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8 16:27:37

　　中評社╱題：RCEP背景下兩岸參與區域一體化“輪軸”效應　作者：楊金發（福州），閩江學院海峽兩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李文婷（武漢），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林本喜（福州），福建農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海峽兩岸農業融合發展研究院院長、通訊作者

　　【摘要】RCEP作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里程碑，其實施將鞏固成員國的“輪軸”地位，卻可能使兩岸淪為“輻條”。本文通過一般均衡模型模擬分析發現，RCEP實施後作為“輻條”的台灣宏觀經濟、貿易及產業均面臨較大衝擊；而兩岸建立自貿區將助力大陸向“輪軸”國轉化，台灣能從與大陸的“輪輻”結構中獲益，且獲益幅度遠高於大陸。因此，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共建自貿區，促進兩岸產業“互補升級”，將是台灣脫離“邊緣化”的理性選擇。

　　一、引言

　　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首倡“三通”，習近平總書記在其發表40周年之際強調“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凸顯融合發展是大陸對台政策核心主軸。實踐中，大陸通過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與東盟簽合作框架協議、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簽訂等，構建起融入東亞一體化的制度網絡。反觀台灣因政治操弄，僅與新加坡簽自貿協定、與日本簽投資協議，ECFA到期未續簽且無緣RCEP，淪為“邊緣經濟體”。

　　東亞經濟一體化以中間產品貿易為主〔1〕，易形成“輪軸-輪輻”結構：“輪軸”國吸引要素集聚享受規模紅利〔2〕；而“輻條”地區受原產地規則限制面臨貿易轉移與產業空洞化〔3〕。RCEP生效將固化該結構，未加入該協定的台灣所受衝擊尤甚。

　　研究表明，“輻條”之間締約可對抗這種不利衝擊，降低“輪軸”國福利〔4〕，小型經濟體可通過與大型經濟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FTA）扭轉“輻條”困境〔5〕。當前兩岸同為“輻條”，RCEP對其經濟影響如何，兩岸應如何應對，亟待探究。本文采用全球貿易分析（GTAP）模型，根據RCEP關稅承諾表，研究其實施對兩岸“輪軸”效應的短、中、長期影響，及兩岸建立自貿區後的結構變化。首次量化評估RCEP對兩岸宏觀經濟與產業的異質衝擊，及兩岸FTA破解“輪輻”困境作用，為“九二共識”框架下重啓兩岸經貿談判提供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FTA經濟效應的傳統框架

　　Viner（1950）提出“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為自貿區福利分析奠定基礎。多哈回合受阻後，區域貿易協定（FTAs/RTAs）成了更現實選擇〔6〕。Bhagwati（1995）以“意大利面碗”形容FTA規則碎片化可能抵消多邊自由化收益〔7〕。Wonnacott等（1995）系統闡釋“輪軸-輪輻”結構：輪軸國與多條輻條分別締結FTA，輻條間無協定，使得輪軸國在貿易、投資及規則制定上享有不對稱優勢〔8〕。Puga等（1997）以D-S框架證明輪軸國因市場准入優勢引發企業集聚，放大收益〔9〕；而輻條國則面臨產業分散與福利損失〔10〕。

　　（二）“輪軸-輻條”理論的動態擴展

　　基於要素禀賦差異擴展體系，Deltas等(2006)指出輻條國間締約會降低輪軸國福利〔11〕；單純的輻條國數量增加會提升輪軸國福利，降低輻條國福利〔12〕。De Benedictis等（2006）以歐盟東擴為例指出輻條國互建自貿區動機強，輪軸國為避免淪為“輻條”也會構建自貿區以打破原有結構，為應對“輪軸”效應提供依據〔13〕。Lake等（2016）指出，晚加入的輻條國受原產地規則等限制發展受限，應積極開展貿易往來〔14〕。

　　東亞區域一體化推進中，學者聚焦該區域“輪軸”效應。李向陽（2008）據簽訂自貿區數量將新加坡視為“小型輪軸”國，提出小型經濟體需善用“輪軸-輪輻”效應，與大型經濟體締約爭“輪軸”地位〔15〕。Baldwin（2008）認為東亞可能出現中、日“雙輪軸”，形成類似“自行車”輪軸結構〔16〕。鄧慧慧和桑百川（2012）指出新加坡和東盟“輪軸”地位顯現，中國仍處於“輻條”地位〔17〕。盛斌（2014）則認為RCEP確立了東盟功能性中心地位〔18〕。

