工智能戰略文件，成為美國海軍推動軍事智能化轉型的綱領性文件。2020年海軍啟動“超越計劃”(Project Overmatch)，旨在使艦隊能夠分散化部署、實施大規模火力、整合無人艦艇。美國海軍發佈《無人戰役框架》報告（2021年），大力建設無人機、無人艇及無人潛航器在內的無人作戰體系，進一步加快對人工智能運用與整合, 通過無人潛航器搜集情報，投送力量，建立可靠的前進基地，以構建水下作戰優勢。
2020年美國陸軍啟動“融合計劃”(Project Convergence), 2021年，美國陸軍成立人工智能集成中心，加速人工智能開發、集成與應用。
美國相繼提出“多域作戰”概念、“分布式海上作戰”概念和“聯合全域作戰”概念，加強陸、海、空、天、網、電等全領域的多域協同與跨域融合；積極在印太地區佈局、部署和逐步深化應用智能賦能武器裝備，構建非對稱作戰能力：積極推進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自主技術群在戰場上的應用，以形成無人作戰體系，與有人作戰體系協同配合作戰。
美國積極推動在印太地區部署多型無人機，建立海上情報、監視與偵察網絡，進一步強化該地區持續的海上態勢感知。同時，在印太地區部署無人水面艇，以抵消對手“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在印太地區成立人工智能戰鬥實驗室，進一步深度學習和瞭解戰場環境和作戰數據，推進智能武器戰術應用。
以新型作戰概念為牽引，進一步推動美軍軍事智能化轉型，人工智能軍事化將加劇新興技術軍備競賽，侵蝕國際安全的穩定基礎，但基於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攻擊系統的可靠性不足，可能增加大國間發生衝突甚至戰爭及軍事對抗升級風險。
三、中國積極有效應對美國的戰略遏制
大國間國際政治權力與內生經濟增長的博弈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發展過程，〔22〕美國積極利用技術遏制深入推進“印太戰略”，技術遏制與反遏制成為中美戰略競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成為影響兩國關係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重要問題，並決定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展趨勢與未來走向。
跨大西洋數字夥伴關係與印太數字聯盟的“兩洋互動”，美國在全球搶先制定所謂的規範與相關標準，企圖以技術優勢和數字霸權主導印太地區的數字秩序，從非傳統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全方位擠壓中國發展空間，確立基於技術權力的新科技霸權體系，遏制中國發展。
對華科技競爭與美國長期的外交和安全戰略目標一致，對華科技遏制已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並構成美國地緣政治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單點對高科技企業的封鎖制裁，急速擴大到涵蓋技術管控、交流阻斷、人才封鎖等多工具的組合，中美科技關係可能走向脫鉤的不利態勢。而美國對華“脫鉤”的敵對行為將進一步毒害中美雙邊關係，社會間脫鉤已成為中美關係發展面臨的最大風險。
針對美國及其盟友通過高新技術在中國周邊積極推進全方位技術遏制戰略，中國始終堅持發展優先，深入推動多邊發展合作。針對涉及不同利益層次的周邊安全問題，中國主動採用了“大國協調”與“制度協調”並進的周邊治理思路，用好各種反制工具箱，對美國及其盟國實施不同的區別對待政策，不斷增強周邊安全，最大限度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具體而言：
第一，積極奉行開放包容的新型地區主義和務實的多邊主義，打破技術遏制。
中國通過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務實軍事與外交關係，不斷提高地區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積極奉行開放包容的新型地區主義，不斷培育與增進與周邊國家政治與安全互信，降低和消解地區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與誤判，以緩解地緣安全競爭； 積極倡導多邊主義理念，加強與全球其他經濟體的務實經貿合作，充分利用現有矛盾分化美國的盟友體系，靈活採取“既競爭又合作”模式，務實加強與歐洲和其他地區國家的合作，推進多元經貿網絡發展，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度，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重構和整合，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在積極推動全球技術多元化發展、共同推動全球科技進步的同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二，積極構建科技自主型現代化產業體系，在增強本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同時，積極應對技術遏制。
美國出於內生的霸權利益考慮而選擇對後發追趕國家進行技術遏制時，中國的反制策略必須跳出傳統框架，主動尋求非對稱優勢：中國保持長期博弈的戰略定力，推動產業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降低企業准入門檻，加大對高新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實現關鍵技術突破，提高企業研發效率；支持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推動製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方向發展；通過增強國防戰略型產業對民用產業技術溢出的效率，提升國家反遏制能力與效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與監管力度，不斷提升中國的自主研發能力，在不斷提高整體競爭力的同時，增強中國的抗風險能力，有效提升產業鏈的自主可控能力與轉型升級。
積極利用美國過度依賴進口產品的軟肋，通過精準打擊其經濟要害，在不直接損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有效對沖和削弱美國對華制裁的效果。
調整產業結構與出口戰略，減少對出口導向型、低附加值製造業的依賴，堅持非對稱反制策略，強化並完善出口管制機制，嚴厲處罰違規企業，同時中國主動利用美債市場精準打擊美國經濟，適時大幅拋售美債，以加速資本流出進程並削弱美元吸引力；并增加對其他貨幣和資產的配置比例以降低對美元的依賴，構建多元支付體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制定相應必要的核心技術保護規則，嚴防美國偷竊中國的研究成果；並對稀土出口採用限量供應，作為對美國關係的一種調控器，適時反制美國。
