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04 16:20:38

　　中評社╱題：“英日關係安全化的‘印太’指向及其對華影響”　作者：曹一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在全球力量格局加速重組與“印太”地區戰略地位持續上升的背景下，英日關係呈現出顯著的安全化與區域化轉向。其進程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實踐層面，英日通過強化高層政策協調、建立制度化防務合作機制及開展聯合軍事行動，推動安全合作朝向持續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逐步構建起以“印太”為核心的區域合作架構。第二，在動因層面，英日安全關係的深化源於多重結構性因素的疊加與共振。這不僅源於雙方對規則導向型國際秩序面臨挑戰的共同認知，以及對“印太”地區安全風險持續上升的趨同判斷，也與英國“脫歐”後全球角色重塑與日本推進安全政策正常化之間形成的戰略耦合密切相關。第三，在影響層面，英日安全合作的深化正在重塑地區安全生態，對華形成多維度、複合型的戰略壓力。具體表現為：強化對涉海、涉台、涉港、涉疆等議題的介入力度；推動“印太”安全架構由傳統軸輻模式向網絡化、多節點結構演進；並藉助“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敘事，積極介入“印太”地區安全規範的塑造進程。面對英日安全關係持續深化所呈現的對華牽制態勢，中國應堅持發展與安全並重，從夯實科技與國防基礎、擴大高水平開放、強化多邊議程塑造與完善風險管控等方面協同發力，構建系統高效的應對體系，切實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地區穩定大局。

　　21世紀以來，國際關係格局經歷了冷戰後最深刻的重塑。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重心持續東移，“印太”地區迅速崛起為大國博弈的核心舞臺，歐洲與“印太”兩大地區的安全與經濟聯動日益增強，區域事件的全球性影響愈發凸顯。在此背景下，英國與日本作為兩大重要海洋國家，幾乎同時進行國家戰略再定位，為雙邊關係深化提供了歷史性契機。

　　英國在脫歐進程啟動後提出“全球英國”戰略，以“向印太傾斜”為核心支柱，強調歐洲—大西洋與“印太”區域安全繁榮不可分割，旨在重塑其脫歐後的全球角色與影響力。日本則在“積極和平主義”和“自由開放的印太”框架下，逐步突破戰後安全政策底線，尋求構建以日美同盟為基軸、輻射全球的安全網絡。在英國“東望”與日本“西顧”的戰略交匯中，英日安全關係實現了顯著躍升，主要體現在戰略協商機制持續完善、《英日互惠准入協定》（RAA）等關鍵防務安排相繼生效，以及雙方在“印太”地區常態化聯合演訓的穩步推進等方面。

　　基於此，本文以21世紀以來英日安全合作的安全化進程為研究對象，圍繞政策協調、制度建構與軍事實踐三條線索，系統梳理其“印太”指向的具體實踐路徑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動因，並在此基礎上評估其對中國安全環境與戰略空間的深層影響，進而提出相應的政策應對思路。

　　一、英日關係安全化的“印太”實踐路徑

　　英日安全關係已在政策協調、制度建構與軍事實踐等多個層面實現體系化推進，並呈現出常態化發展趨勢。這一進程已由一般性的雙邊防務協作，發展為以“印太”安全議題為核心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具有鮮明的地緣戰略指向。

　　（一）多層級政策協調機制向“印太”議題的延伸

　　自21世紀以來，英日兩國逐步構建起由首腦層引領、部長級統籌推進的戰略磋商機制，為雙方在“印太”安全議題上的持續協調與政策對接提供了穩定的對話框架。

　　在首腦層面，兩國領導人通過年度互訪及多邊場合會晤，為雙邊“印太”安全政策協調提供最高層級的政治引領與戰略規劃。2012年4月，兩國首相發表《為全球繁榮與安全建立領先的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明確將彼此視為“在亞洲和歐洲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強調東亞地區安全對兩國整體戰略利益的重要性，並同意就地區不穩定因素加強政策協調與安全合作。2017年8月，兩國首相發佈《日英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全球戰略夥伴關係”，明確雙方為“彼此在亞洲和歐洲最緊密的安全夥伴”，並將“印太”地區穩定置於安全合作的核心位置。2023年5月，兩國首腦在G7廣島峰會期間簽署《廣島協議》，確立“強化版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重申共同推進“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並明確指出歐洲—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安全繁榮密不可分。由此可見，英日領導層已將雙邊關係明確提升至具有戰略意涵的地緣安全夥伴層次①。