　　（三）兩岸視角的研究進展

　　學者關注到兩岸在東亞軸輻體系中的角色及布局。孫玉紅（2008）指出在東盟和新加坡為核心的“輪軸”系統中，中國面臨真實收入異化不利局面，應儘早與其他“輻條”締約〔19〕。彭支偉、張伯偉（2013）認為中國需深化亞太合作，構建以自身為輪軸自貿區網絡〔20〕。鑒於台灣仍游離於“輪軸”系統之外，季燁和彭莉（2013）認為台灣應構建以大陸為起點的自由貿易協定路徑〔21〕。

　　已有研究多為宏觀定性判斷，缺乏基於RCEP具體規則的動態模擬，更忽視對兩岸“輻條化”衝擊及“兩岸互連”對衝效應的量化評估。本文以GTAP10.0動態CGE模型填補此空白，首次將兩岸FTA關稅削減深度與階段路徑納入比較分析，為政策設計提供參考。

　　三、研究方法與模擬方案

　　學界常用GTAP模型研究“輪輻”效應〔22〕。該模型由美國普渡大學Thomas W．Hertel團隊開發，為多國多部門一般均衡模型，基於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市場完全競爭、生產規模報酬不變、生產者生產成本最小化、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及產品和要素市場出清。其生產函數為常係數替代彈性方程（CES），消費函數為彈性常數差（CDE）支出函數，國內外產品差異由阿明頓彈性方程體現。

　　本文采用最新GTAP10.0數據庫（2014年基準年），涵蓋141國（地區）和65行業。因RCEP於2022年生效，為更貼合現實情況，采用沃姆斯利動態遞推〔23〕將數據庫中的人口、熟練勞動力、非熟練勞動力、資本存量和GDP外推至2022年。GDP、人口數據源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勞動力、資本數據源自法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外推時GDP設為外生變量，技術進步為內生變量以實現模型閉合。

　　（一）區域和部門劃分

　　本文將全球141個國家（地區）劃分為9個區域：中國大陸、澳大利亞、日本、韓國、新西蘭、美國、台灣、東盟（不含貿易額極小的緬甸）和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表1）。

　　［表1：國家（地區）劃分區域設定］

　　行業部門整合為9類：先按ISIC歸并為農林牧漁業、製造業、服務業；再依OECD研發密集度將製造業細分為4類，最終形成9大產業（表2）。

　　［表2：模型部門劃分產業部門］

　　（二）模擬方案設定

　　RCEP實施後，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超90%，將大幅降低區域貿易成本與商品價格；同時通過簡化通關、減少貿易壁壘等顯著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參考劉冰（2014）的研究，模擬時將RCEP成員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降至3%〔24〕。

　　RCEP涵蓋15個成員國因國情不同降稅周期各異，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為20年，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為23年，韓國則承諾35年，實現幾乎全部產品零關稅。為全面體現協議影響，本文設短期（第5年，S1）、中期（第10年，S2）、長期（第20年，S3）三期模擬，具體方案見表3。

　　［表3：模擬方案設置模擬方案］

　　關稅減讓分“統一減讓”和“國別減讓”，降稅模式包括協定生效立即為零、過渡期降為零、部分降稅及例外產品。最終中國將對86%的日、韓國產品，對分別90.5%、90%、90%的東盟、澳大利亞、新西蘭產品實行零關稅。其他締約方對中國產品最終零關稅的比例均超85%，其中澳大利亞高達98.2%。關稅衝擊計算中，先將各國HS8位關稅平均為HS6位，再以進口額加權為GTAP57部門關稅，最終按產業貿易額權重整合為9類產業關稅。東盟合并時，先依各國與貿易夥伴的貿易額權重計算產業衝擊，再按其在東盟貿易額占比整合。

