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03 15:05:40

　　中評社╱題：論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多維互動與戰略平衡　作者：趙偉（西安），西安翻譯學院教授；石洋（廈門），通訊作者、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是全球地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複雜性源於歷史交融、地理空間、區域熱點、經貿連接等動態叠加。本文著重剖析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多維互動特徵，聚焦周邊領土爭端、外部戰略圍堵、大國博弈效應等多重安全風險挑戰，提出“多邊機制”“築島破鏈”“底綫思維”“合作共贏”協同的戰略應對邏輯，為理解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提供系統性分析框架。

　　引言

　　地緣政治和經濟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基礎，其核心在於地理空間與政經權力的互動關係。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始終處於動態演變中，具有包容性、脆弱性和複雜性等多維特徵。作為歐亞大陸東端的核心國家，中國周邊鄰國衆多，經貿交流合作密切，大國博弈效應叠加，區域衝突熱點頻發，既是安全風險的“高發區”，又是全球產業鏈的關鍵節點和經濟發展的“機遇帶”，更是陸權與海權交匯的“十字路口”。隨著國際權力結構的深度調整、美國“印太戰略”的加速推進以及地區矛盾衝突的聯動發酵，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風險與穩定并存、競爭與合作交織”的複雜形態。本文通過多維度分析，揭示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基本特性、安全風險和戰略應對邏輯。

　　一、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多維互動特性

　　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極為複雜，在歷史交融、地理空間、社會經濟、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多維互動特性。

　　（一）歷史交融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中國作為東亞文明的中心，處在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國際地緣政治所描述的“世界島”最東端，即亞歐大陸東亞板塊。長期以來地理環境的相對隔絕有效阻隔了大規模外來移民的進入，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圈，廣義上包括朝鮮半島、中南半島、日本列島等。歷史上中華文明的外來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挑戰，表現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劇烈碰撞。當農耕文明強盛時，中原王朝可以抵禦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當農耕文明衰落時，中原王朝就陷入危機困境中。無論是向外擴展和延伸，還是內部更替和淪陷，中華文明都能在“衝突——適應——融合”中不斷吸收各種文明的養分，形成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文明特徵。然而，相對封閉的農耕黃土文明在大航海時代來臨時卻放慢了前進的步伐，在海權全球擴張中逐漸落後於通達開放的藍色海洋文明。近代中國大門的打開正是西方殖民者從海上開啓了封閉數千年的中國門戶，令中國逐步淪為被列強瓜分的半殖民地，使中華文明屢次因海陸雙重威脅而陷入嚴重的安全危機，尤其是1895年甲午戰爭更是把中國帶到了國力滑坡的谷底，然後置之死地而後生。覺醒後的中國人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和浴血奮戰，於1949年艱難地站了起來，不再被列強淩辱；又經過30年的努力拼搏和先後四次“立國戰爭”才站穩了腳跟，創造了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再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快速發展，終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當前中國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與交流，致力於營造和平、穩定、合作的周邊環境。

　　（二）地理空間的便捷性與脆弱性

　　中國陸地面積約960萬平方公里，東部瀕臨太平洋，西部深入歐亞大陸腹地，是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大國，邊界綫總長4萬公里，恰巧與地球周長耦合。這種地理特徵賦予中國獨特的戰略優勢：在陸權擴展方面，陸地邊界2.2萬公里，與中亞、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形成深度的陸上聯通，西部陸路通道過去因運力限制難以有效發揮而一度沉寂，如今隨著陸路快速交通和大基建的推進，陸路運輸的便捷性日益顯現，交通綫路縮短、運輸速度加快、運輸時間節省、交通工具更新換代和新能源開發利用等因素使運輸成本大幅降低，運輸效率明顯提高，尤其是高鐵大規模的興建使長距離的快速陸運成為可能，覆蓋歐亞主要國家的中歐班列陸續開通，運量大幅增加，運輸時間不到海運一半且日益縮短，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貨源，成為便捷的陸路通道，改變了全球交通格局，從而影響世界貿易格局。在海權潛力方面，中國海岸綫長達1.8萬公里，管轄海域約300多萬平方公里，是東北亞至東南亞海上通道的重要樞紐，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年均通過的中國商船超60%。陸海兼備的地理空間也帶來開放的脆弱性：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直面海上威脅，尤其是南海、東海方向；西部邊境面臨非傳統安全挑戰，如恐怖主義滲透，地緣政治風險呈現“陸海雙向壓力”。“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就是要建設連接亞歐非、貫通世界島的陸路運輸通道，讓全球經濟發展重心重回世界島，從而促進新陸權時代的到來。

