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03 14:26:04

　　中評社╱題：光復時期浙籍人士對台灣社會接管改造的歷史考察　作者：李濤（北京），北京聯合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後、海峽兩岸鄉建鄉創發展研究院特聘專家＼碩士生導師；周煒博（杭州），浙江行政學院“文化浙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

　　【摘要】台灣光復是抗戰勝利的重要成果，標志著台灣回歸祖國懷抱。自古以來，浙江與台灣地緣相近、交往密切，抗戰期間，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曾在浙江金華英勇奮戰，於血火淬煉中深化了浙台兩岸的血脈聯結。台灣光復以後，浙籍人士前仆後繼奔赴寶島，參與社會的接管與改造，通過變革台灣經濟體系、調整台灣大學教學模式、改良社會語言習慣等諸多舉措，促進了台灣整體經濟重建和文化回歸。歷史證明，浙籍人士與台灣同胞雙向奔赴的抗戰情誼是重塑台灣社會整體面貌的重要推力，也是推進兩岸文脈聯結、國家統一進程行穩致遠的重要基礎。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浙江紹興人陳儀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率領大批浙籍官員和技術人員渡海抵台，統籌規劃并主導台灣行政、經濟、教育與文化的接管與改造。在此期間，浙籍人士憑藉地緣優勢、人脈資歷與行政經驗，迅速成為台灣社會轉型的核心力量。光復時期浙籍人士對台灣社會的接管改造，不僅是國家領土主權的重大恢復，也是中華民族反抗殖民統治的勝利標志，更是浙台兩岸手足親情的歷史見證。在此過程中，浙籍人士以高度的使命感、強烈的責任感投身於台灣社會的重建，通過接管台灣大學和推動文化、經濟的雙重回歸，為兩岸同胞在同心同向中的血脈重續提供了寶貴的歷史模範。當然，由於國民政府的局限性，諸多方式和舉措也同樣存在一定問題，不可避免延滯了台灣社會的總體進步。綜合而言，研究分析浙籍人士在台灣社會接管改造中發揮的歷史作用，可為光復時期的台灣研究和兩岸統一的當代思考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一、地緣相連：浙台親緣及抗戰烽火中的雙向奔赴

　　浙江與台灣自古以來便有著深厚的歷史與地緣聯繫。清初之際，浙籍將領姚啓聖協助朝廷平定鄭氏政權，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灣正式納入中央版圖奠定基礎。近代以來，浙江作為辛亥革命策源地，紹興人士陶成章、徐錫麟等廣泛參與光復會等愛國組織活動，并積極與台灣義士合作，共同反對清廷暴政與日本殖民統治，不斷推動台灣文化心向祖國；台灣愛國詩人連橫在杭州期間籌備上書北京，申請恢復國籍、修撰台灣通史，以“台灣復為中國有”〔1〕之氣魄為兩岸同胞留下了一部完整的中國台灣史。抗戰時期，兩岸同胞更是在民族大義之中實現了戰爭烽火中的雙向奔赴。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中共浙江省委協助台灣愛國人士李友邦在金華組織成立的台灣義勇隊。這些親緣不僅奠定了光復以後浙籍人士主導台灣接管的深層基礎，同時也勾勒了浙台兩岸聯手抗戰的歷史圖景。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先後有五萬多台灣同胞陸續加入抗戰行列，其中李友邦領導下的“台灣義勇隊”尤其突出。李友邦認為：欲救台灣，必先救國；欲致力於台灣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於中國抗戰的勝利，并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2〕的口號。在浙活動期間，義勇隊幫助抗戰部隊成功破譯了日軍密電，還組建了抗戰時期全國最著名的一個兒童抗敵團體——台灣少年團。這些軍事活動、文化宣傳深刻地激發、堅定了前綫將士的抗戰士氣與後方民衆的必勝信念。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李友邦從崇安帶回的第一批台胞（1939年1月）雖僅有30餘人，但其中卻包括了6名兒童。當時，這群孩子中年齡最大的衹有15歲，最小的不到9歲。他們“年紀雖小、報國志大”的抗戰熱情深刻影響了浙江人民，中共地下黨員朱楓（浙江鎮海人）也鼓勵剛滿10歲的女兒朱倬（後名“朱曉楓”）加入了台灣少年團。義勇隊成員在戰爭後方也同樣成為浙江人民的親密良友。在李友邦的幫助下，浙江金華開設了第一家台灣醫院，浙江衢州、蘭溪，福建建陽也相繼成立了三家醫院。其中，軍人、出征人員家屬及貧苦民衆就醫，一律免費。由此，義勇隊的醫生們被戰士和鄉親們親切地稱為“台灣醫生”。同時，台灣義勇隊還協助浙江省政府恢復和設立樟腦製造廠和藥品生產，以供給用於交通運輸的樟腦油和瘧疾丸等戰場急需藥品。

