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8 16:32:16

　　中評社╱題：美國“對等關稅”與中國—東盟經貿結構的戰略轉型　作者：秦博（成都），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程晨（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摘要】2025年4月始，特朗普政府以“對等關稅”為藉口，對數字科技、基礎設施、新能源等多個產業加徵重稅，并藉助美元霸權向全球南方施加經濟脅迫，意在拆解成形中的中國—東盟制度聯動，遏制中國崛起。此番“關稅武器化”進一步撕裂全球治理版圖，也倒逼中國—東盟經貿共同體戰略轉型和升級。本文首先梳理中國與東盟從要素互補到深層交織的合作脈絡，指出美國霸權操作如何放大區域分工失衡和價值鏈固化，揭示所謂“對等關稅”的地緣經濟考量及其對地區產業網絡的衝擊，并強調危機背後的契機：RCEP規則外溢、本幣結算加速、數字與綠色產業協同，正在激活區域內生循環。基於此，本文提出制度重塑方案：其一，通過自貿區 3.0 升級談判、原產地規則革新和數字產品關稅豁免，穩固區域規則主導權；其二，將“一帶一路”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深度對接，打造公共品導向的基礎設施合作範式；其三，藉助“瀾湄—10+3—東盟—中國—海合會”多層網絡，開拓全球南方跨區域制度創新通道。本文進一步論證了人民幣國際化、清邁倡議多邊化以及 CIPS 擴容在提升區域金融韌性、削弱美元主導方面的關鍵價值。本文認為，美國仍堅守單極霸權與關稅壁壘，而中國與東盟則已憑藉協商共治、規則銜接與功能再造，正在重繪去中心化的區域秩序，為優化全球治理注入持續動能。中國與東盟為全球南方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現實道路：在現有國際體系內，通過循序漸進的制度創新實現突破。

　　引言

　　2025年，美國政府發動以規則武器化為特徵的關稅戰，引發了全球貿易動蕩，給全球治理體系轉型帶來系列負面影響。東盟國家被迫在深化對華合作與滿足美方不合理要求之間艱難平衡，共享未來的理念受到嚴重挑戰，中國與東盟建立的區域經濟合作共同體受到嚴重衝擊。美國關稅戰的實質是美國尋求永葆其全球霸權地位的訛詐工具，造成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跨境產業鏈配置失衡、區域分工整合與聯動機制缺失等危機。在此背景下，中國與東盟共同體的合作模式亟待升級，必須儘快通過規則嫁接和功能再造，才能有序、有效地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內在的制度創新動力。這不僅有助於實現範式躍遷、擺脫系統性的非對稱競爭困境，更能為南方國家打破規則依附循環、解構“中心—邊緣”全球權力格局提供文明範本。本文將關注兩個核心議題：中國與東盟的制度創新是否有助於區域經濟治理體系的範式轉變？其次，中國與東盟共同體將為南方國家戰勝霸權邏輯提供哪些方法論和實踐路徑？

　　一、中國—東盟經貿合作演化的歷史邏輯與制度動力

　　1.雙邊經貿的歷史演進與互補邏輯

　　中國與東盟經貿關係不斷深化，是發展中國家努力從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中爭取自主權的重要案例。冷戰後，亞洲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2002年，中國與東盟簽署《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10年正式啓動自由貿易區，逐步構建起替代歐美主導的制度框架。其基本原則是風險共擔、要素互補：中國的技術標準、科技實力和製造能力可有效推進東盟的工業化發展，同時，東盟的豐富自然資源和年輕人口也能契合中國產業轉型與升級的需要。自貿協定正式啓動後，雙邊貿易逐年增長，從2010年的2355億美元上升至2024年的98234億美元，年均增長7.5%，體現了東盟與中國的互利共生現狀。

　　然而，美國的“去風險化”戰略之下可能使這種經貿合作框架面臨雙重鎖定效應。一方面，東盟將被固定在價值鏈低端，而另一方面，受到霸權邏輯的壓制，中國也難以充分釋放區域協同潛力。①長期以來的中心—邊緣體系使得前殖民地經濟體長期處於價值分配劣勢，而美國單邊關稅與技術壁壘則將階段性貿易差額進一步扭曲為結構性的貿易失衡。②2022年以來，美方壁壘導致東盟對華出口增速回落，而中國對東盟高附加值產品輸出持續增長，造成了部分成員國逆差擴大與產業承壓，這種階段性波動凸顯了外部衝擊的傳導機制，也更加印證了超越霸權依賴的重要性：區域失衡并非內生缺陷，實為外部的美國系統性輸出制度性風險的後果，唯有提升“規則—技術—金融”三位一體的區域自主韌性，深化協同創新、強化產業升級、加快規則協調與金融支持，才能將外部壓力轉化為區域價值鏈升級，避免南方國家淪為霸權規則的犧牲品。