　　四、模擬結果分析

　　本文利用RunGTAP軟件按3種方案進行政策模擬，考察RCEP實施對兩岸宏觀變量及各類產業的進出口的變動，探究其“輪輻”效應。

　　［表4：RCEP實施對各國/區域宏觀經濟效應國家/地區］

　　（一） 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RCEP實施後成員國GDP因貿易創造效應提升，以韓國、日本和東盟增幅最高；非成員國則下降。台灣GDP在S1、S2、S3分別下降2.408%、2.05%、2.253%，總體呈負面影響，且短期衝擊大於中長期；大陸GDP分別上升1.486%、0.972%、1.69%，長期影響最顯著。

　　福利變動方面，日本、中國大陸、韓國均大幅提升，台灣和美國福利水平損失較大。台灣在短、中、長期福利損失分別為6844.608百萬美元、3242.142百萬美元和4265.22百萬美元，短期衝擊最大。

　　表5顯示，RCEP成員國貿易條件均有改善。韓國、日本、東盟在S1改善最顯著，分別達1.525%、1.575%、1.123%。這與韓、日長期高關稅保護及農產品等敏感品例外不降稅有關。而台灣和美國貿易條件則惡化，台灣S1至S3貿易條件分別變動-1.041%、-1.243%、-0.944%。中國大陸貿易條件則小幅改善，同期分別上升0.161%、0.132%、0.24%。

　　［表5：RCEP實施對貿易條件影響國家/地區］

　　可見，RCEP強化了新加坡、日本等“輪軸”國地位，台灣作為“輻條”受衝擊顯著；中日經貿得到促進，但日本作為“輪軸”受益更多，中國大陸受益有限。

　　（二）對兩岸產業進出口及產出的影響

　　出口方面，RCEP對兩岸影響顯著。大陸服裝製造業S1至S3分別下降2.2%、2.17%、1.488%，顯示東南亞逐步承接中國大陸相關產業；高技術製造業分別下降1.403%，2.01%，0.823%，短期受韓、澳、日等國商品擠壓，長期則因產業升級而緩解。台灣的農林牧漁、食品製造等行業受影響較小，但服裝製造、高技術製造和基礎工業衝擊顯著。其出口主力機電產品（高技術產業代表）S1至S3分別下降2.261%、1.952%、4.275%，隨關稅削減衝擊加劇；塑料橡膠製品（基礎工業）亦受影響（表6）。

　　［表6：RCEP實施對兩岸主要產業部門進出口及產出影響（%）產業］

　　進口方面，大陸各產業進口均有提升，S1至S3服裝製造業分別增長17.789%、22.999%、25%，中低技術製造業分別增長6.602%、6.928%、8.002%，助力經濟結構轉型。台灣各產業進口均受負面影響，高技術產業受衝擊最大，同期分別下降3.244%、3.073%、3.955%。占總進口額42.7%的機電產品關鍵零部件進口長期衝擊更大，顯示其產業鏈地位受挑戰，呈“邊緣化”趨勢。

　　總產出上，RCEP助力成員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大陸除服裝製造和高技術製造業外均增長；台灣受到“輪軸”效應影響，產業向自貿區內轉移，服裝製造、基礎工業等均受波及，尤其是服裝製造業S1至S3分別下降3.247%、3.047%、3.115%（表6）。


　　（三）對兩岸經貿影響

　　表7顯示，RCEP實施對兩岸經貿產生負面影響，且隨時間推移雙邊貿易呈惡化趨勢。台灣對大陸出口所有產業及自大陸進口商品均遭波及，體現出兩岸經貿在各產業層面聯繫的緊密性。

　　［表7：RCEP實施對兩岸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五、兩岸一體化效果模擬

　　“輻條”間簽署FTA可拓補“輪軸-輪輻”結構，提升自身福利、降低輪軸國福利，且“輻條”間貿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輪軸”效應越弱〔25〕（鄧慧慧，桑百川，2012）。兩岸同為東亞“輻條”，建立新FTA可打破原有結構弱化“輪輻”效應；尤其在RCEP生效後，台灣融入區域一體化更需大陸支持。為此，本文模擬RCEP實施下兩岸建立FTA對雙方“輪軸”效應的影響。

　　參照兩岸ECFA早收清單（大陸對台539項、台灣對大陸267項產品分三階段降至零關稅），結合大陸降稅力度更大特點，分兩種情況模擬（暫不考慮貿易便利化影響）：S1至S3分別設方案一（大陸對台零關稅+台灣對大陸關稅減50%）和方案二（兩岸互相零關稅），共計6個方案，具體如表8。