　　實質上，台灣義勇隊與中共各級組織秘密保持著聯繫。早在義勇隊的籌建階段，朱楓就曾幫助李友邦開展組織工作，祖籍浙江紹興的周恩來對其在浙活動也大力支持。在國民黨尚未正式承認其合法性前，周恩來秉持“民族”和“抗戰”兩條方針，委派浙江人張畢來、邵荃麟等協助工作，并最終幫助台灣義勇隊得到國民黨官方的正式批准。遺憾的是，國民黨頑固派無法容忍這支“異己”抗日力量，李友邦也最終於1952年4月21日以“包庇匪諜”“勾結共黨”的罪名被槍殺在台北。〔3〕李友邦曾多次向駱耕漠（浙江於潛，今臨安人）表達爭取入黨的意願。但出於局勢的考慮，周恩來認為像李友邦這樣特殊的對象，應引導他們理解到，暫時在黨外進行抗日救亡活動比到黨內更有利於革命的總體發展。經過駱耕漠的多次轉述與開導，李友邦最終體悟了黨組織對他的良苦用心，決意要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4〕

　　在浙期間，浙江人民對於義勇隊的艱辛抗戰同樣予以熱情支持。他們不僅在物資上提供援助，還通過宣傳和組織活動表達對台灣同胞抗戰事業的關心。這種戰友情誼不僅體現了民族團結的力量，也為光復後浙籍人士參與台灣接管改造提供了情感與道義上的基礎。

　　1943年11月，《開羅宣言》發表後，國民政府開始籌備台灣的接收工作。1944年4月17日，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轄下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收復台灣的職能機構，并任命陳儀（浙江紹興人）為主任委員。8月，蔣介石繼而提出，關於台灣收復的準備工作，“應先從訓練與儲備幹部著手……以適應將來建設之需要”〔5〕，并指令陳儀、陳果夫（浙江湖州人）等共同籌劃。陳儀隨即著手組織人才培訓，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選拔來自各領域的優秀青年，重點培養其政治、經濟、教育等多方面的實務能力。其中第一期台幹班（1944年12月25日—1945年4月23日）中計有浙籍學員7人〔6〕。與此同時，陳儀還組織了對台灣實地調查和資料收集工作，力求全面掌握台灣的實際情況，為順利接收奠定基礎。這一系列準備工作體現了在陳儀領導下台灣調查委員會對收復台灣的高度重視和運籌決心。在一切基本工作準備妥當後，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改造即將在台灣社會拉開序幕。

　　二、渡海傳薪：浙籍人士對台灣社會的全面接管與改造

　　1945年8月29日，陳儀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次日，陳儀任命葛敬恩（浙江嘉興人）為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趙乃傳（浙江杭州人）為教育處處長、胡福相（浙江寧海人）為警務處長等輔佐事務，率領大批浙籍官員渡海入島，推動台灣行政、經濟與文化的中國化改造。一時間，大批浙籍能人志士抵達寶島開展光復後的接收與改造工作。