　　（三）周邊鄰國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中國周邊鄰國衆多，陸地與14個國家接壤，海上與9個國家隔海相望，其中朝鮮和越南是陸海雙鄰。這種地理環境使中國成為全球鄰國最多、地緣關係最複雜的國家之一。21個陸海鄰國在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宗教等方面差異較大：既有世界性大國，如領土最廣的俄羅斯、人口最多的印度和群島衆多的印尼，也有內陸山地小國，如不丹、塔吉克、吉爾吉斯等；這些國家涵蓋不同政治體制，既有社會主義國家，又有資本主義國家；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發展階段落差明顯，既有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又有新興市場化國家，如馬來西亞，還有欠發達國家，如阿富汗、老撾、柬埔寨、緬甸、孟加拉國等；各國文化多樣，宗教信仰各異，有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多種文明匯流碰撞，相互交融。這種地理環境的多元性特徵導致周邊關係錯綜複雜，各方利益訴求分化明顯，通路控制與資源爭奪矛盾突出，地緣經濟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周邊地區與中國經濟聯繫緊密，貿易往來頻繁，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市場，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區域，更是能源、原材料和糧食的供給基地，如東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2024年雙邊貿易總額近7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9%，中俄能源合作日益深化，東綫天然氣管道年輸氣量高達380億立方米；另一方面，南海等海域戰略通道的管控與反控矛盾浮出水面，海上油氣田、漁業等海洋資源的爭奪日益尖銳，某些國家與中國的領土海域爭端不時發生，如中印邊境、中日釣魚島、東海海域、南海部分島礁與海域等問題，陸海通道安全與經濟利益緊密交織，呈現“合作與競爭并存”的互動態勢。中國努力通過“睦鄰、富鄰、安鄰”的外交政策，在維護國家主權與促進區域合作之間尋求平衡點，塑造穩定的周邊環境，但域外勢力的干預仍構成安全威脅和嚴峻挑戰。

　　二、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安全風險變量

　　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安全風險變量顯著增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領土海域爭端常態化和尖銳化

　　在領土邊界方面，中國已與12個陸地鄰國完成約2萬公里的陸地邊界勘定，衹剩不丹和印度2個國家約2000多公里的邊界綫尚有爭議。中不邊界雖未正式劃定，但大致沿用傳統習慣綫，邊境地區相對平靜。自1998年兩國簽署《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以來，局勢基本穩定，領土問題仍有待解決。中印邊境爭端是中國陸地安全的突出挑戰，邊界爭議地區約13萬平方公里，中方實際控制不到30%，其中東段藏南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和中段波林等2683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控制，西段阿克賽欽地區3.4萬平方公里由中國實際控制。2017年洞朗危機、2020年班公湖和加勒萬河谷衝突後，雙方在邊境西段和東段的對峙常態化。印度試圖通過推進“拉達克中央直轄區”等非法行政區劃，強化邊境軍事部署，持續增兵邊境至20餘萬；中國則通過大力推進基建、加強邊防巡邏、構建防禦體系等策略鞏固實際控制區。