　　在部長級層面，英日依託跨部門、常態化的戰略對話機制推進安全議題制度化協調，使雙方在“印太”問題上的立場認知、議程設置與政策節奏逐步趨同。其中，英日外長、防長“2+2”作為核心機制，已成為兩國“印太”戰略溝通與政策協調的重要平臺。自2015年1月21日首輪會議舉行以來，雙方迄今已召開五輪會談，機制趨於成熟，議題穩定聚焦於東海、南海、台海及更廣泛的“印太”安全議題。

　　此外，英日雙方還通過設立“經濟2+2”對話機制，將經濟安全議題納入其以“印太”為導向的整體安全合作框架之中。該機制於2025年3月7日在東京正式啟動，由日本外相、經產相與英國外交大臣、貿易大臣共同主持。雙方在會議中就所謂經濟脅迫、非市場政策與行為表示關切，並一致認為有必要在與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框架下，推動構建更具韌性與更加可靠的供應鏈體系②。除“2+2”機制外，雙方還定期舉行外長戰略對話與防長會議，進一步鞏固部長級層面的政策銜接。

　　（二）防務合作機制的制度化建構及其在“印太”議程中的功能定位

　　隨著安全關係的不斷深化，英日已構建起一套涵蓋情報共享、防務裝備合作、後勤支援與部隊准入等內容的高水平合作框架，為雙方在“印太”相關安全議題上的持續協作提供了穩定支撐。

　　首先，英日於2013年簽署的《情報安全協定》為雙方安全合作的全面展開奠定了關鍵基礎。作為深化雙邊安全關係的起點性安排，該協定通過確立信息交換的法律框架與技術規範，為兩國後續防務合作提供了必要的互信基礎和操作指引。其核心功能在於統一情報分級標準、明確信息保護責任與交換程序，並以對等保護原則確保雙方在情報交流中的權責平衡與風險可控。鑒於日本在區域情報方面擁有獨特的人員與地理優勢，英日雙邊情報合作的持續深化，將顯著強化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情報獲取與保障能力。

　　其次，英日兩國於2013年簽署的《防務裝備及相關武器與軍事技術轉移協定》為雙方防務能力共建提供了規範框架。該協定明確了裝備聯合研發、技術轉讓與聯合生產的適用範圍與實施條件，推動雙方相繼啟動了化學與生物防護服、聯合新型空對空導彈（JNAAM）、通用先進射頻系統（JAGUAR）等合作項目。2022年，兩國更聯合意大利啟動第六代戰鬥機研製計劃——“全球作戰空中計劃”（GCAP），將防務技術合作提升至戰略新高度。通過技術共享與能力整合，英日得以在降低對單一盟友依賴的同時，有效提升軍事能力，進而增強其在地區安全格局中的戰略自主性與威懾可信度。

　　再次，英日兩國於2017年簽署的《物資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為雙方在“印太”地區開展聯合行動提供了制度化的後勤協作框架。該協定允許兩國在聯合演訓、維和行動、人道救援、災害應對及緊急撤離等非戰鬥或準軍事場景中，相互提供包括燃料、彈藥、食品飲水、醫療物資、備件設備、運輸工具及相關後勤服務在內的支持。對於地理位置遠離“印太”核心區域的英國而言，能否藉助此類安排獲得穩定、可預期的後勤支持，直接關乎其在地區安全事務中參與的深度與可持續性。正因如此，該協定成為英日雙方將戰略共識轉化為實際聯合行動能力的重要支點。

　　最為關鍵的是，英日兩國於2023年簽署的《互惠准入協定》（RAA）為兩國在“印太”地區開展高頻次、常態化的聯合行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與程序保障。該協定對雙方軍隊進入對方領土時的通行、駐留、訓練及後勤保障等事項作出了明確規定，使得雙方在開展聯合演訓、人道救援或緊急應對行動時，無需再就程序規則與權限範圍反復磋商，從而顯著縮短了行動準備週期與協調成本。

　　（三）推進以“印太”安全參與為導向的多軍種聯合演訓

　　在軍事實踐層面，英日安全合作呈現出清晰的“印太”指向，相關活動主要圍繞日本本土及其周邊展開，旨在強化雙方應對區域安全事務的實際能力與戰略存在。

　　在陸上作戰領域，英日兩國以島嶼防禦為核心，在日本本土開展常態化聯合演訓，旨在回應日本在周邊海域爭端中的現實戰略需求。2018年10月，英國陸軍部隊與日本自衛隊首次舉行了代號為“警戒群島”的聯合訓練。此後，該系列演訓在部隊協同層級上逐步提升，由最初以基礎協同為主，發展為深度嵌入式訓練的演練形式。