　　陳儀在接管台灣初期，整體工作是井然有序、有條不紊的，極少出現混亂現象，保持了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公營資產的維護，為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留下了珍貴的資產”〔7〕。在陳儀的施政規劃中，經濟改造是接管的核心工作，因此，他主導并開展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以期實現貨幣的穩定與獨立。由於台灣經濟長期受到各種外來貨幣的影響，因此，陳儀在如何力促台灣金融自主的問題上付出了很大心血，“我們作為把舵的人，決不能讓這條船沉下去”〔8〕。有鑒於台灣經濟的特殊性，他曾向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指出：“台灣金融問題，弟到台後體察實際情形，深覺發行（流通券）必須由台灣銀行辦理，方能適應機宜，控制物價，安定人心……中央銀行此刻決不宜來台設行，致與台灣銀行發生競爭，使弟無法控制，以致通貨膨脹，幣制混亂，物價高漲，人心動搖。”〔9〕儘管在金融控制權上，行政院財政部與其有所爭執，但最終國民政府還是批准了陳儀的提議。實踐證明，正是在陳儀的力爭下，台灣才得以確立獨立的貨幣金融管理體系，徹底破除了日本割占台灣期間形成的資本隱患。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台灣民衆在戰爭環境中保持了較好的生活水平。當第二年大陸物價指數飈漲396%時，台灣僅以114%的漲幅維繫著台胞的日常消費，未受較大衝擊。

　　此間全島文化與教育的改造同樣由浙籍人士承擔。行政公署執行的“再中國化”政策強調民族意識與心理建設的雙重重要性，陳儀倡導要首先祛除“皇民”毒素，傳承中華文化血脈。〔10〕陳儀認為：“台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書，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11〕因此，他在1946年慶祝元旦的儀式上宣布，以政治、心理、經濟三大建設為施政核心。他高度重視民衆“心理改造”。同時，他反復強調：“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語言方案須先改造。”〔12〕考慮到語言衹是思想文化的一種載體，要傳承華夏文化，促使祖國悠久的傳統文化精華在台灣人民中傳播和根植，必須進行語言文字方面的重新建設。1946年1月9日，陳儀宣布台灣全省進行教育改革，基本方針是注重中國傳統文化，加強國文、國語教育，禁止在學校用日語進行教學。同時，他邀請文學大家許壽裳（浙江紹興人）翻譯各類外國名著，并準備籌辦翻譯館。這些舉措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和支持。

　　除卻陳儀作為行政長官主導台灣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改造以外，以學者羅宗洛（浙江台州人）為代表的浙籍知識分子接收台灣大學也是浙籍人士對台改造的典型成功範例。在台灣社會的諸多改革中，教育領域的改革可以說是尤為重要。因為其接管與改造不僅是教育重建的核心內容，也深刻影響著台灣的社會發展與文化回歸。台灣大學作為台灣光復前唯一的高等學府，經受日本殖民主義影響，鮮有台籍人士充任高級教職，管理職位更無權問津，在校學生亦多被灌輸“差別教育”。台灣光復後，“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13〕。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朱家驊（浙江湖州人）委派羅宗洛負責接收台大。根據朱家驊交代的“接收－維持－改造”三點方針，即一要完整接收、避免損失；二要維持不停課，可暫留日籍教師任教；三要在求得穩定之後逐漸按中國大學規章進行國立化改造〔14〕。羅宗洛抵達台灣後，立即領導教育部台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即大學接收委員會）開展工作，并於10月25日舉行了對台大的接收儀式。羅宗洛寄語全體師生：“大學的目的在於真理之探求，為人群謀福利。世界各國大學之制度，容有不同，然其理想則一……台北大學雖以台北得名，然非台灣之大學，乃中國之大學，吾人必須努力，使成為世界之大學。”〔15〕為此，在教學管理上，他引入不少大陸高校的先進經驗，聘請了多位浙籍學者，如陳建功（浙江紹興人）、蘇步青（浙江溫州人）等赴台任教，充實師資力量，提升了台大的學術水平。同時，大刀闊斧調整課程設置，依照中國學制，分設系、科，各“學部”改稱“學院”，并將文政學部劃分為文學院及法學院，增加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科學內容；再加上理、醫、工、農共6個學院，設22系。〔16〕通過這些努力，台大逐漸擺脫殖民教育的痕跡，成為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陣地。

