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總裁布羅克曼首次坐上證人席，當庭承認其本人近300億美元股權系“零投入”獲得，法庭內頓時嘩然，迅速引發輿論震驚。
中評社香港5月5日電（記者 肖瑞）5月4日，美國加州奧克蘭聯邦法院，馬斯克訴OpenAI案進入了激烈的實質性攻防階段。隨著OpenAI總裁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首次坐上證人席，並當庭承認其本人近300億美元股權系“零投入”獲得，法庭內頓時嘩然，並迅速引發輿論震驚。
這場訴訟徹底還原了矽穀理想主義敘事背後的商業底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 OpenAI式“技術布道”，在法庭的聚光燈下，演變成了一場關乎數百億美元、充滿了背叛、權謀、秘密協議與利益輸送的商業諜戰大片。這已不僅僅是兩位科技巨頭的私人恩怨，而是一場關乎慈善信托底線、商業受托義務與人工智能公共屬性的法理拷問。
回溯2015年，OpenAI的誕生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馬斯克作為核心出資人，累計捐贈超3800萬美元並提供場地與人才背書，其初衷是打造一個不受資本裹挾、以人類安全為先的通用人工智能平台。
然而，技術發展的耗氧量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為了籌措天文數字般的算力成本，OpenAI在2019年後完成了從純公益機構到營利實體的轉身。矛盾的爆發點便起於此：創始團隊利用非營利組織的聲譽積累原始資本，卻在成功後通過精巧的架構設計，將原本的公益資產變相私有化。馬斯克股權“歸零”與高管身價“暴漲”的極端反差，成為觀察這一利益分野最直觀的窗口。
5月4日的庭審細節，使得案情從單純的“路線之爭”轉向了嚴峻的“合規之爭”。布羅克曼零成本持有巨額股權的事實，對慈善信托法律架構構成了直接挑戰。更為敏感的是，證據顯示布羅克曼與山姆·奧特曼在擔任OpenAI受托人期間，涉嫌隱瞞其對芯片企業Cerebras的個人投資，並推動OpenAI下達高達200億美元的訂單。這種“自我交易”若屬實，將觸及法律禁區。
在理性的商業語境下，這不僅是程序正義的缺失，更動搖了社會對科技領袖作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信任基石。面對指控，OpenAI給出“必要之惡”的辯解，認為唯有綁定資本才能生存；而馬斯克一方則寸步不讓：資金不足可以市場化融資，但絕不能挪用非營利時期的公益資產與社會聲譽。
AI界泰斗級人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斯圖爾特·拉塞爾的現場證詞，將這場庭審的視角從利益糾紛拉升至人類生存的高度。他指出，若法律縱容這種“借公益外殼孵化私人財富”的模式，將是對慈善精神的一種“結構性背叛”。
拉塞爾更發出了引人深思的拷問：當 AGI 這種足以重塑人類文明的技術作為“最終產品”被研發出來時，它究竟應該是造福全人類的公共資源，還是可以被少數高管鎖進私人金庫的商業機密？他警告稱，OpenAI 為了追逐商業領先而不斷弱化安全原則，這種“速度優先”的邏輯，本質上是在將全人類置於失控的算法風險之中。
關於本案結局，司法天平或許會落在某種衡平的中間地帶。若馬斯克勝訴，OpenAI的營利架構可能面臨重組，甚至動搖其與合作夥伴的根基；若OpenAI過關，則可能引發社會對非營利機構監管透明度的普遍擔憂。最可能的走向是雙方達成高額和解，並伴隨治理架構的深度改革。
但無論判決如何，這場審判都堪稱AI時代的“成人禮”。它不僅揭開了矽穀權力頂層的面紗，更折射出一個跨越地域的普適警示：在改變世界的雄心面前，貪婪與權謀依然是無法避開的人性暗礁。這場庭審已然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敲響警鐘——通往未來的道路不應僅由代碼和算力鋪就，更應由法律、倫理與堅不可摧的初心來保駕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