　　在海空聯合作戰層面，英日合作水平持續深化，逐步構建起以“印太”為核心的安全協作體系。2021年5月至12月，“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打擊群在“印太”部署期間，與日本自衛隊及多國兵力共同實施了包括亞丁灣反海盜行動、沖繩以南海域戰術互操作訓練及“太平洋之冠21”多邊聯演在內的一系列演訓。2025年4月至12月，以“威爾士親王”號航母為核心的英國航母打擊群再度赴“印太”地區執行部署任務。期間，英方協同美、澳、挪、西等盟國與日本在其周邊水域組織開展了多場雙邊與多邊海空聯合演習，進行了包括一體化防空、遠程打擊及海上協同攔截在內的高端作戰科目演練，旨在提升跨區域聯合作戰效能與戰略威懾能力③。

　　二、英日關係安全化的結構性動因

　　英日關係安全化的“印太”指向，是兩國在全球秩序重塑背景下共同推進戰略調整的結果，其主要動因源於國際力量格局的調整、地區安全環境的重組與雙方國家戰略再定位需求三重因素的疊加與相互強化。

　　在國際力量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印太”地區正逐步成為重塑全球安全秩序的關鍵空間，英日關係的安全化轉向亦在這一結構性變動中獲得了清晰的戰略指向。隨著世界多極化進程加快、國際關係民主化訴求持續上升，現行國際秩序在回應各國、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合理關切方面顯露出明顯不足，亟須通過改革加以完善。而作為既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受益方，英國與日本在對國際規範、海洋秩序與多邊機制的依賴程度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也因此對既有制度可能面臨的衝擊與重構保持高度敏感。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太”地區被兩國視為維護並塑造有利國際秩序的關鍵空間。一方面，該地區匯集了全球最為密集的海上交通通道、能源運輸線路與關鍵產業鏈節點，是世界經濟運行的主要樞紐；另一方面，“印太”同時也是大國戰略競爭最為集中、規則博弈最為激烈的區域，其安全格局的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國際秩序的形態與走向④。

　　隨著“印太”地區成為大國戰略博弈持續升溫、多重安全風險交織的關鍵區域，英日雙方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日趨一致，為推動兩國深化戰略協作奠定了重要現實基礎。對於地處“印太”地區核心地帶的日本而言，“印太”地區的安全形勢與其周邊安全環境具有直接而緊密的關聯。在其最新發佈的《防衛白皮書》中，日本政府明確指出，其周邊安全環境正處於“戰後以來最為嚴峻和複雜”的階段，並將主要關切集中於所謂中國軍事能力的持續提升及其在周邊海域活動的增強、朝鮮在導彈及相關技術領域的發展，以及俄羅斯在周邊地區的軍事活動及其與中國的聯合演訓等動向⑤。

　　對英國來說，儘管其並非地區國家，但由於歷史淵源及長期形成的政治、經濟與安全聯繫，該地區已被明確納入其全球戰略佈局。首先，英國與“印太”地區經貿往來密切，區域安全與穩定直接關乎其對外貿易與經濟運行。其次，超過百餘萬英國公民在該地區長期居留與工作，其人身安全與合法權益已成為英國海外利益保護的重要部分。此外，英國還通過“五國聯防”（FPDA）機制，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保持長期防務協作，因而在地區安全事務中承擔一定責任⑥。同時，在地緣政治競爭、經貿安全與技術依賴等因素推動下，英國對華態度趨於審慎。在《綜合評估更新版》中，英國提出更新對華方針，包括強化國家安全防護、深化盟友協作、保持有限建設性接觸以及加大對華研究投入，以應對所謂“中國對國際秩序所構成的不斷演變且具有時代決定性影響的挑戰”⑦。

　　在國家戰略層面，英日兩國的角色再定位推動了雙方在“印太”安全議題上的進一步趨同。對英國而言，“脫歐”削弱了其長期依託的歐洲一體化安全框架。為支撐“全球英國”戰略，英國亟須通過積極且可見的安全行動，保持超越其實際體量的國際影響力。在此背景下，日本憑藉其在亞太安全架構中的關鍵地位，為英國提供了以相對可控的政治成本融入區域安全網絡的有效路徑。對日本來說，引入具備較強軍事能力與政治象徵意義的歐洲夥伴，有助於為其推進安全政策“正常化”提供重要的外部支點與政治緩衝。在日本國內，軍事正常化議題仍具有較高的政治與社會敏感性。若僅依賴強化美日同盟加以推進，易被批評為加深對美依附或走向軍事冒進。相比之下，與英國開展高水平防務合作，則更容易被置於“多邊安全合作”或“國際責任分擔”的敘事框架之中，從而為其相關政策調整營造更為寬鬆的國內政治環境⑧。