　　總體上看，在羅宗洛擔任台大代理校長的十個月光景裡，台灣各界人士對其工作大為贊嘆，并作了“國民黨接管台灣以來，台灣大學是最完整的，最清廉的，最出色的”〔17〕極高評價。

　　三、前仆後繼：光復後浙籍人士繼續建設寶島

　　1945年台灣完成基本轉型後，浙籍人士并未停止奔赴寶島。光復後期，台灣社會在“二二八”事件與國共內戰的影響下動蕩加劇。陳儀主導的台灣公署在行政模式上雖引發省籍衝突，但浙籍人士并未因衝突而全面退場，而是通過人事調整與持續遷入，繼續參與台灣的穩定與重建中。這一階段，浙籍精英群體的活動體現了從行政主導向多元融合的轉型。他們儘管面臨本土阻力，但仍繼續在台任職，推動行政改革，為台灣社會轉型提供了基本支撑。

　　1947年8月，許壽裳任台灣大學中文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原編譯館的周學普（浙江嵊州人）等文教勢力轉入台大擴充、改進文學院。據學生回憶：“一學期過後再回到學校，發現整個樓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18〕，學術進步非常之大。1948年許壽裳辭世後，曾為魯迅好友的台靜農接任中文系主任，先後邀聘戴軍仁（浙江寧波人）等為教授。在學風上，他在力避來自官方政治干預的同時，專意培養獨立思考精神和學術自由風氣，一掃中文系的保守作風。在他執掌中文系的20年裡，從系務籌劃、師資聘任，乃至課程設置、提攜後輩等諸多方面，隱約可見到“五四”後的北大風範。他嚴謹的治學風格、寬厚的待人原則與執著的人生追求，影響了台灣一代學人。台灣學界贊譽他：“學問、襟抱、道德、文章，猶令後學敬仰。”〔19〕在台灣光復後的五年間，台灣的教育環境總體上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在保持學校數基本穩定的情況下，學生數和教師數逐年提升。至國民黨敗退台灣之際，師生數量幾近光復前的3倍，成功促進了台灣社會整體文化水平的中國化、現代化。

　　據史料記載，從1946年1月到1947年5月7日，在《台灣新生報》上報道的各種有關國語講習會的消息，共有173次，其中國語比賽就有45次之多。〔20〕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為標志，一場影響廣泛、涉及全社會的國語推廣運動全面開展。然而，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民衆的民族感情受到了一定的消解，國語普及也因而遭受一定的阻撓。1948年8月15日至9月18日，教育大家鄭曉滄（浙江海寧人）受台灣省政府之邀專赴寶島考察教育。針對台灣語言方面的類似問題，他提出“推行中國國語是台灣祖國化的最基本條件”〔21〕。國語推行委員會充分響應鄭曉滄的建議，加大宣傳力度、組織規模，強力推動國語推廣運動。在官方與民衆兩者并行、互相呼應的合力下，台灣推廣國語蔚然成風。這不僅對消除日據時期殖民統治的影響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為新知識的接受和傳播起到了先導作用，也為台灣各級各類學校提高教學質量創造了先決條件。在台灣考察期間，省教育廳廳長許恪士多次邀請鄭曉滄來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後名師大）任教。儘管鄭曉滄最終因身體及氣候原因未能赴台就任，但“介紹不少浙大教育系畢業生去擔任台灣師範學校的教師，後來都成了‘教師之寶’。他們為台灣當局先是發展中師教育，繼而發展高師教育，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2〕

　　總體而言，光復後期浙籍人士的活動從主導轉向輔助，體現了適應本土需求的調適努力。儘管“二二八”事件暴露了島內一定的治理缺陷，但浙籍精英的持續貢獻為台灣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基礎，同時為省籍心理融合提供了實踐範例。通過這些在艱難歲月裡堅守精神立場的浙籍知識分子，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峽彼岸得到進一步傳播，為台灣文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對於這批浙籍來台文化拓荒者所產生的價值，學者鄧孔昭認為：“光復後台灣和整個中國社會的整合雖然衹有短短的4年，但這4年在台灣近現代的歷史和兩岸關係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儘管此後因為國共內戰造成的結果，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又處於隔絕的狀態，但由於有了這4年，台灣歷史和海峽兩岸關係史發展的鏈條就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23〕