　　在海域爭端方面，約12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處於爭議中，占中國管轄海域近四成。東海海域與日本的釣魚島主權爭議和黃海海域與韓國的蘇岩礁糾紛一直懸而未決，南海海域除《中越北部灣劃界協定》確定的領海基點外，其他海域，尤其是南沙海域的劃界和島嶼主權爭端較為突出。南海爭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東南亞聲索國對南海諸島全部或部分島礁提出主權要求并非法侵占部分島礁而產生的領土問題；二是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問題。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是歷史上確立的，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開發利用、最早有效且持續行使主權和管轄并確立相關權益，但菲律賓、越南等部分聲索國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非法侵占南海部分島礁，并強化對非法侵占島礁的實際控制，如菲律賓強占中業島等8個島礁，在仁愛礁“坐灘”軍艦，在黃岩島附近海域游弋挑釁；越南搶占南子島、南威島、萬安灘等29個島礁，在南沙填海造島，導致南海衝突熱點不斷，而美國則在後面煽風點火，并以“維護航行自由”為名介入，頻繁派軍艦進入南海的西沙、南沙鄰近海域，幾乎每月一次，炒作“南海軍事化”議題，加劇南海海域的緊張局勢。領土海域爭端十分敏感，不僅關乎中國核心利益，而且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這些問題背後往往有著複雜的國際因素和大國博弈的影子，解決難度較大，安全風險將長期存在。

　　（二）外部戰略圍堵體系化和聯動化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綜合國力逐步壯大，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陣營對華戰略圍堵也日益增強。2001年美國占領阿富汗後，聯合盟友共同構建了一條環繞中國的“C形包圍圈”①。東邊北起日、韓，經以琉球為中心的“第一島鏈”和以關島為中心的“第二島鏈”，再加上以夏威夷為中心的“第三島鏈”，主打海洋島鏈環狀戰略包圍圈，重點遏制中國能源進出口路綫和海洋貿易，威脅東部繁華地帶和渤海灣；西邊從印度到阿富汗的地緣鎖鏈，主打陸地圍攻，遏制中國進入中亞和中東的陸地綫路，威脅中國西北和西南腹地。如此嚴密的C形包圍圈封鎖使中國生存與發展空間面臨空前壓迫：東出太平洋要道被美、日、韓封住，南下海域不時有島嶼主權爭端、海洋權益紛爭，以及美艦“自由航行”的騷擾，西有人口大國印度作為備選企圖替代中國產業鏈，如果再加上北邊俄羅斯的能源斷供和南邊澳洲、印尼原材料的控制，就形成了看似完美的“Q型絞索”體系。然而，美國從阿富汗倉皇撤軍，以及俄烏衝突引發美歐與俄較量升級反向促成中俄戰略協作等一系列“灰犀牛”事件，打破了“Q型絞索”的西部和北部環節，迫使美國不得不收縮包圍圈，重點構建“印太戰略框架”，強化“離岸平衡戰略”同盟體系，以遏制中國發展。

　　“印太戰略框架”將中國周邊變為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聯動周邊鄰國帶頭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國，在軍事、經濟、科技等多領域持續打壓，構建對華“多點一綫”的包圍圈。在軍事圍堵方面，以美日同盟為核心，鼓動日本突破“戰後體制”，增加防衛預算，謀求軍事外向性，強化與韓、菲的同盟關係，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在菲律賓呂宋島部署中導系統，以“美英澳三邊協議”（AUKUS）聯合澳大利亞參與軍事演習，以“四邊合作機制”（QUAD）拉攏印度，使地區安全機制呈現“陣營化”趨勢②；在經濟遏制方面，推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鼓動越南、印度等國家承接中國製造業轉移，替代中國主導的區域供應鏈；在科技封鎖方面，對中國海事、物流、造船業及高端半導體進行“301調查”并實施制裁，啓動“芯片聯盟”“清潔網絡計劃”，限制中國獲取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高端技術，如對華為斷供芯片，嚴格管制荷蘭ASML光刻機對華出口，在經濟層面對中國形成結構性壓力，構成事實上的“經濟安全圍堵”；在意識形態對抗方面，炒作“人權問題”“債務陷阱”“環境保護”等議題，拉攏盟友對中國施壓。這種體系化和聯動化圍堵，除了針對中國，還試圖削弱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繫，阻止“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有效實施，使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更加嚴峻複雜。