積極提升國防戰略型產業技術向民用技術的溢出效率在反遏制中的作用，加大國防戰略型產業投入，加快構建軍民融合發展體系，增加國防戰略型產業的技術溢出效率，加大科研投入，加大高新技術人才隊伍儲備與培養力度；聚焦重點集中力量組織核心技術的科技攻關，加快在先進計算與先進通信技術、先進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等領域前沿的自主創新力度，在提升中國科技實力、有效維護國家科技安全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國家反技術遏制的能力。
第三，主動發展與美國的關係，增進戰略互信，有效管控技術競爭。
中國積極深入挖掘中美可以加強合作的潛在領域，強化並擴大與美國各層次的對話機制, 增加雙方相互理解，減少分歧與誤判，加強危機溝通和管控機制建設，以有效應對全球挑戰。通過補強安全合作短板來主動應對美國“印太戰略”。積極利用和提升現有的中美雙邊多層次的對話機制，消除彼此政治、安全與經濟領域的誤判，增信釋疑，主動加強與美國在安全領域的溝通與合作，採取有針對性的舉措積極管控中美大國競爭。強化和恢復中美人文、科技交流，通過加強地方層級的務實交流合作、進一步夯實中、美兩國的民間友好基礎，將“脫鉤斷鏈”的影響降到最低。
積極開展公共外交，利用媒體與國際平臺闡明立場，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積極運用法律與外交工具，在遵守國際規則的前提下，制定相應反制措施，保護本國企業權益。通過經濟杠杆，如調整關稅或合規審查，對外企及美企在華經營活動進行適度管理，確保措施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面對美國推進人工智能軍事化所產生的諸多風險因素, 中國更主動地從強化技術進步入手，積極應對智能化衝突或戰爭風險, 更主動地參與和引導人工智能技術全球治理進程，不斷提升中國的人工智能話語權, 主動拓展中、美兩國在應對人工智能軍事化風險方面的合作空間。
進一步完善中國數字經濟規則，全面對接國際標準，鞏固中國與印太地區國家數字合作夥伴關係，進一步細化合作內容，共謀數字發展全球規則，積極構建印太數字共同體，主動應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擴大開放，加強交流，推動印太地區高新技術可持續發展新格局。
本文係浙江外國語學院校級重大項目：印度發展與全球安全研究（項目批准號：2025GYYZD0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王勇、趙昌文、江深哲：《大國競爭中的技術遏制與反遏制》，《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6期。
〔2〕傅小強：《霸權邏輯新動向-解讀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學習時報》，2025年12月12日。
〔3〕趙磊、閆暢：《美國國會在對華科技競爭中的作用--以第115-118屆美國國會為例》，《東北亞論壇》，2023年第6期。
〔4〕袁征、宮小飛:《拜登國家安全戰略探析》，《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http://www.crntt.com/doc/136_4711_106537352_1_0120133704.html。
〔5〕〔8〕DOC:Two Years of Indo-Pacific Strategic Results: Strengthening Indo-Pacific Commerc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https://www.commerce.gov/news/fact-sheets/2024/02/two-years-indo-pacific-strategic-results-strengthening-indo-pacific,訪問時間:2024年5月4日。
〔6〕閻德學、李帥武：《“印太戰略”升級版及其對中國的威脅》，《社會科學》，2021年第11期。
〔7〕DOD:Naval.Science.and.Technology.Strategy, media.defense.gov,https://media.defense.gov/2024/Apr/09/2003434522/-1/-1/0/2024%20NAVAL%20ST%20STRATEGY_FINAL.PDF, 訪問時間：2024年5月6日。
〔9〕陳喆、王宇函：《“印太經濟框架”數字規則：區域合作影響與中國-東盟應對策略》，《東南亞縱橫》，2024年第4期。
〔10〕張建、李銘澤：《美芯片產業競爭與美國對台半導體戰略》，《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4月號，http://www.crntt.com/doc/266_0_106914914_1_0604140049.html。
〔11〕馬蕭蕭：《美國打造對華科技人才制裁聯盟及其影響》，《現代國際關係》，2024年第6期。
〔12〕〔15〕楊歌、李伊涵：《美國與印太盟國的海域態勢感知合作》，《國際太空》，2024年第1期。
〔13〕王競超：《美國印太戰略的演進及對地區局勢的影響》，《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14〕韋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戰略”及對中國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5期。
〔16〕Report of the Expert Study Group on NATO and Indo-Pacific Partners, February 19, 2024，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2/report-expert-study-group-nato-and-indo-pacific-partners, 訪問時間：2024年5月1日。
〔17〕凌勝利:《美國“印太戰略”的演進：中國的認知與戰略應對》,《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
〔18〕張潔:《打破美國遏華態勢，中國緊抓“發展”與“安全”》，《中國日報》，2023年3月13日。
〔19〕方曉志:《美加強海域態勢感知行動》,《中國國防報》, 2022年12月22日。
〔20〕The Five Revolutions:Examining Defense Innov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the-five-revolutions-examining-defense-innovation-in-the-indo-pacific-region/，上網時間：2024年8月4日。
〔21〕陳慶鴻:《美國“印太”軍事威懾戰略評析》,《現代國際關係》, 2023年第6期。
〔22〕孫海泳:《美國人工智能軍事化的發展態勢、風險與應對路徑》，《國際論壇》，2022年第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3月號，總第339期，P95-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