　　2.雙邊經貿合作的結構困境與制度動力

　　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與區域自主訴求的制度性碰撞，是造成中國—東盟經貿關係結構性矛盾的重要原因。儘管雙方互為重要市場，但在美國主導的價值鏈影響之下，東盟成員國內部出現了顯著的分化。比如印尼、馬來西亞等資源出口國長年對華保持貿易順差，③而越南、泰國等製造業導向型國家則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④究其根源在於美國塑造的“亞洲代工模式”，將東盟正常的轉口加工貿易定義成“關稅迴避”，為區域合作製造障礙，造成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失衡。在產業合作與競爭方面，美國又利用“安全化”叙事策略，將雙邊的要素與產業優勢互補描述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試圖將互利共生扭曲成為零和博弈，其後，美國更是通過排他性的國際機制，將正常的RCEP升級污名化為所謂的“規則替代”，煽動和放大東盟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疑慮，以達到破壞合作、遏制發展中國家制度探索的目的。然而，在區域一體化持續深化的關鍵階段，衹有探索出一條構建區域內各國的差異化發展和多元合作機制的正確路徑，才能有效打破依附性發展和競爭失衡的局面，衝破美國霸權對全球南方國家正當發展權利的系統性壓制。

　　二、關稅政策衝擊：美國霸權秩序下的地緣經濟博弈

　　1.美國發動關稅戰的動因與意圖

　　近年來，多邊主義的發展讓美國的單極霸權感受到挑戰，美方多次揮動關稅大棒，把自由貿易規則異化成地緣武器以護持其戰略優勢。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對等”為藉口，對東盟整體加徵10%至45%不等的懲罰性關稅，其用意十分明顯：斷絕中國商品借道東盟國家“曲綫出口美國”。⑤越南和柬埔寨等國遭遇高達49%的關稅壁壘，就連作為美國亞太盟友的新加坡也被加徵10%的附加稅。美國此舉包含深淺兩個層次的意圖，其淺層意圖是想憑藉市場准入的杠杆來阻斷中國和東盟之間產業鏈所產生的協同效應，同時，以經濟脅迫東盟國家，逼其在戰略上選邊站。作為WTO創始成員國，當既有多邊框架無法滿足自身戰略利益時，美國立即重新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維護自身優勢，具體做法就是將《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等美國國內立法淩駕於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之上，使其他國家承受系統性風險。

　　美國深層意圖則在於深度經略其印太戰略布局。在美國看來，東南亞地區具有雙重戰略屬性，既是“一帶一路”關鍵節點，又是“印太經濟框架”核心區。中國企業的“China+1”產業布局被美方視為供應鏈滲透，為美方所不能容。⑥因此，精準打擊馬來西亞、越南等“+1”環節就可以阻滯區域產業鏈融合進程，隨後趁機重建“友岸外包”體系，進而用經濟脅迫綁架東盟。美國期待通過這樣的戰略和戰術，最終可以重建排他性的新經濟藩籬，達到美國遏制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戰略目標，從而緩解美式霸權遭遇挑戰的焦慮。

　　2.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危局顯現與轉機孕育

　　以“中國製造—東盟加工—美國消費”為特徵的傳統價值鏈被美國關稅政策重創，尤其是越南、泰國等製造業國家，損失較大。⑦但危局也孕育了機遇，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出現了重要轉機和突破。首先，雙邊合作更加自主，推動了本區域的內生循環。截至2024年，雙邊貿易額已突破萬億美元大關，占東盟外貿總額五分之一以上。⑧藉助RCEP的纍計原產地規則，被美方限制的部分商品在區域內完成了閉環生產與流通，東盟內部的市場潛力得到激活。比如，中越紡織鏈已基本實現本土化配套、中國品牌的新能源汽車在泰國的市場份額也逼近25%，等等。另外，本幣結算體系加快了去美元化的進程，東盟對以美元為核心的太平洋經濟體系的過度依賴不斷下降。