　　（三）大國博弈效應白熱化和複雜化

　　中國崛起引發了全球權力結構的深刻調整。大國博弈愈演愈烈，是否會造成全球經濟混亂、安全失序，進而跌入“金德爾伯格陷阱”？③在金德爾伯格看來，在全球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如果新興大國崛起後不能承擔起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國際公共產品短缺。現在的國際社會就如一戰後、二戰前的世界，因而謂之“百年未有之變局”，現在的中國就如當時的美國，正在改變世界，但美國卻硬要把中國比作德國，視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更多地以霍布斯式視角理解世界，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現實主義範式進行大國博弈，導致自由主義範式日漸式微，實現洛克式社會契約的道路越走越窄。根據薩繆爾森陷阱理論，自由貿易和全球化雖然有時把技術進步變為雙方收益，但一國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帶來收益，而且通過減少兩國間本來可能有的收益而傷害另一國家，因而中美經濟往來收益不斷遞減。長期以來，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運行的標準模式，指導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戰略包圍，構成了西方大多數決策者共同認知的心理地圖，但也面臨“選擇困難症”，因為現實主義存在諸多變體，其中一些變體大肆渲染中國崛起的威脅，而另一些則對中國崛起的影響不以為然。美國決策者或許無法遏制中國實力的擴張，卻可以影響美國社會對中國的恐懼程度，通過誇大威脅轉移國內矛盾，調動國內支持，但如果過度“妖魔化”中國導致誤判，那將跌入“修昔底德的終極陷阱”，最終以衝突甚至戰爭解決問題。美國政府的“墊背”陷阱就是依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即動態失衡理論來理解大國博弈效應，以美國在地緣、軍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製造各種機會，通過國際危機乃至局部衝突和戰爭，轉移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矛盾，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破壞性溢出的“墊背效應”，讓美國“再次偉大”。大國博弈效應的白熱化和複雜化使中國周邊安全隱患因素明顯增多。

　　（四）地區安全風險高頻化和擴大化

　　在大國博弈烈度加大的影響下，中國周邊地區安全風險呈現高頻化和擴大化趨勢，從朝鮮半島到釣魚島，從東海到南海，從東南亞到南亞再至中亞，無處不暗藏殺機，預埋著待爆的“火藥桶”，時刻牽動著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敏感神經。朝鮮半島作為冷戰遺留的“活化石”，素有“亞洲巴爾幹”之稱，不僅是中國東北部的重要屏障，而且也是美日在東北亞前沿部署的戰略支點，其局勢演變直接影響到中國東北邊境安全，一直是地緣政治中最為複雜且持久的熱點之一，自1953年朝鮮停戰以來，經歷冷戰對峙、緩和交流、再度緊張多次階段性演變，其根本性對立狀態始終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目前半島正處於新一輪緊張對抗周期，三八綫附近集結了大量精銳部隊和先進武器裝備，是世界軍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爆發武裝衝突的風險長期存在。美韓不斷加大聯合軍演規模和頻率、朝鮮多次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和試爆核武器、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等一系列惡性循環事件，導致半島南北在軍事上尖銳對峙、政治上相互否認、戰略上陣營分化，各方博弈呈現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形成了一種危險高頻與安全脆弱的平衡。若局勢失控將引發難民潮、軍事衝突外溢等風險，危及中國周邊安全。韓國新任總統李在明執政後，半島未來發展仍充滿不確定性，既存在衝突升級的潛在風險，也蘊含突破僵局的政治機遇。