　　三、英日關係安全化的對華戰略影響

　　英日安全合作的持續深化正深度介入並重塑“印太”地區安全格局，其對中國產生的戰略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通過強化對涉海、涉台、涉港、涉疆等關鍵議題的介入態勢，對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施加直接壓力；第二，推動地區安全架構從以傳統美日同盟為中心的“軸輻”體系，向多節點、嵌套式的“網絡化”形態轉型，在戰略態勢上對中國構成更複雜的結構性約束；第三，藉助“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敘事，積極介入“印太”地區安全規範的制定進程，從而擠壓中國參與塑造區域安全秩序的空間。

　　（一）強化涉海、涉台、涉港、涉疆議題介入，對中國核心利益構成挑戰

　　在英日安全關係持續深化的背景下，雙方不斷強化在涉海、涉台、涉港及涉疆等涉及中國主權與內政議題上的聯動干預，試圖以中國核心利益為戰略支點，對中國和平發展進程形成牽制。

　　在東海與南海海洋爭端問題上，英日兩國堅持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作為構建地區海洋秩序的共同基礎。在2021年英日第四次外長、防長“2+2”聯合聲明中，雙方表達了對東海和南海局勢的“嚴重關切”，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或加劇緊張的行為”；強調維護所謂“南海航行與飛越自由”，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軍事化或脅迫性行動；並重申應依據UNCLOS等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此外，雙方還宣稱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具有“最終性”與“法律約束力”，並明確要求《南海行為準則》的制定必須符合UNCLOS框架，不得損害南海所有使用國的合法權益⑨。

　　在涉台問題上，英日持續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敘事。在2023年英日第五次外長、防長“2+2”會議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強調了所謂“台海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的共同立場，並呼籲通過“和平方式”處理兩岸關係。雙方提出支持台灣在不以國家地位為前提的國際組織中以“成員身份”實現所謂“有意義參與”，以及在需要國家地位的場合以觀察員或嘉賓身份參與。

　　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英日通過操弄所謂“人權議題”干涉中國內政，試圖在輿論層面製造對華壓力。在第五次“2+2”會議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就所謂新疆、西藏人權狀況表達“關切”，並在香港問題上片面援引《中英聯合聲明》及香港《基本法》，聲稱中方應履行其所謂“承諾”，維護香港的“權利、自由與高度自治”。

　　（二）編織多邊安全網絡，對華形成結構性戰略約束

　　傳統上，美國主導的“印太”安全合作以“軸輻”體系為核心，高度依賴美日同盟，但夥伴間橫向聯動不足，整體協同效率有限，然而，隨著英日防務合作的持續深化，該區域安全架構正加速向多節點、網絡化的形態演進，從而在結構上強化了對中國的系統性約束。⑩

　　首先，英國正積極推動日本對接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的第二支柱，促使其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高超音速與電子戰等前沿軍事技術領域與三國開展協同研發，以此提升AUKUS對華的戰略制衡能力。2024年4月，美英澳三國防長在聯合聲明中明確表示，鑒於日本在相關先進技術領域的能力優勢及其與三國長期穩固的雙邊防務合作基礎，三方正就邀請日本參與AUKUS第二支柱合作項目展開磋商。

　　其次，作為美國在亞洲與歐洲的核心盟友，日英兩國還在美盟體系內推動形成了美日英三邊海上安全協作機制，旨在長期牽制中國的海上戰略空間。2019年11月21日，三國海軍領導人在“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上簽署了一份三邊海軍合作協議，明確三方將在“印太”地區圍繞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及跨國非傳統安全等議題開展協同行動，並呼籲更多所謂“遵守國際規則”的夥伴加入其中，以共同維護海上秩序⑪。

　　再次，英日正著力推動歐洲國家在亞太安全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助推北約的“印太化”進程，以構建對華更廣泛的戰略牽制。在《廣島協議》中，兩國領導人明確指出，“認識到歐洲—大西洋與印太地區的安全與繁榮密不可分”，並承諾將“加強共同的安全能力建設，以維護全球和平與穩定”。此外，兩國還表示將強化與“志同道合國家”的聯動，特別是在北約框架下深化與“印太”新老夥伴的對接，並共同努力深化北約與日本的合作。

