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1：三個版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威脅來源的評估與應對方略對比
中評社╱題：特朗普新國家安全戰略的對華認知與政策實質 作者：王鵬（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覃願願（武漢），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通訊作者
【摘要】特朗普第二任期出臺的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華語氣看似有所緩和，但全文在西半球、科技、業等核心領域雖不點名中國，具體描述處處直指所謂“複雜的敵人”“非西半球競者”等，其實質是將中國作“匿名的敵人”來應對。報告文本以西半球優先和部整肅核心，推動美國戰略從全球擴張向本土夯實轉型，將經濟安全、科技競與關鍵資源-供應鏈控制提升至國家安全高度。其對華戰略呈現出“務實遏制”的新特徵，即從正面全面對抗轉向側翼包抄、體系切割與盟友勒索，旨在以最小成本對中國進行長期消耗。對此，中國需保持戰略定力，堅持自主發展，深化國際合作，以應對美國這一更具隱蔽性與系統性的遏制戰略。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4日，美國特朗普總統公佈其第二任期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下文簡稱《報告》）。①這份僅33頁的文件甫一問世，便在全球戰略界、輿論界引發關注。其顛覆性在於，它不僅以“美國優先”為核心信條，更以“西半球優先”為實踐主軸，對美國延續數十年的全球戰略進行了根本性修正。2025年版的《報告》既不同於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版《報告》將中、俄明確定性為“修正主義大國”與“戰略競爭者”，②也不同於拜登政府2022年版《報告》所強調的“決定性的十年”與“民主與威權”的體系性對抗，③2025年版《報告》在涉華表述上似乎出現了微妙變化。它罕有地將中美關係描述為“近乎對等的關係”，並將對華政策的首要目標指向“以互惠平等為原則，重振美國經濟自主地位”。以上種種使不少研究者誤以為“特朗普對華認知變好了”“美國對中國認.了”，甚至隨著特朗普的節拍唱起“G2之歌”。
然而，表面的“緩和”與“務實”（pragmatic）之下，暗流洶湧。④這份報告一個不容忽視的文本特徵是，“敵對（的）”（adversary/adversaries/adversarial）一詞高頻出現了11次；此外“競爭（者）”（competitor/competition）亦出現20餘次。它們如幽靈般貫穿於《報告》闡述的經濟安全、區域主導、軍事威懾等核心議題之中，精準描摹了美國眼中那個無處不在、必須加以防範和擊敗的“他者”形象。儘管《報告》在直接點名中國的段落中用語較為克制、“緩和”，但在其他段落以極具威脅性的語言描述特定國家“試圖控制關鍵供應鏈”、“謀求區域主導地位”、“在關鍵技術上構成挑戰”的“非西半球競爭者”或“複雜敵人”等等，其戰略投射與現實參照不言自明。換言之，在這份看似言辭和緩的《報告》中，中國乃是一位“匿名的敵人”（anonymous adversary）。
因此，對《報告》中“敵對”與“競爭”話語的深度解碼，是洞察其對華真實認知、潛在態度及後續政策走向的“題眼”。這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全面圍堵的“陣地戰”，轉向核心區固守、遠程制衡與不對稱打擊相結合的“混合戰”。
一、《報告》對華新認知：不“指名道姓”但“精準畫像”
當前中國輿論界、政策界有一種流行的論調，認為2025年版《報告》沒有如2017年版那般將中國明確冠以“修正主義大國”或“戰略競爭者”的頭銜，便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在對華認知上“認.”或“緩和”。這種觀點完全誤讀了文本的深層邏輯，犯了“以名害實”的錯誤。恰恰相反，2025年版《報告》通過一套更為複雜、靈活且務實的“術語工具箱”，構建了一種概念模糊化與目標清晰化並行的二元敘事，其對華威脅的研判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深入骨髓，手段設計也更具系統性和隱蔽性。其字面上的“語氣緩和”絕非戰略認知的根本性修正，而是在此前為期七個月的對華“第二次關稅戰”等直接對抗遭受挫敗後，被迫進行的戰術回調與攻擊軸線的轉移，然而其戰略遏制本質卻一以貫之，甚至更為深遠。⑤
2025年版《報告》一共出現“中國（China）”21次、“中國的（Chinese）”3次、“台灣（Taiwan）”8次，以及“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2次。明確圍繞“中國”的論述雖然都集中於《報告》第四章“戰略（Strategy）”中第三節“地區（Regions）”中的第二項“B. Asia”，但縱覽全文，在其他諸如“西半球”（Western Hemisphere）、“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等處，都反復針對所謂“佔據主導地位的對手”（dominant adversaries）、“其他國家”（domination of others）進行不點名的批評和警示，從而勾勒出一個無比清晰、且唯一能對號入座的“頭號目標”形象。這本質上是一種更高級的“汙名化”策略，它將矛頭從國家實體轉向其行為模式與戰略效應，既避免了外交上的直接衝撞，又為採取任何形式的遏制行動提供了看似“對事不對人”的彈性藉口。