　　四、歷史鏡鑒：浙籍人士接管改造台灣社會的反思與啓迪

　　浙籍人士在台灣光復時期的接管與改造，不僅是宏大歷史事件的參與，更是兩岸互動與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但從歷史研究角度看，其中也不乏存在著某些問題。通過對於這些問題的思考與反省，可以為當代兩岸關係發展與未來台灣治理提供一定的現實鏡鑒。

　　第一，制度移植的挑戰與適應經驗。光復時期，陳儀籌劃的特殊政體誠然是符合歷史的特殊性的，但也同時存在一些嚴重弊端。最突出的是行政機構龐大臃腫、官吏人數衆多。除了各處（會、局）負責人為簡任級，秘書、專員、審編等等薦任、委任級人員難以計數。至1946年年底統計，台灣全省共有183個行政機關，大小官員18736人，〔24〕遠遠多於內地各省。這對於當時衹有600多萬人口的台灣，是極其沉重的財政負擔。而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衆多官員良莠混雜，且素質不一。正如前文所述，公署執行的“再中國化”政策強調民族意識與心理建設的雙重重要性。這就要求大批內地幹部去主導台灣社會的各項工作。例如，在1945-1949年間實施的公共圖書館接收政策中，單是浙籍編纂人員占比就極高：館長一人（浙籍）、編纂七人（浙籍六人）、編審九人（浙籍六人）。而由內地官員主導的台職配置，也埋下了本外兩籍對立的隱患。儘管陳儀先前已經強調要儘量羅致台灣籍人士，舉薦原“台調會”台籍委員游彌堅擔任台北市市長，并破格起用台灣籍的黃朝琴、李萬居、宋斐如、謝南光、劉啓光、蘇經文等人，以求改變非台籍人士統據領導崗位的局面。同時，他還在台灣開辦訓練團培訓在職公務人員和大量吸收本省青年。但是擁有用人權力的某些處、會負責人，利用陳儀“用人不疑”的充分信任，擅自呼朋引類、汲引私人，把一些親朋好友紛紛從大陸攬來台灣任職。當陳儀發現局面失控，緊急建立人事制度，設立人事室加強管理時，卻為時已晚、覆水難收。加之光復初期，浙籍人士通過教育與宣傳推動中華民族意識，省籍情結反彈也進一步加劇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

　　第二，文化疏離與經濟壟斷致使社會衝突。陳儀主導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政策雖旨在恢復國家主權，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台灣本土經驗，導致了經濟壟斷與文化疏離，進而誘發了“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陳儀等浙籍官員的留學經歷使得台灣的接管更具現代化特徵，但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與台灣傳統社會的“脫軌”。光復時期，國民政府沒有正確意識到，台灣作為一個特殊的省份，尤其需要注重中央權威與地方自治的平衡性，以避免單向灌輸導致民心不穩。儘管彼時浙籍官員多具留學背景與革命資歷，但在專業化改造的過程中需要融入本土語境以方便台灣民衆的通俗理解，從而減少接收與改造的阻力。同時，台灣光復後，部分物資的專賣沿襲了日據時期的做法。日本殖民時期，專賣的物資包括鴉片、食鹽、石油、煙、酒、火柴、樟腦和度量衡共8種。光復接管後，實行禁毒政策，鴉片自然不能買賣；食鹽歸鹽務總督運營，石油由資源委員會中國石油公司經營；而由台灣專賣局實行的專賣物資計有煙、酒、火柴、樟腦、度量衡共5種。1946年6月，度量衡和樟腦改歸建設處接辦，火柴改由民營，衹剩煙、酒兩種繼續實行專賣，專賣局改為煙酒專賣局。由於全島煙酒的消耗量大，而所轄工廠又次第恢復生產，所以獲得盈利甚巨。1946年度公賣專賣業上繳財政約3億2716萬元，占全年財政收入總數的10.58%。〔25〕這種專賣制度，當然與本土商人的利益發生衝突，一些不法商人走私進口煙酒，利用攤販化整為零銷售，以致與專賣局的查稽人員不時發生衝突，進而形成了“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索。