　　此外，英日正以“全球作戰空中計劃”（GCAP）為戰略支點，加速構建一個以安全能力建設為核心的小多邊制衡網絡。GCAP自設計之初便強調與美軍及北約體系的深度互操作性，並通過預留制度空間，為後續擴員及對外軍售提供可能，從而將英日雙邊防務協作嵌入更廣泛的聯盟體系。從結構層面看，該網絡既提升了相關國家在高端防務技術領域的協同水平，也強化了對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與區域安全影響力的持續性約束，推動地區戰略博弈向長期化、體系化的方向發展⑫。

　　（三）強化“規則”敘事，擠壓中國參與塑造區域安全規範的空間

　　在英日關係安全化的進程中，雙方正通過不斷強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敘事，積極介入“印太”地區安全規範的制定進程，其深層目標在於擠壓中國參與塑造區域安全規範的空間。

　　首先，英日以“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為名，推動安全合作與所謂“秩序維護者”身份相綁定，使合作帶有明顯的價值色彩和規範立場。2021年9月，英國“伊麗莎白女王”號航母訪日並停靠橫須賀港，日本防衛大臣等官員稱此舉將助力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英方亦視其為履行區域安全承諾。儘管雙方在公開表態中避免點名具體國家，但其行動背景與戰略指向均明確指向對中國海上活動與區域影響力的戰略回應⑬。2025年8月，英國“威爾士親王”號航母再度停靠日本，雙方仍以維護“印太安全與繁榮”為名展開互動。對此，中方明確表示：“亞太是合作與發展的先行地，不是地緣競爭的棋盤。”⑭

　　其次，英日兩國還著力通過多邊合作框架，向區域國家推廣其規則與治理理念，以塑造地區安全議程。在2021年外長、防長“2+2”對話中，雙方確認已在面向包括印太地區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協調方面取得進展，並同意依託現有機制，繼續在海上安全、反恐、網絡安全、人道援助、災害應對、“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維和及排雷等重點領域，開展面向區域國家的聯合能力建設項目。

　　再次，英日兩國在推進安全合作的進程中，刻意強調與現有地區規則的兼容性，以淡化其合作的封閉性與對抗色彩，從而拓展自身在區域內的安全與發展合作空間，最終實現稀釋和分化中國周邊影響力的戰略意圖。在2023年舉行的英日“2+2”會議上，雙方明確重申支持東盟的團結與中心地位，承諾繼續推動落實《東盟印太展望》，並表達了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及太平洋島國合作的意願，特別是在“藍色太平洋夥伴關係”框架下支持實施《藍色太平洋2050戰略》。

　　四、中國應對英日安全協作的路徑與政策選擇

　　鑒於英日戰略夥伴關係表現出明確的針對性與對華牽制意圖，中國需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發展與安全統籌，構建系統化、主動且可持續的應對體系。

　　第一，以高質量發展築牢戰略根基，強化科技自主與國防現代化。面對英日通過全球作戰空中計劃（GCAP）、對接AUKUS先進能力合作機制等加快推進高端防務技術整合的新態勢，中國應更加注重推進國防科技自立自強。一方面，應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量子信息等關鍵領域，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可控與持續性突破，築牢安全發展的科技基礎；另一方面，以科技創新牽引軍事理論更新、體制機制優化與作戰能力升級，推動建設信息化與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聯合作戰體系，加快塑造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現代化軍事力量。通過這一自主創新與體系建設並重的戰略路徑，中國可在外圍技術聯盟強化對華遏制的背景下，構建起獨立可靠的國家安全能力體系，有效提升戰略威懾與危機應對能力，確保在複雜安全環境中牢牢掌握維護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的戰略主動權。

　　第二，以高水平開放拓展合作空間，對沖陣營化風險。面對英日協作所加劇的區域“小圈子”趨勢，中國應以更主動的對外開放加以應對，統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實施，並強化同東盟等周邊國家的深度融合發展，從發展層面削弱封閉排他的陣營對抗動力。近期英國首相斯塔默率大型商貿代表團訪華，為中英關係在經歷波折後重啟對話提供現實契機，也表明務實合作仍是雙邊關係的穩定基石。中國應把握這一窗口，在堅定維護核心利益的基礎上，深化同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政策協調，善用其與日本之間的利益分歧，將經濟互嵌轉化為拓展戰略迴旋空間、維護地區穩定大局的積極力量。