　　再其次，數字經濟與綠色產業也正同步升級，中國對東盟的數字基建投入逐年遞增，已布局AI算力中心、5G智慧港口等項目。與此同時，雅萬高鐵、光伏電站以及老撾水電站等綠色工程的投資力度也不斷加大。中國輸出技術標準，組建技術聯盟，為東盟築起緩衝屏障，大幅削弱了其因美國技術脫鈎而面臨的風險。最後，中國與東盟自發塑造新型多邊規則，反制美國霸權。中國與東盟將RCEP原產地認證縮短至6小時，落實了自貿區3.0談判。東盟正式啓動了“東盟基礎設施基金（AIF）2025至2028年行動計劃”，中方牽頭成立國際調解院，雙方運用多項措施應對美國關稅戰。⑨美國不斷揮舞規則大棒，暴露了其對自身霸權難以長期維繫的戰略焦慮，其施壓反而促進了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優化升級，不僅重塑了區域經濟架構，更奠基了近代以來首個非西方中心的多極秩序。

　　三、區域主義背景下的制度重構：從“嵌入”到“引領”

　　1.多極深化與嵌入式合作

　　隨著全球多邊框架影響力的減弱，亞太地區的合作轉型更加有賴於多中心區域主義的興起。中國—東盟的經貿關係正是一次積極的嘗試，在擺脫歐美需求驅動下的全球生產分工模式方面已初見成效。⑩今後，雙方將著力推動內循環以及制度自主，在數字貿易以及綠色產業等新興領域占得規則設計的先機，充分激發區域經濟的內生增長動能，在此基礎上重新描繪亞太區域經濟治理的未來圖景。近幾年來，全球金融波動和地緣政治變化暴露了傳統模式的弊端。“一帶一路”倡議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重要運輸路綫，與此同時，東盟通過制定經濟共同體藍圖加快了內部一體化進程。兩方面齊頭并進，有效打破了西方對航道的壟斷。

　　中國與東盟合作建立的RCEP不僅是貿易協定，更代表著制度演進的關鍵里程碑，意味著從規則接受的被動角色向規則共同塑造者的自主角色轉變。如逐步降低商品關稅，服務和投資采用負面清單，推進跨境電商交易新規。此外，新的纍積原產地規則允許零部件的“跨境組裝”，而統一的海關程序有助於消除非實體壁壘。東盟主導、中國賦權的這種機制不僅能維護東南亞共識精神，還灌注了大國協調的新動力。對中國而言，RCEP的發展填補了TPP的缺位。當區域生產、供應和分銷網絡通過系列創新規則緊密相連時，中國和東盟將能有效影響WTO改革，為多極世界的制度突破開闢新途徑。

　　2.規則重構與引領性升級

　　邁向“引領”并非另起爐竃，而是藉助既有架構，針對當前國際形勢進行升級和改造。中國和東盟當下進行的制度創新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談判已於2024年5月全面完成，并將於年底前簽署升級議定書。升級協定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技術標準互認、原產地規則改革等方面實現了制度性突破：FTA3.0將數字關稅減免率提升至92%（覆蓋97%稅目），同步構建跨境數據流分級管理、數字貨幣互認及碳市場銜接等機制，對衝“印太經濟框架”單邊數字壁壘，使自貿協定從傳統貿易安排躍升為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成為複合型制度平台，夯實了中國—東盟在區域規則制定中的引領地位⑪。

　　第二，將“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進行了制度化對接，將中資基礎設施項目納入東盟正式議程，建立債務重組框架、提高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達標率，中國同步推進債務重組和貸款優化，由“資金輸出者”轉變為“公共品供給者”。這種制度化對接把雙邊的合作項目轉化為了區域公共產品，將顯著提升項目的可持續性與包容性，且賦予區域內互聯互通更強的公共品屬性，增強區域治理架構的制度可持續性，并且真正由雙方共同引領。