　　［表8：兩岸達成自貿區政策模擬方案模擬方案］

　　表9顯示，兩岸達成新FTA對其他經濟體影響有限，但對兩岸均有顯著積極作用。大陸GDP在方案一、二下分別增長1.534%、1.537%，高於S1情景的1.486%；福利水平也較S1提升。但台灣進一步削減對大陸進口關稅，對大陸GDP和福利提升作用不明顯。

　　［表9：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宏觀經濟效應國家/地區］

　　對台灣而言，與大陸達成新FTA將顯著改善其宏觀經濟。對比S1情景，方案一、二下GDP降幅從2.408%收窄至1.358%和0.349%；福利損失也從6844.61百萬美元降至2978.24百萬美元及51.208百萬美元。其改善幅度遠超大陸，表明台灣對兩岸經貿依賴度更高。且對大陸商品降稅力度越大，其自身GDP和福利改善越顯著，凸顯其主動開放至關重要。

　　結合S2、S3階段，兩岸一體化在各期對雙方均有積極影響，且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各階段台灣受益都遠高於大陸，對大陸降稅力度越大改善越明顯。表明加強兩岸經貿合作可減少台灣作為“輻條”受損程度，貿易自由化程度越深改善幅度越大。

　　表10顯示，兩岸達成FTA後，雙方進口規模均上升。相較S1情景，方案一、二下大陸所有產業進口均增長，尤以服裝製造業為最。表明這將進一步推動大陸經濟結構轉型，縮小低技術製造業貿易順差。對台灣而言，因RCEP導致進口規模下降得到顯著緩解，尤以服裝製造業為甚——從S1的下降3.66%轉為增長5.353%和6.677%。結合S2、S3情景，可見短期和長期對兩岸進口規模的影響更顯著。

　　［表10：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進口商品變動（%）產業］

　　表11顯示，兩岸達成新自貿區協定對兩岸雙方出口均有積極影響。對大陸而言，受RCEP衝擊的服裝製造、高技術製造業均有所改善。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出口降幅從1.403%收窄至1.304%，台灣進一步降稅後更縮至1.133%，助力於大陸產業鏈向高端布局。其他行業也呈現增長，凸顯兩岸經貿合作的積極作用。

　　［表11：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出口效應(%)］

　　對台灣而言，農林牧漁、食品製造業、基礎工業和服裝製造業出口顯著改善。如杜聲浩（2020）所述，RCEP將削弱台灣中低端製造業競爭力，而大陸廣闊市場有益於其相關產業出口、維持競爭力〔26〕。但高技術製造產業出口的小幅下降，表明隨著大陸經濟實力增強、兩岸產業差距縮小，過去產業互補格局正發生變化。

　　結合S2、S3情景，兩岸貿易自由化在短、中、長期內對雙方出口規模均有積極影響，并且台灣的改善程度顯著高於大陸。

　　從兩岸建成自貿區後進出口變動看，無論哪個時期，大陸進出口規模均將擴大，助力其向“輪軸”轉型；台灣作為小型經濟體，打破原有“輪軸”結構後其改善幅度明顯優於大陸。從時間來看，短期和長期影響大於中期，故中期階段兩岸需積極拓展經貿往來、深化合作，充分釋放兩岸一體化潛力。

　　表12顯示，兩岸自貿區建立對雙方經貿均有顯著積極影響。出口方面，各產業出口規模均有上升，以台灣食品製造業改善最突出——從下降3.17%轉為增長66.019%，台灣對大陸零關稅後更升至67.899%。進口方面，除了服務業以外，也均有較大增幅。結合S2、S3情景，隨自貿區建成時間推移，兩岸貿易規模將持續擴大，可見兩岸一體化在各時期對雙方貿易均有積極影響。

　　［表12：S1-S3兩岸建成自貿區對雙邊貿易影響（%）產業］

　　六、結論及建議

　　本文通過GTAP模型研究發現，RCEP作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由“功能性”向“制度性”轉化的重要舉措，將強化區內成員國（地區）“輪軸”地位——東盟和日本在GDP和福利水平上顯著改善；中國大陸作為“輻條”宏觀經濟改善有限；而被RCEP排除在外的台灣則面臨較大衝擊，經濟增長、貿易條件下滑，高新技術和基礎工業受挫、產業外移，呈現被“邊緣化”趨勢。