　　在東海之濱，寶島台灣一直是美國遏制中國的重要籌碼。“台獨”勢力與外部干涉勢力勾連，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台灣地緣政治環境非常重要，不僅是中國大陸的出海口，而且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綫和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島鏈，歷來為列強紛爭場所和兵家必爭之地，冷戰時期是東西方對峙的前哨陣地，如今又是陸權與海權對抗的緩衝地帶，其戰略地位決定了其必然成為大國在東亞博弈的焦點。西方媒體甚至預言：“昨日烏克蘭，今日中東，明日台灣。”台海危機正在發酵，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中美兩個大國遲早都要在台灣問題上做最後一場決定性較量，其結果關係到大國地位和角色的互換。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關係到國家統一的核心利益以及政治、軍事和經濟安全，中國政府沒有任何退路與妥協餘地；對美國而言，它是美國最後一張“王牌”，被強行納入非北約盟友和“印太戰略框架”，充當挑釁大陸的“急先鋒”，在政治上“倚美謀獨”，軍事上“以武謀獨”，經濟上“脫鈎斷鏈”，以切香腸形式掏空一個中國政策，挑戰大陸原則底綫，觸碰“台獨”高壓綫，使兩岸關係陷入緊張狀態，兩岸軍事衝突的風險和變數不斷增加。一旦美國鼓動“台獨”強行越過“紅綫”，中美之間將不得不徹底走向決裂，提早進行戰略攤牌，必然會給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帶來嚴重衝擊。

　　三、中國地緣政經環境的戰略應對邏輯

　　面對中國地緣政治環境的安全風險和潛在威脅，中國通過築牢周邊安全屏障、破解外部戰略圍堵、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突破外圍經濟封鎖等多種手段實現戰略動態平衡。

　　（一）以“多邊機制”築牢周邊安全屏障

　　中國始終將周邊地緣政治安全視為外交優先方向，倡導“周邊命運共同體”，通過高層互訪、多邊機制，深化與周邊鄰國家的政治互信，以緩解地緣競爭。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中國-中亞峰會、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防長非正式會晤等合作平台逐步擴大，區域和平機制不斷深化。針對領土海域爭端，中國堅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積極參與國際海洋法律事務，利用國際法武器，堅決抵制某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的非法行徑，維護國際海洋秩序的公平正義，并與東盟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提出設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和“危機管控熱綫”，努力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爭端，避免因誤判引發衝突；與印度設立邊境事務磋商機制，加強相互溝通，避免衝突升級。針對朝鮮問題，致力於推動政治解決半島問題，并行推進半島和平機制建設和半島無核化進程，均衡考慮各方合理關切，確保半島局勢總體可控。這些都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擔當，贏得了國際社會衆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多數周邊國家堅持多邊主義，反對陣營對抗，希望通過對話協商處理分歧成為主流政策取向。

　　(二）以“破防體系”化解外部戰略圍堵

　　中國這10多年的發展正是不斷突破鉸鏈包圍圈的過程。一是南海築島。從2013年起，中國在南沙海域吹沙造島，先後完成永暑、美濟、渚碧、華陽、南熏、赤瓜、東門七大人工島，尤其是前三大島是“不沉航母”，構成南沙的“小鐵三角”，黃岩島等中沙海域也牢牢掌控在手中，一旦完成築島，就與南沙、西沙群島共同構成南海的“大鐵三角”，形成牢固的南海防禦體系。二是東海破鏈。從2016年起，中國海軍艦隊常態化穿越日本宮古、津輕海峽，2020年以來可攜帶高超音速導彈和核武在公海巡航，日本防衛省承認“已無法阻止解放軍進出太平洋”，雙航母編隊亮相後，美國“自由航行”淪為象徵性表演，055大驅巡航澳大利亞後，第一島鏈已名存實亡。三是西部突圍。2018年通往印度洋出海口的中巴經濟走廊全綫貫通，瓜達爾港年吞吐量突破5000萬噸；2021年美軍被迫撤出阿富汗後，其80%的基建項目由中國承接；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銳減，拖延了27年的中吉烏鐵路開始動工，建成後可不繞彎直通中亞和中東；2025年中國-伊朗班列進入常態化，六方機制共建中國-中亞-中東新走廊；中南半島鐵路網加速推進，中老鐵路通車後，泰老鐵路建設提速，在亞歐大陸衹剩印度這一個關鍵支點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底牌”。然而，印巴衝突直接打臉印度，一場衹持續3天的戰爭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超視距大規模空戰，雖然表面上是印巴世仇宿怨的邊境衝突，但實際上是代理人的戰爭，背後是東西兩個大國在印太的一次強烈碰撞，結果是美國圍堵中國的包圍圈被徹底撕裂，持續多年的龍象之爭畫上分號，暫告一個段落。