　　第三，多層次治理協同。雙方通過“瀾湄合作機制”強化次區域治理，共同制定湄公河流域水資源分配規則和跨境農業技術標準，彌補東盟內部發展鴻溝。同步推進《東盟印太展望》（AOIP）與“一帶一路”在海洋資源開發、數字安全等領域的規則互嵌⑫，共同構建“雙邊—次區域—跨區域”三級聯動架構。這種合作範式區別於美西方陣營化模式，體現了“中國賦能+東盟主導”的制度共建特徵，并將塑造開放、多元、發展導向的新區域主義，為全球南方在印太發聲，形成區別於西方同盟的規則網絡，在新一輪區域主義進程中引領創新，提升經貿合作質量與戰略話語權，并為後續金融協同奠定堅實制度基礎。


　　四、東亞金融自循環：人民幣區域化與中國—東盟自主治理新格局

　　1.“東盟人民幣圈”崛起：以區域金融公共品驅動去美元化合作

　　人民幣國際化本質上是提供區域性公共金融產品，突破美元體系造成的桎梏。2023年，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達5.9萬億元，同比增長20.2%，同年的貨物貿易結算總額首次超過2萬億元，同比增長10%，占雙邊貿易的31.2%，每三筆貿易就有一筆擺脫美元體系；⑬區域清算網絡囊括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六個東盟國家，超800家的金融機構24小時不間斷服務；⑭中國與東盟多國的央行簽署了超8000億元的本幣互換協議，涵蓋了90%的區域經濟體，相當於設立了金融危機防火墻；⑮在印尼、馬來西亞，人民幣除了被納入外匯儲備外，還被允許延伸到如熊貓債發行、人民幣金融產品、區域金融中心交易等領域，⑯2022年美聯儲加息曾引發東南亞貨幣貶值12%、資本外流800億美元，⑰人民幣結算機制使東盟美元儲備消耗減少23%，匯率波動下降18%。

　　區域人民幣圈已初見雛形，幫助東盟有效緩解了美聯儲政策的外溢風險。當前，東盟內的美元投融資占比仍占67%，但人民幣結算以年增4.3%速度增長。⑱隨著中國與東盟經貿往來更加緊密、本幣結算的激勵效果被釋放，人民幣在跨境交易中的占比有望穩步抬升。在國內層面，人民幣的外溢效應正促進金融體制深層變革，并帶動產業結構的迭代優化；在區域層面，人民幣作為計價與清算載體，鞏固了東亞貨幣金融協同網絡，為一體化進程注入新動能；而在全球層面，人民幣崛起有助於緩釋國際收支失衡，推動儲備貨幣體系重塑，向世界經濟提供新的公共金融產品與制度支撑。

　　2.中國—東盟“去依附”金融新架構：外匯互助＋多元支付清算網絡

　　中國—東盟正合力打造多層次的自主金融治理體系，增強區域抵禦外部金融衝擊的能力，鬆動西方主導體系的壟斷和束縛。作為流動性後盾，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籌組2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池應對流動性風險，⑲并正探討或升級為亞洲貨幣基金以削弱對IMF的依賴。投融渠道也呈現多元趨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開發銀行（NDB）等新興機構為東盟項目提供長期且靈活的資金來源，使區域融資渠道擺脫對世行和亞投行的路徑依賴。隨著東盟基礎設施基金等現有平台與中國資本合作比重持續提升，雙方有望在“共管共決”原則下啓動“一帶一路—東盟聯合基金”，進一步提升資金可得性和議價空間，使金融治理權真正回流本地區。在支付清算領域，中國在香港啓動數字人民幣跨境試點，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延伸至東盟十國，⑳東盟多國的央行也推進了跨境二維碼支付系統互聯，多貨幣分布式清算體系逐步成形。

　　本幣結算網絡擴張、區域融資創新、支付體系重構等，大大降低了對美元體系和SWIFT網絡的依賴。人民幣結算體系和區域流動性保障機制的雙重支撑，在優化日常經貿合作交易成本的同時，也為應對外部金融衝擊提供了緩衝。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要增強金融自治建設與產業鏈區域化的協同效應，從而為治理打下更好的基礎。作為新興經濟體擺脫依附型金融體系的實踐樣本，其意義在於摸索契合多邊框架、漸進重塑的路徑。在確保全球金融治理核心功能完整的前提下，藉由自主制度供給，逐步實現利益格局的再平衡。