（一）“非西半球競爭者”與“敵對外部影響”
《報告》在闡述“特朗普推論”時，核心目標是“拒絕非西半球競爭者在本半球部署力量或擁有戰略資產的能力”。放眼全球，有能力且有意願在西半球進行戰略性投資、基建和軍事合作，並能被美國視為“威脅”的，除了中國，別無二選。《報告》要求盟國在接受援助時，必須以“終止敵對外部影響”為前提，這實質上是將與中國進行正常經貿往來的拉美國家置於“選邊站”的境地，構建了一道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地緣隔離牆。這種“區域排他性”條款，比泛泛的“戰略競爭”指控更具操作性和壓迫感。⑥
（二）“掠奪性經濟行為”與“複雜敵人”
在經濟安全部分，《報告》羅列的罪狀幾乎是為中國“量身定制”：“國家主導的補貼和產業戰略”“大規模知識產權盜竊和工業間諜”“威脅我們關鍵礦產供應鏈”“芬太尼前體出口”以及“宣傳和影響行動”。它宣稱要確保美國“不再依賴任何現存或潛在的對手獲取關鍵產品”。在軍事部分，《報告》強調必須為“與一個複雜敵人（a sophisticated enemy）的衝突”做好準備。⑦這些描述，已遠遠超越了普通“競爭者”的範疇，而是將一個在經貿、科技、安全、社會治理各領域都被描繪成“不守規則、構成系統性威脅”的“敵手”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其潛臺詞是：中國不僅是經濟上的競爭者，更是制度、模式與生存意義上的挑戰者。
（三）“近乎對等的關係”所隱含的焦慮與受挫感
《報告》罕見地承認美中是“近乎對等的關係”（one between near-peers）。這絕非恭維中國，而是美國戰略界最深刻的焦慮來源，也暗含了其在正面交鋒中未能如願以償的挫敗。承認“對等”，意味著美國徹底放棄了通過單邊施壓迅速改變中國行為或削弱中國地位的幻想，正式接受了雙方將進行一場決定未來國際體系主導權的、代價高昂的“持久戰略博弈”的現實。《報告》本身也間接證實了這一點：它指出，中國通過強化對全球中低收入國家供應鏈的控制、以及通過墨西哥等第三國間接對美出口，成功適應並部分化解了始於2017年的美國關稅壓力。這種認知，比簡單地貼上“戰略競爭者”標簽更為沉重和嚴肅，因為它承認了簡單粗暴的“關稅閃電戰”已然失效，必須尋求更複雜、更長期的綜合遏制方案。
二、《報告》對華新認知的產生原因
2025年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展現的對華認知，相較於此前2017和2022年版的國安報告，展現出某種從“指名道姓”到“匿名敵人”的顯著轉變。這一轉變並非美國戰略善意的釋放或根本立場的軟化，而是其在對華戰略實踐中遭遇挫折、國內政治議程緊迫、以及全球戰略資源被迫重估後，多重壓力交織下的一次被動調整與戰術進化。其實質是一種更為務實、也更具隱蔽性的競爭策略；其核心驅動力可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對華打壓再度失利：從“關稅閃電戰”到“持久消耗戰”的現實倒逼
新版《報告》對華認知調整最直接、最現實的動因，源於特朗普第二任期初對華極限施壓策略的再度受挫。以2025年4月開啟、為期七個月的第二輪對華關稅戰為代表，特朗普政府意圖複製其第一任期手法，通過高烈度經濟對抗迅速壓垮或迫使中國做出根本性讓步。然而，此次行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清晰地暴露了單邊霸淩工具的局限性與反噬風險。
此次失利迫使美國戰略界達成了一項基本共識：面對一個經濟體量龐大、產業體系完備、戰略韌性不斷增強的中國，試圖通過“關稅閃電戰”速勝的幻想已然破滅。《報告》罕見地承認中國通過“加強對全球中低收入國家供應鏈的控制”以及通過第三國轉口等方式，成功適應並部分化解了始於2017年的關稅壓力。這實質上是一次對既定政策失敗的戰略級復盤。正因在正面、直接的“陣地戰”中代價高昂且收效不彰，迫使美國決策層必須調整策略。新版《報告》中“近乎對等的關係”這一表述，正是這種挫敗感與清醒認知的集中體現。它標誌著美國不得不正視中國作為同等量級博弈對手的現實，從而將戰略重心從追求短期“壓倒性勝利”，轉向謀劃一場旨在最大化自身優勢、最小化自身成本、同時最大化中國發展成本的“持久消耗戰”。
（二）國內政治鬥爭需求：“美國優先”的內顧轉向與選舉政治的驅動
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始終深度嵌套於其國內政治議程之中。2025年版《報告》將“西半球優先”和“內部鞏固”置於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美國優先”理念在內政外交上的極致體現，其背後是尖銳的國內政治矛盾與選舉政治的剛性驅動。