　　第三，本土工業生產的恢復困難。台灣工業經濟雖有相當基礎，但是卻有著“先天”的不足和“後天”的困頓。從“先天”而言，在日據時期，日本奉行“日台經濟一體化”政策，台灣所設的工礦企業大都按照日本的需要而設，布局支離破碎，沒有本土體系可言。這些企業所采用的設備也都依賴日本或外國提供，有些企業的原料或半成品甚至也需要進口調節，因而產品也大都為日本服務。戰後，海外進出口一經中斷以後，這些工礦企業就不可避免地陷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從“後天”而言，太平洋戰爭後期，美國空軍為打擊日本侵略，台灣許多鐵路、碼頭、工廠和礦山都遭到毀滅性的轟炸破壞，經濟瀕於癱瘓。〔26〕不僅如此，接管過來的工礦企業嚴重缺乏管理和技術人員。儘管國民政府事先已經預見了此種困難，但僅依靠大陸人員遠遠不能滿足正常運行的需要。因此，陳儀不得不暫時留用一部分日籍員工，以保持生產和管理最低限度的運行。然而，留用日本員工又會引發台灣同胞的不滿，對於日本管理人員的指揮更是難以接受，發生矛盾和衝突幾乎無可避免。而有些日籍人員也傲慢依舊，不聽中方領導的管理，或者怕得罪人而敷衍塞責、消極怠工，最終影響了生產和管理的正常運行。

　　第四，治安“玩忽職守”，社會穩定基礎不足。光復之初，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統治者的破壞或抗拒，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了陳頤鼎第七十軍和秦濤第六十二軍進入台灣分駐各地。這對於保證順利接收和維持社會治安起了重要作用。嗣後不久，國民黨軍隊的惡習故態復萌，軍紀日趨鬆弛，一些不肖分子欺淩百姓，引起台灣同胞的極大不滿；而龐大駐軍所需的種種開支，都要由省“墊付”，實際也“有去無回”，使得台灣財政不堪重負。而此時蔣介石在大陸發動全面內戰，繼續投入更多的兵力，擬調兩軍返回內地，陳儀也是“毅然同意”，“造成當時台灣無一兵一卒”〔27〕。當時台灣不少地方，從日本軍隊復員回來一時還沒有正當職業的壯丁，與當地“浪人”、地痞流氓結合在一起，肆意乘隙鬧事，擾得地方頗不安寧。這些人與基層官員、警察的衝突事件也時有發生。而當時日本遺留在台灣各地的武器足可裝備二十個師，更有大量槍械彈藥散落在民間，此間種種隱患都加劇了風險。

　　抗戰勝利後台灣的回歸是必然的，台灣社會的再改造也將是必然的。而如何最大程度地爭取台灣同胞的民心所向，最大可能地減小台灣社會的排斥情緒，就需要從歷史反思中鏡鑒智慧。如何提前布局應對台灣社會的制度更迭、文化衝突、工業管理、社會治安，化解這四類曾經阻礙台灣“再中國化”的頑固癥結，是我們無法迴避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們需要以“台灣式”的語言解釋“一國兩制”的內涵，說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及制度優勢。在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浙江作為台灣同胞曾經的“老朋友”，應該再次勇立潮頭，做好與台灣對話的先行者。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和中國式現代化先行示範區，浙江在引領體制創新、深化區域合作上優勢顯著。因此，可以大力推動戰略融台先行建設，成立一批“浙台家園”。用最真實的生活向台灣同胞呈現回歸後的台灣社會的真實面貌。同時，在台商台企的服務管理上應該更加注重兩岸人員的配比，盡可能避免“內外”兩籍的衝突和矛盾。其次，在兩岸文化的交融中要避免單純的文化灌輸，而應倡導雙向的文化交流與理解，通過教育、藝術、媒體等多種渠道，增進兩岸民衆的認知和認同。此外，對於歷史遺留問題，應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進行面對和解決，通過對話和協商，尋求兩岸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在經濟領域，應借鑒光復時期的經驗教訓，注重台灣本土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加強與大陸市場的經濟合作，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在推動台灣產業升級和轉型的過程中，應注重培養和引進本地人才，減少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增強台灣經濟的自主性和競爭力。在社會治理方面，應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治理體系，保障台灣民衆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同時，應加強對各類涉台基層官員和司法人員的培訓和管理，提高他們的執法水平和職業素養，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五、結 語