　　五、全球南方“制度突圍”的核心平台：中國—東盟合作的理論與戰略意涵

　　1.中國與東盟合力推動全球南方的制度再平衡

　　21世紀初以來，南方國家經濟實力已顯著躍升。但IMF、WTO這類重要機構依舊由西方把持，其治理規則和南方國家的經濟權重之間存在著嚴重錯位與滯後。南方國家迫切要求重塑既有秩序，以突破殖民遺留的束縛以及西方中心主義桎梏。中國多次提及完善全球治理以及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理念，要義就在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從封閉的俱樂部模式向更具包容性的機制轉型，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與其自身經濟體量相契合的規則制定權。當下全球治理博弈的兩種路徑，本質就是爭奪制度主導權。美方主要依托印太四邊機制以及七國集團（G7）協調等這類帶有明顯排他性的盟友體系，竭力維繫自身霸權，其策略核心在於通過實施制度性隔離手段鞏固自身既得利益。

　　與之相對，中國則采取制度性平衡方略，推動金磚國家組織擴容、拓展上海合作組織各項功能等，聯合全球南方衆多國家一同構建替代性合作框架，憑藉龐大人口規模以及所秉持的道義資源與西方抗衡。博弈已超越力量消長的表層邏輯，而是單極霸權再生產與多中心治理範式生成之間的體制分岔與路徑競爭。東盟是當代國際競爭體系中區域一體化的典範。東盟多數成員國人均收入中等，強烈渴望自主發展。東盟和中國有著共同的被殖民掠奪的痛苦記憶，從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分配體系中獲益有限。相似的背景使雙方之間容易產生共鳴和同理心，因此，東盟容易理解中國的包容性治理理念，雙方都贊成應利用區域合作提升發展中國家在系列重要問題上的議程設定能力。中國認定東盟是其推動全球南方體系再平衡的關鍵夥伴，東盟也願意利用中國的市場和制度優勢，鞏固其在多極環境中的戰略地位，雙方的合作成為全球南方尋求公平治理和制度透明度的關鍵力量。

　　2.中國與東盟合作凸顯平台價值

　　全球南方國家加速崛起，中國與東盟的深度戰略合作正成為撬動西方霸權體系的關鍵力量。

　　首先，雙邊合作正在刷新南南互動的範式。兩者的合作關係早已超越傳統的“援助—受援”或“資源—市場”的簡單綫性分工，通過供應鏈深度嵌合、制度共構、以及科技、金融等多維度聯動，開創了具有韌性和層次的“共享發展權”的新型夥伴關係，并由此為共贏共治打開嶄新前景。

　　其次，雙方都堅守兼容并蓄的區域合作原則。相較於西方的封閉式、排他性聯盟，中國與東盟始終倡導并踐行對外開放的包容性多邊路徑。在WTO修約、IMF份額再分配等核心議題上，雙方的立場與主張高度一致，共同擴大了發展中國家在制度談判中的集體話語空間。這種高密度協同不僅穩固了地區整體利益，也吸引更多新興經濟體的廣泛參與，從而逐步稀釋了西方對全球規則的設置壟斷。

　　再次，雙方正將原有合作平台鍛造成面向未來、引領創新的制度高地。雙方充分發揮文化脈絡相通、市場規模龐大、資源禀賦厚實、應用場景豐富等優勢，在數字經濟治理、跨境本幣結算等前沿領域率先開展規則打樣與模式試煉。通過金磚機制等南南合作平台，中國與東盟最終可實現“從區域實踐出發，向南方國家延展，再拓展至全球治理重構”的制度演變路徑。這種漸進式創新既保持了多邊框架的兼容性，又實質性地削弱西方中心主義的制度根基。

　　四是奠定多級秩序的物質基礎。東盟經濟體量位居全球第五，“中國+東盟”占世界GDP逾五分之一、人口近三分之一。通過“一帶一路”產能對接與RCEP規則外溢，該板塊與南亞、非洲等南方地區形成價值鏈閉環，加速全球經濟重心東移。非對抗性多極化可以消解單極霸權賴以存續的市場壟斷基礎——當美歐無法壟斷技術標準與金融通道時，其規訓南方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必然式微。中國—東盟合作的平台根本性價值在於為全球南方開闢了一條漸進式制度突圍路徑和極具借鑒價值的發展方案：既不激進顛覆現行體系，又通過區域性機制創新逐漸瓦解西方中心秩序。當這種區域實踐與非洲自貿區、拉美左翼聯盟等南方運動形成共振時，真正多極、民主的全球治理架構將不可逆轉地降臨。