首先，《報告》將大規模移民、邊境安全、產業空心化、傳統價值觀重塑等國內議題徹底“安全化”，並置於威脅排序的頂端，這直接回應了特朗普核心選民群體的焦慮。在經歷全球反恐戰爭和過度海外干預引發的普遍疲憊後，相當一部分美國選民認為，海外投入擠佔了解決國內問題的資源。將中國隱晦地塑造為導致產業流失、供應鏈依賴的“外部威脅”，同時高調宣揚“再工業化”和“經濟安全”，既能凝聚國內政治共識，也能將國內經濟社會矛盾部分導向外部。
其次，這種內顧轉向導致了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置。《報告》計劃將軍事資源大幅向美洲集結，同時在印太地區維持“高強度、低衝突”的格局，要求盟友承擔更多一線防務成本。這反映出一種冷酷的“生意人”邏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必須集中力量經營“家門口”即西半球的絕對控制，而對於遙遠的印太地區，則盡可能以“交易性”方式讓盟友承擔遏制中國的主責和成本。
因此，對華認知的“匿名化”處理，也與這一國內政治議程相符。一方面，避免過度刺激中國引發不可控的劇烈對抗，符合其集中資源處理國內優先事項的需要；另一方面，模糊的指控為與中方在非敏感領域維持必要貿易往來、服務國內經濟需求預留了空間。
［表格1：三個版本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對威脅來源的評估與應對方略對比］
（三）總體威脅排序調整：霸權信心衰減下的戰略收縮與重心再平衡
2025年版《報告》最顛覆性的變化在於對美國國家安全威脅圖譜的全盤重構，這構成了對華新認知的全域性背景。美國戰略界基於對自身實力限度和國際格局變化的評估，進行了一場從“全球擴張主義”到“本土堡壘主義”的深刻轉型。
《報告》開宗明義地指出，冷戰後美國追求的永久主導世界的目標“從根本上來說不可取且不可能實現”。這一論斷堪稱美國霸權信心衰減的公開宣示。基於此，《報告》進行了明確的戰略收縮：將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賦予西半球，提出針對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嚴防“非西半球競爭者”在該地區獲取影響力。同時，傳統的地緣政治挑戰被重新排序：歐洲雖重要但被嚴厲苛責；中東的戰略優先級被降級，以避免新的“永久戰爭”。
在這一全新的威脅排序框架下，中國在美國戰略棋盤上的角色發生了語境轉換。中國不再被單純視為一個需要全球圍堵的“軍事-意識形態挑戰”，而是被更精確地定位為關乎美國霸權存續根基的西半球及國內產業等“核心區”構成“經濟與系統性挑戰”。換言之，中國的“威脅”在美國最新認知中，已從“全球影響力爭奪”更多地向“核心利益區侵蝕”偏移。《報告》雖在直接點名中國的章節用語相對克制，但在論述“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技術霸權”和“西半球排他性”時，卻通過大量高度具象化的行為描述，如“國家主導的補貼”“控制關鍵礦產供應鏈”“複雜敵人”等，勾勒出一個在經貿、科技、地緣等多維度挑戰美國核心利益的“精準畫像”。
三、“務實遏制”：美國對華新目標、新手段及其局限性
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並非一份孤立的政策文件，而是特朗普主義在遭遇現實檢驗後的階段性總結與戰略升級。它標誌著一個對華“務實遏制”新階段的開啟，其核心特徵是目標上的毫不妥協、認知上的更趨嚴峻、手段上的高度務實，以及資源分配上的極度功利。理解這一新階段，必須超越文本的表面措辭，洞察其背後的驅動邏輯與內在矛盾，方能把握中美戰略博弈的未來走向。
（一）“務實遏制”的本質：一場基於成本計算的持久消耗戰
新版《報告》所勾勒的戰略，本質是一場旨在最大化美國優勢、最小化美國成本、同時最大化中國發展成本的持久消耗戰。其“務實”之處，根植於對過去八年對抗經驗較為實事求是、因而痛苦的復盤。
一是“諾門罕式”的戰術受挫與戰略清醒。將2025年《報告》的對華“語氣緩和”視為美國戰略退縮是完全錯誤的判斷，其本質是策略主軸的深刻轉移。正如諾門罕戰敗後的日本對蘇聯轉為表面緩和一樣，美國如今的語氣變化絕非善意妥協或承認失敗，而是在正面強攻受挫後，被迫將主攻方向從代價高昂的直接對抗，轉向構建排他性供應鏈、脅迫盟友體系等側翼迂迴與長期消耗。這恰恰證明了其戰略調整的被動性與被迫性，而非戰略目標的根本改變。
二是從“霸權威望”到“霸權算計”的思維轉變。與注重意識形態領導力和聯盟凝聚力的傳統霸權不同，特朗普版的“務實遏制”充滿赤裸的“生意人”邏輯。其所有戰略安排——從強迫盟友繳納更高“保護費”（5%軍費），到將貿易夥伴區分為可榨取的（歐盟、日韓、印度）與需遏制的（中國）；從放棄全球公益供給（氣候治理）到集中資源守護核心利益區（西半球）——都遵循著冷酷的成本收益分析。這種轉變，反映出美國霸權自信的衰減，以及維持霸權方式向更加自私、短視方向的蛻變。它不再試圖證明自己代表“正確的未來”，而是竭力證明自己仍是“最難對付的現在”。⑧
（二）“競爭”內涵的深化與攻擊軸線的轉移：從對華“正面強攻”到“側翼包抄”與“內部整頓”