　　（三）以“底綫思維”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對於涉及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中國強化“底綫思維”，采取“堅決捍衛”的立場。在台海方向，針對美國反華勢力不斷煽動“台獨”勢力瘋狂挑釁大陸、甚至叫囂“協防台灣”的行徑，解放軍近年來連續多次不定期地開展環島聯合軍事行動，進行封島、鎖台、圍台、進攻、擊毀、斷供的全方位演習，突破所謂“三綫”，即“海峽中綫”、“領海綫”、能源生命綫，打破美台“劃峽而治”的圖謀，展示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定決心；在東海方向，開展執法行動，加強對釣魚島海域的巡航，從2012年起每月巡航一次增加到2017年起每半月巡航一次，宣示對釣魚島海域的主權，強化海洋資源權益保護，嚴密監控、及時制止侵權行為；在南海方向，基於充分的歷史依據和法理基礎，多次明確表態南沙群島等南海諸島是中國固有領土，針對一些國家在非法侵占島礁上的建設活動進行有力反制，常態化部署海空力量，強化在南海的軍事存在，不間斷地巡航仁愛礁、黃岩島等周邊海域，守護海疆安全，展示捍衛國家主權的強大實力。中國海警在南海海域積極開展執法行動，常態化巡邏，不僅是對中國主權的有力宣示，更是對一些國家非法行為的有效管控，確保了中國在南海海域的正常秩序。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公布實施，明確海警機構對非法進入中國管轄海域的外國船舶可采取“強制驅離”措施，為海上維權提供法律依據。

　　（四）以“合作共贏”突破外部經濟封鎖

　　在經濟上，深化與東盟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RCEP成員貨物貿易占中國外貿總額的比重保持在30%以上，降低對歐美單一市場的依賴，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實現區域共同發展繁榮，以“利益共同體”化解“安全困境”；持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為周邊國家創造42萬個工作崗位，通過區域合作增強經濟相互依賴，降低衝突風險，強化區域穩定性；牽頭成立“國際月球科研站”等多邊項目，增強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面對美國的技術封鎖，中國通過自主創新和開放合作，突破“卡脖子”困境，推動國產芯片研發，保持5G技術領先，加強與歐洲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隨著地緣政治與經濟風險的耦合加深，中國對外戰略需同步兼顧經濟安全目標和地緣安全防綫構建，通過區域經貿聯動機制、多邊金融合作等手段提升抗衝擊能力，構建更具韌性的安全體系。

　　未來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核心是繼續堅持以“和平發展”為基調，以“多邊機制”築牢安全屏障，以“破防體系”化解外部圍堵，以“底綫思維”捍衛核心利益，以“合作共贏”替代零和博弈，通過外交斡旋努力，推動“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維護區域穩定中發揮關鍵作用。

　　結論

　　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是歷史交融、地理空間、周邊鄰國關係等多重複雜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也是大國競爭、地緣博弈、區域熱點、傳統與非傳統安全的戰略動態平衡，既面臨安全威脅和嚴峻挑戰，也蘊含發展空間和巨大機遇。儘管美國戰略圍堵、領土爭端等風險變量增多，但亞太地區政治和經濟總體穩定的基本面未變，多邊機制與經濟合作仍是周邊國家的共同選擇。中國努力在和平崛起的戰略需求與周邊國家的信任構建之間尋找平衡點，統籌地緣政治與經濟安全，通過強化區域經貿合作與產業鏈韌性，增強國家整體安全體系的穩定性與抗衝擊能力，實現從“地緣大國”向“地緣強國”轉型，為地區經濟穩定與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智慧。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年度項目《東南沿海典型濕地生態系統的碳匯貿易價值實現路徑研究》（24BJY137）。

　　注釋：

　　①戴旭：《C型包圍：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

　　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2019年7月，中國軍網（http://www.81.cn/jmywyl/2019-07/24/content_9567323.htm）。

　　③金德爾伯格：《瘋狂、驚恐與崩潰：金融危機史》，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0月號，總第334期，P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