　　3.東亞-中東跨大陸南南合作框架：東盟-中國-海合會三方聯動的新制度網絡

　　南南合作的全景并不衹局限於“中國—東盟”板塊，而正通過橫向聯動生成更為廣袤的跨大陸制度網絡。以吉隆坡峰會為開端，“東盟—中國—海合會”機制對資源、產業鏈與金融通道進行了重新布局，其戰略意涵可以從四個層面加以理解。其一，從結構互補視角看，中東海灣豐富的能源禀賦與東亞雄厚的製造實力對接後就可構成“能源—產能”協同鏈，既能終結舊有南北貿易中的單向依賴格局，也能讓南方國家更均衡地分享合作紅利。其二，在“相互依賴被武器化”的當下，本幣結算與跨境支付合作可以有效提升成員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弱化了單一路徑的金融風險，從而鞏固各國的貨幣主權與發展安全。其三，從軟制衡角度來看，三方平台為東盟、中國與海合會提供了在平等框架下調節政策、凝聚共識的空間，是一種制度性的軟性制衡，能够削減單極壓力，擴大全球南方實質參與世界事務的半徑。其四，從多中心治理與“後西方”論域出發，該跨區域機制把東亞與中東兩大新興板塊凝結為利益共同體，強調技術、資本、能源與市場的全方位互補互惠，彰顯了南方國家主動塑造規則的意識，為二十一世紀南南合作注入新的制度活力，并推動全球秩序朝向多邊均衡和多元共治。

　　結語

　　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關稅戰，意外成為催化中國與東盟關係升級的觸發器。昔日，雙方都衹能在西方規則下被動應對，而今已逐步轉向自主構造區域治理的藍圖。這種轉向具體表現在策略機動性、主權空間、規則塑造權與利益分配訴求等多個層面。關稅壁壘延續了華盛頓單極霸權的慣性邏輯，無視人類社會實踐的歷史趨勢是開放協作，依舊以“你輸我贏”的零和思維固守舊式格局；與此相反，在中國與東盟合作新版圖中崛起的是一種以平等協商為核心、強調包容共享的治理樣式。美國用排他條款維繫不對稱權力格局，執迷於建立在錯誤哲學基礎上的形而上學式的狹隘發展觀，而中國與東盟卻著力提升區域自我管理能力，重寫游戲規則、開闢新的發展航道，目標是形成去等級、分中心的決策網絡。這場制度角力折射出單極與多極在治理理念上的根本衝突，也預示著世界經濟格局將迎來深刻重塑。

　　中國與東盟國家在基礎設施方面廣泛合作，已超越傳統經濟交流從談判到合作，都體現了雙方充分調用文化調整機制和倫理共識，把硬件建設、制度安排和價值重構相結合，化解了“中心邊緣”的治理困境。中國與東盟的雙邊合作還催生了物質互聯、道義價值和制度創新的互嵌互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理念與東南亞的協商共識（musyawarah）精神在哲學土壤和價值體系層面高度共鳴，奠定了雙方合作的道德根基和共同願景，而後又進一步通過平等對話得到加固。在此過程中，一種以價值認同與倫理共鳴為支撑的道義領導力逐漸成型，經濟或軍事手段的影響力退居次要。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在此得到了印證：各主體間以相互理解為目的進行交往互動，平衡利益與需求、目的與理性，從而真正推動開啓全新的文化政治發展軌道。葛蘭西所謂“共識爭奪”也得到了現實演練——領導力不僅依賴物質實力，更要在文化與話語層面贏得廣泛“認同”，從而削弱殖民遺毒。藉助東盟地區論壇和“10+3”等多邊平台，中國和東盟在安全和經濟方面逐步建立起不是基於強制，而是靠共識來運營的“交往權力”體系。這種模式強調各方之間的平等與尊重，為公共權威提供了合法性，與美式的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更衝擊了傳統的西方中心—其他地區邊緣的格局，持續重塑著有利於南方國家的理念生態，也逐步瓦解著西方對“正常”與“合理”的定義壟斷。