與2017年《報告》相比，2025年版《報告》中的“競爭”（competition）一詞內涵發生了質變，其戰略重心呈現出明顯的轉移跡象。這並非威脅認知的降低，而是攻擊策略的優化。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歷史類比是：正如1939年日本關東軍在諾門罕戰役中慘敗於蘇聯紅軍後，深知北上進攻西伯利亞代價過高、勝算渺茫，遂果斷調整“國策”，將陸軍主導的“北進”戰略轉為海軍主導的“南進”戰略，將矛頭對準了東南亞的美英荷殖民地，並最終導向珍珠港事件。2025年版《報告》所揭示的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內在邏輯驚人相似。在2025年4月至11月間，特朗普政府發起的所謂“第二次關稅戰”及伴隨的科技、芯片、港口等領域的極限施壓，並未能擊垮中國經濟防線，反而在稀土、農產品等關鍵領域的反制下承受了實質性損失。⑨這一輪高強度“正面強攻”的受挫，迫使美國簽署了事實上的“休戰協議”或“關稅互不侵犯條約”。因此，報告展現的“語氣緩和”，本質上是“諾門罕式”的戰術受挫後的策略回調，其競爭主戰場發生了三個關鍵轉移：
一是從“美中雙邊硬對沖”轉向“全球體系軟切割”。《報告》不再奢望通過雙邊關稅一舉解決對華貿易逆差，而是致力於構建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替代性體系”。這體現在：在經濟上，強化與盟國和夥伴打造定向排斥中國的供應鏈同盟，“使用我們的綜合經濟力量來保障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首要地位”；在科技上，則推動制定排斥中國的“美國標準”，如AI、生物科技、量子計算等；在金融上，鞏固美元霸權，試圖將更多國家貨幣“更緊密地與美元綁定”。這實質上是將主攻方向從中國本體，轉向中國賴以發展的國際環境與合作夥伴，進行一場廣泛的“去中國化”動員。⑩
二是從“全面貿易戰”轉向“關鍵領域堡壘化”與“友岸外包”。《報告》將經濟競爭徹底“安全化”和“精細化”。其核心不再是全面加徵關稅，而是聚焦於“確保不再依賴任何對手獲取關鍵產品”，通過“再工業化”和“友岸外包”在關鍵礦產、藥品、先進芯片等領域建立“本土或友好國家堡壘”。同時，《報告》以罕見篇幅要求“改革我們的國際發展金融工具”，意圖在“全球南方”與中國展開發展融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競爭，爭奪未來增長市場和資源產地。這種競爭更具針對性和長期性。
三是從“要求中國改變”轉向“脅迫盟友站隊”與“內部整肅”。在直接改變中國行為難度增大的判斷下，報告將大量火力轉向了美國的盟友體系和國內社會。在對盟友體系的論述中，《報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交易性與脅迫性。其核心邏輯可概括為：盟友必須做出明確選擇，並以實際行動證明其價值。《報告》明確要求：“任何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都必須首先終止與‘敵對外部影響’的一切合作。”這一條款實質上是一道強制性“選邊站”命令，旨在將中國與第三方國家，尤其是拉美及“全球南方”國家的正常經貿與投資活動汙名化並強行切割。對於傳統盟友，《報告》則進行了苛刻的評估與索取。它尖銳地指出，部分盟友“在經濟和安全上對美國構成依賴，卻不願承擔公平的負擔”，並據此提出所謂“海牙承諾”，即要求盟友“將防務開支提升至不低於國內生產總值（GDP）5%的水平，並確保這些投入能轉化為可直接服務於美國戰略需求的、可互操作的軍事能力”。這遠超北約2%的標準，其目的不僅是經濟勒索，更是迫使盟友的國防工業與戰略規劃與美國對華遏制體系深度整合、無縫綁定。
在內部整肅方面，《報告》將國內議題徹底“安全化”，並將其提升到關乎競爭勝負的高度。《報告》開宗明義地宣稱：“邊境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大規模移民的時代必須被終結。”這直接將國內社會治理議題定義為最高層級的國家安全威脅。此外，《報告》以強烈措辭批判所謂“覺醒意識形態”，指責其“削弱了國家的團結、紀律與工業競爭力”，並明確要求“我們的教育體系、文化機構必須重振愛國價值，以培養能夠在與‘複雜敵人’的長期競爭中取勝的公民”。這種將內部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爭論置於大國競爭框架下的論述，標誌著美國正試圖以“總體戰”思維動員國內社會，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指向極為明確。⑪
（三）戰略重心再平衡下的“替代性靶標”
2025年版《報告》另一個值得國際社會警惕的新動向之一，是美國明確將印度、歐盟、日韓等經濟體納入了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清單”。這絕非戰略收縮，而是攻擊軸線轉移後的必然結果。在無法從中國身上迅速榨取超額利益、甚至可能損及自身的情況下，美國資本與政治集團急需尋找新的利潤來源和轉移國內矛盾的對象。