　　兩岸同為“輻條”，貿易自由化是打破現有“輪輻”結構、提升雙方福利的重要途經。若兩岸建立自貿區，可顯著緩解“輪輻”效應負面影響：台灣受益遠高於大陸，且其對大陸越開放改善幅度越大。大陸亦可藉此擴大進出口規模，助力其向“輪軸”轉型。從時效來看，短、長期影響大於中期，故中期更需深化協商，推動更高水平合作以釋放一體化潛力。

　　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實現兩岸融合發展，建議：台灣當局應在承認“九二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主動與大陸共建自貿區，依托自身小型經濟體優勢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藉助“輪軸”效應融入區域一體化。大陸需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以自身為“輪軸”的自由貿易網絡，并且通過深化合作機制與信息共享，激發區域經濟活力和貿易潛力。

　　本文由福建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2023J011411）資助。

　　注釋

　　〔1〕張帆，《論 “後雁行模式” 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國際貿易問題》，2003年第8期，第13-17頁。

　　〔2〕〔9〕Puga D, Venables A J，《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年，第43卷第3-4期，第347-368頁。

　　〔3〕〔14〕Lake J, Yildiz H M，《On the different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Customs Un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6年，第103卷，第213-233頁。

　　〔4〕〔11〕Deltas G, Desmet K, Facchini G，《Hub-and-spoke free trade areas》，2006年。

　　〔5〕〔15〕李向陽，《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小國戰略》，《當代亞太》，2008年第3期，第36-49頁。

　　〔6〕Viner J，《The customs union issue》，美國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7〕Bhagwati J，《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the wrong road》，《Law & Pol'y Int'l Bus.》，1995年，第27卷，第865頁。

　　〔8〕Wonnacott P, Wonnacott R J，《Liberal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New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of a free trade agreement》，《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1995年，第6卷第2期，第107-119頁。

　　〔10〕成新軒、張玉柯，《重叠式自由貿易區與多邊貿易協議的關係》，《南開學報》，2006年第5期，第118-124頁。

　　〔12〕東艶，《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模式——“輪軸—輻條”雙邊主義的理論與實證分析》，《財經研究》，2006年第9期，第4-18頁。

　　〔13〕De Benedictis L, De Santis R, Vicarelli C，Hub-and-Spoke or else? Free trade agreements in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年，第2卷第2期，第245-260頁。

　　〔16〕Baldwin R E，《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China, Asia,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y》，2008年，第51-85頁。

　　〔17〕〔25〕鄧慧慧、桑百川，《FTA網絡化發展中的“輪軸-輻條”模式：福利效應與中國的參與戰略》，《財貿經濟》，2012年第7期，第88-94頁。

　　〔18〕盛斌、果婷，《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博弈與中國的戰略選擇》，《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10期，第4-21頁。

　　〔19〕孫玉紅，《比較優勢與輪軸-輻條結構FTA成員的利益分配》，《世界經濟研究》，2008年第7期，第47-53頁。

　　〔20〕彭支偉、張伯偉，《TPP 和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經濟效應及中國的對策》，《國際貿易問題》，2013年第4期，第83-95頁。

　　〔21〕季燁、彭莉，《台灣當局自由貿易協議實踐的亞太轉向及其前景》，《台灣研究集刊》，2013年第6期，第1-11頁。

　　〔22〕王庭東、錢進，《中日韓自貿區“輪輻”效應研究——基於要素集聚及產業視角的分析》，《東北亞論壇》，2017年，第26卷第4期，第28-41頁。

　　〔23〕Walmsley T L, Dimaranan B, McDougall R A，《A base case scenario for the dynamic GTAP model》，《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 Purdue University》，2000年。

　　〔24〕劉冰、陳淑梅，《RCEP框架下降低技術性貿易壁壘的經濟效應研究——基於GTAP模型的實證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4 年第6期，第91-98頁。

　　〔26〕杜聲浩、王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對台灣的經濟影響 —— 基於價值鏈分析和GTAP政策模擬》，《台灣研究集刊》，2021年第1期（總第173期），第76-89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8月號，總第332期，P5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