　　在制度革新維度，中國—東盟雙方將本土文化中的協商精神與平等互惠的交往倫理注入合作機制，取代層級治理，展現出可觀的創造勢能和實踐智慧。情感、認同、倫理在制度演化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基礎作用。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的合作在創新與協調發展方面將持續釋放活力。由“倫理根基—理性協商—制度成果”形成的動態良性循環說明，文化為制度提供現實支撑，制度又讓文化具備普遍意義與樞紐潛能，從而揭示全球南方國家扎根本土倫理、以理性協商克服結構壓力的深層邏輯。隨著“全球南方合作”新叙事的逐步成型，去中心化結構、去殖民化導向與制度創新成為新的前進方向，世界秩序也必將朝更加多元與包容的方向邁進。

　　注釋：

　　①馮曉玲、王玉榮、趙鵬鵬，2020，東盟貿易位次提升：原因分析與前景展望，國際貿易，(09),76-82。

　　②鄧啓明、劉亞楠、伍湘陵，2018，“一帶一路”背景下深化中國——東盟合作研究：面臨問題與實現路徑，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2),195-200。

　　③宗會明、鄭麗麗，2017，“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貿易格局分析，經濟地理，37(08),1-9。

　　④張彬，2020，技術層次視角下中國製造業對東盟貿易質量與改善路徑，亞太經濟，(06),70-79+148。

　　⑤Vu, N. H., & Martin, D. (2025, April 2). Understanding the US tariff list: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 Vietnam Briefing. https://www.vietnam-briefing.com/news/understanding-the-us-tariff-list-implications-for-vietnam.html.

　　⑥Loh, M. (2025, April 22). ‘China Plus One’ should be a strategic win for America in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5/04/china-plus-one-should-be-a-strategic-win-for-america-in-southeast-asia/.

　　⑦Tuan, C. T. (2025, April 4). Vietnam and the US tariff shock: What’s next for the economy? RMIT University Vietnam; https://www.rmit.edu.vn/news/all-news/2025/apr/vietnam-and-the-us-tariff-shock-what-s-next-for-the-economy Guarascio, F. (2025, April 12). Exclusive: Facing Trump tariffs, Vietnam eyes crackdown on some China trade. Reuters.

　　⑧新華社研究院，2025年1月13日，RCEP與海上絲綢之路藍圖：中國—東盟合作新空間，中國駐東盟使團，http://asean.china-mission.gov.cn/stxwx/202501/t20250113_11532245.html。

　　⑨Hoong, L. W. (2025, April 10). ASEAN will not retaliate on US tariffs, say its economic ministers.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asean-will-not-retaliate-on-us-tariffs-say-its-economic-ministers.

　　⑩Ishikawa, K. (2021).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AS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10(1), 24–41.

　　⑪Ao, T. (2024, November 6). ASEAN–China Free Trade Area 3.0: Why Southeast Asia Matters? IDSA Comments. https://www.idsa.in/publisher/comments/asean-china-free-trade-area-3-0-why-southeast-asia-matters/.

　　⑫翟崑，特朗普2.0衝擊下東盟大國平衡戰略的發展前景[J]，當代世界，2025,(02):16-21。

　　⑬Jian, Y. (2024).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RMB u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Hong Kong. BOC Hong Kong.

　　⑭應堅，“東南亞人民幣使用現狀、潛力及香港推動東南亞人民幣業務發展可扮演的角色”[EB/OL]，中銀香港，2024(12)，https://www.bochk.com/dam/investment/bocecon/SY2024034(sc).pdf。

　　⑮張保，《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互惠共贏》，《經濟日報》2025年1月17日，第四版-國際-世經評述，http://paper.ce.cn/pad/content/202501/17/content_307728.html。

　　⑯Mesiya, S. S. (2025, January 30). The panda bond opportunity. Business Recorder. https://www.brecorder.com/news/40345381/the-panda-bond-opportunity.

　　⑰Guild, J. (2022, June 21). What the Federal Reserve’s Rate Hikes Mean for Southeast Asia.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what-the-federal-reserves-rate-hikes-mean-for-southeast-asia/.

　　⑱吳秋餘，2024年10月8日，今年前8個月我國人民幣跨境收付41.6萬億元，《人民日報》，第07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10/08/nw.D110000renmrb_20241008_3-07.htm。

　　⑲高海紅、楊詩琦、楊盼盼，2024，清邁倡議多邊機制：邁向區域貨幣基金，國際經濟評論，(01),52-68+6。

　　⑳香港金融管理局，2024年5月17日，擴大數字人民幣在香港的跨境試點，[新聞稿]，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4/05/20240517-3/。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4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