《報告》指責歐洲、日本、韓國等“出口型經濟體”的貿易政策加劇了全球失衡，並要求它們“幫助重新平衡中國經濟”。它更明確點出“我們與印度的商業關係需要持續改善”，並暗示印度需要在“印太安全”中承擔更多成本。這清晰表明，在對華“正面戰場”進入僵持階段後，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霸淩與戰略勒索工具，正系統地轉向其他主要經濟體。其邏輯是：既然難以迅速擊敗最主要的“對手”，那麼就先鞏固自身陣營，並從次級“夥伴”身上榨取更多現實利益，以充實長期博弈的本錢。這無疑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柿子撿軟的捏”的機會主義，但也揭示了美國霸權在當前困境下的焦躁與貪婪。將矛頭對準印度、歐盟和日韓，正如日本在諾門罕後轉向東南亞，是為維持其霸權體系運轉而進行的風險相對較低、收益相對確定的“資源補血”行為。從這個角度看，2025年版國安《報告》對“印太”的認知與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版《印太戰略報告》可謂一脈相承。⑫
（四）內在矛盾與歷史局限性
然而，這份看似精明的“務實遏制”戰略，內部蘊含著深刻的矛盾，這些矛盾將制約其效力，並可能加速美國戰略環境的惡化。
首先，“美國優先”與“盟友動員”之間存在根本悖論。《報告》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但其遏制中國的主要手段又極度依賴盟友體系的協同。它一面嚴厲斥責、勒索盟友，另一面又要求它們為美國戰略火中取栗。這種將盟友純粹視為工具與榨取對象的做法，必將侵蝕聯盟的政治信任與合作根基。歐洲戰略自主的萌動、韓國在中美間的謹慎平衡，都是這一悖論的直接產物。強迫形成的“圍堵聯盟”註定是脆弱、低效且充滿內部摩擦的。
其次，“內部復興”與“外部遏制”之間存在資源爭奪。《報告》強調國內再工業化、基礎設施重建是國家安全基石，這需要巨額且長期的投資。但同時，維持全球軍事存在、進行高科技競賽、開展全球性經濟競爭同樣耗費驚人。在美國政治極化、債臺高築的背景下，這兩種巨額開支必然形成零和競爭。所謂“大炮和黃油兼得”的幻想，很可能導致兩方面都投入不足，陷入國內振興乏力、外部遏制疲軟的雙重困境。
最後，“規則破壞者”與“規則制定者”之間的身份衝突難以調和。為遏制中國，美國不惜破壞自己一手建立的全球貿易多邊規則（WTO），濫用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但同時，它又試圖在AI、數字治理等新興領域重塑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規則。這種“衹破不立”或“破舊立己”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國際規則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動搖了各國（包括其盟友）對未來國際秩序的預期，最終將削弱美國作為“規則制定者”的合法性與號召力。
四、中國的應對之策
面對美國“務實遏制”新階段的到來，中國的應對之策關鍵在於保持清醒頭腦，強化戰略定力，同時更要把握歷史主動。
一是穿透迷霧，保持定力。必須深刻認識到，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本質和長期性不會改變，任何戰術上的“語氣緩和”都是策略調整的煙幕。中國不應被其表象所惑，也不應因其壓力而自亂陣腳。要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的發展戰略，將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持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設更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夯實應對一切風險挑戰的國力根基。
二是鞏固優勢，突破圍堵。在科技領域，堅定不移走自主創新道路，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全力攻堅，同時保持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不可或缺地位。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拓展內需市場，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增強經濟韌性。在外交領域，繼續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務實合作，提供不同於美國掠奪性思維的“發展方案”，破解美國的“體系切割”企圖。對歐盟等力量，則應秉持相互尊重原則，求同存異，擴大利益交匯點，避免其完全倒向美國戰略。
三是把握道義，贏得人心。與美國“美國優先”的狹隘自私形成鮮明對比，中國應更堅定地擔當全球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積極倡導並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通過提出並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公共產品，中國能夠贏得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理解與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國際政治的人心向背，終將是決定這場長期博弈勝負的關鍵砝碼。