　　第三，以多邊平臺主動塑造議程，提升國際話語權與規則建構能力。面對英日等國試圖主導“基於規則的秩序”等敘事，中國應在聯合國、10+3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及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內，積極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在參與全球與地區治理進程中，應系統闡釋中國關於和平發展、國際法治與全球治理的核心立場與方案，注重將其與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訴求和話語體系相結合，爭取更廣泛的國際理解與支持。通過增強在區域安全規範塑造中的議程影響力，中國將更有效地平衡外部力量單方面界定地區規則與安全邏輯的傾向，推動區域秩序朝更加開放、包容與均衡的方向演進。

　　第四，以底線思維管控分歧風險，堅決維護核心利益與地區穩定。針對英日兩國在涉台、涉海、涉港、涉疆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持續介入，中國應清晰界定戰略紅線，依法依規反制外部干涉行為。同時，應完善同英國、日本等相關方的危機預防與溝通機制，依託軍事熱線、戰略磋商及必要的安全對話等渠道，有效管控分歧、預防誤判，防止戰術摩擦向戰略對抗升級，從而在堅定維護主權的同時，切實守護地區和平穩定的整體局面。

　　結語

　　英日關係安全化轉向是全球力量格局調整與兩國戰略再定位的產物。通過多層級政策協調、制度化防務合作與常態化聯合演訓，雙方已構建起以“印太”為核心的戰略夥伴關係，對中國核心利益、周邊安全環境及參與塑造地區秩序的空間形成了多維戰略壓力。面對這一態勢，中國應保持戰略定力，統籌發展與安全：以高質量發展夯實戰略根基，強化科技自主與國防現代化；以高水平開放拓展合作空間，對沖陣營化風險；善用多邊平臺主動設置議程，提升話語權與規則塑造能力；同時完善風險預警與危機管控機制，堅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通過系統應對、綜合施策，中國方能在有效維護自身安全與地區穩定的同時，推動國家發展進程在國際變局中行穩致遠。

　　注釋：

　　①Cabinet Office. UK–Japan Hiroshima Accord [EB/O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uk-japan-hiroshima-accord-2023.

　　②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UK Economic 2+2 Joint Press Release [EB/OL]. 2025-03-07,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ite_000001_01069.html.

　　③Heng Y K. UK-Japan Military Exercises and Mutual Strategic Reassurance. Defence Studies, 2021, 21(3): 334-355.

　　④趙迎結、呂耀東：《“印太”視閾下日英“準同盟”關係的構建與局限》，《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8期。

　　⑤防衛省，令和7年版防衛白書，2025年7月15日，https://www.mod.go.jp/en/publ/w_paper/index.html。

　　⑥永田伸吾，“5カ國防衛取極（FPDA）とアジア太平洋の海洋安全保障――防衛裝備·技術面での日英協力の視點から”、，海洋安全保障情報季報，第18號，2019年。

　　⑦Cabinet Office. Integrated Review Refresh 2023: Responding to a More Contested and Volatile World.2023-03-13.

　　⑧孟曉旭：《“印太戰略”與“全球英國”戰略交匯下的日英安全合作》，《現代國際關係》，2020年第3期。

　　⑨外務省“第4回日英外務防衛閣僚會合（2＋2）”，2021年2月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_000417.html。

　　⑩崔鏷戈，曲兵：《日英強化防務合作的動因、影響與未來走向展望》，《東北亞論壇》，2025年第5期。

　　⑪U.S. Navy. U.S., U.K., Japan Navies Reaffirm Commitment to Increased Cooperation [EB/OL].America's Navy,2019-11-20.: https://www.navy.mil/Press-Office/Press-Releases/display-pressreleases/Article/2237554/us-uk-japan-navies-reaffirm-commitment-to-increased-cooperation/.

　　⑫久古聡美.“グローバル戦闘航空プログラム（GCAP）―経緯と展望―”、‚國立國會図書館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第1282號、2024年5月16日。

　　⑬Heng, Y.-K. Japan's Significance for the United Kingdom's Shaping Ambitions in the Indo-Pacific. East Asian Policy, 2022, 14(3)：142-172.

　　⑭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s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on August 29, 2025［EB/OL］. 2025-08-29. https://www.fmprc.gov.cn/eng/xw/fyrbt/lxjzh/202508/t20250829_11698363.html.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3月號，總第339期，P1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