　　1945年的台灣光復是抗戰勝利的輝煌成果，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而在此期間，浙籍人士參與台灣的接管改造也是浙台同胞、兩岸同胞同心同行、奮楫篤行的歷史見證。通過對台灣行政事務的接管、經濟層面的轉型、文教事業的改進，浙籍人士通過真誠滾燙的努力與奉獻，不僅成功推動了台灣的文化回歸、經濟回歸，更成功改變了台灣社會的整體面貌，為台灣社會重新注入了中華傳統的鮮活血液，為以後兩岸，尤其是浙台兩岸的交流往來奠定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如今，國家統一雖尚未完全實現，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律事實卻從未改變。台灣光復的歷史證明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永遠不可分割。今日的兩岸同胞應繼承先輩精神，加強交流合作，共同邁向國家統一的光明未來。

　　綜上所述，浙籍人士在台灣光復時期的接管與改造為當代兩岸關係與未來台灣治理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我們應該從歷史中汲取智慧，以更加開放、包容、務實的態度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共產黨海外形象傳播史研究”（項目編號：20ADJ009）。

　　注釋：

　　〔1〕連橫：《台灣通史》：下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12頁。

　　〔2〕《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人民日報》2005年9月26日第2版。

　　〔3〕張畢來：《台灣義勇隊在浙江》，《浙江黨史通訊》1986年第6期。

　　〔4〕金振林編：《台灣義勇隊在金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300頁。

　　〔5〕陳鳴鐘、陳興唐：《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册，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29-30頁。

　　〔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彙編》第24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10-146頁。

　　〔7〕嚴如平、賀淵：《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4頁。

　　〔8〕蘇君實：《陳儀與台灣經濟》，《聯誼報》1998年3月3日第2版。

　　〔9〕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427-428頁。

　　〔10〕同〔7〕，第277-278頁。

　　〔11〕《陳儀致許壽裳函》（1946年5月3日），手跡，許世瑮藏。

　　〔12〕同〔7〕，第278頁。

　　〔13〕黃宗甄：《科學巨匠：羅宗洛》，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136頁。

　　〔14〕范展、王榕英、張黎：《浙江大學與抗日戰爭勝利後台灣大學的接收和建設》，《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

　　〔15〕何卓恩、柳恒：《管轄錯位與接收後台灣大學的困境》，《近代史學刊》2016年第2期。

　　〔16〕何卓恩：《台灣大學接收與改造中的“國界”與“省界”——基於《羅宗洛日記》（1945-1946）的觀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17〕同〔13〕，第137頁。

　　〔18〕〔19〕〔23〕李濤：《1949年大遷徙時代去台知識分子群體及其影響研究——基於台灣大學的個案分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

　　〔20〕吳仁華：《台灣光復初期教育轉型研究（1945~1949）》，（台灣）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61頁。

　　〔21〕褚應瑞：《曉滄師蒞台考察及其影響》，載《春風化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5頁。

　　〔22〕同〔21〕，第36頁。

　　〔24〕同〔5〕，第95頁。

　　〔25〕同〔7〕，第263頁。

　　〔26〕同〔7〕，第267頁。

　　〔27〕同〔7〕，第275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0月號，總第334期，P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