結語
特朗普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所展現的，是一個霸權國家在焦慮中進行的戰術優化，其“務實”背後是力不從心的收縮與精於算計的兇狠。它給中國帶來了更複雜、更長期的挑戰，但也因其內在矛盾而註定步履維艱。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預測美國的每一步棋，而是下好自己發展的每一步棋。衹要保持戰略定力，聚焦自身發展，深化國際合作，堅定不移地沿著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前進，任何形式的遏制與圍堵，都無法阻擋中國邁向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這場世紀博弈的最終結局，將不取決於一份充滿零和思維的霸權計劃，而取決於誰更能代表歷史前進的潮流與人類共同的未來。
本文係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國區域國別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研究議程與標識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的中期成果。
注釋：
①“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2025),”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5,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②“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③“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ctober 2022),”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④徐劍梅，如何解讀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新華每日電訊，2025-12-08,(008)。
⑤王鵬，“特朗普2.0”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影響的預期分析[J]，中國石化，2024,(12):15-18。
⑥嚴謹、王飛，“新門羅主義”的內涵、緣起和前景初探[J]，和平與發展，2025,(05):48-70+184-185+190-192。
⑦李昕蕾、毛肖楠，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中亞關鍵礦產戰略探析[J]，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5,(06):22-46+159。
⑧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rump’s Playbook for Spac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J]. Satellite Today, 2025.
⑨王鵬，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國人工智能政策的新趨向與中國新應對[J]，當代中國與世界，2025,(03):44-50+94。
⑩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Declares National Emergency to Increase our Competitive Edge, Protect our Sovereignty,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J].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 Fact Sheets and Briefings / FIND, 2025.
⑪David Di Molfetta. Trump’s anti-DEI efforts damage national security, former officials say [J]. Nextgov.com (Online), 2025.
⑫王鵬，“對沖”與“楔子”：美國“印太”戰略的內生邏輯——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視角[J]，當代亞太，2018,(03):4-52+157-158。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6年1月號，總第337期，P2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