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吳崇涵。（中評社 張嘉文攝）
中評社台北1月30日電（記者 張嘉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26年一開始就大展拳腳，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到干預伊朗政權，以及揚言收納格陵蘭島等。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吳崇涵對此向中評社表示，這一連串作為並非零星事件，而是“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具體展現，其核心精神是美國至上、利益至上與高度交易化，長期可能推動國際體系朝向三極化發展，即美國、中國與以歐洲為核心的第三極。
吳崇涵，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碩士，南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政府與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現任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專長為國際安全、國際衝突、避險策略、亞洲區域政治與政治學統計方法。
吳崇涵接受中評社訪問時指出，特朗普上任後最明確的主軸，就是以美國利益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凡是能帶來實質利益、資源或金錢的議題，才會成為政策重點。無論是領土、能源、經貿，或是關稅工具，背後邏輯都指向同一件事——“可不可以換到好處”。
他提到，特朗普極度重視交易，經貿與物質層面的事務被放在外交政策核心位置。包括提出更名墨西哥灣、覬覦巴拿馬運河、點名格陵蘭，甚至談及將加拿大納為美國第51州等等，這些看似誇張的言論，其實都反映特朗普對土地、資源與戰略位置的高度興趣。
吳崇涵分析，特朗普的外交風格與美國歷史上的“傑克遜主義”高度相似。傑克遜象徵的是美國擴張精神與強烈的國家意志，特朗普曾在白宮辦公室懸掛傑克遜總統畫像，顯示他有意識地將自己投射為當代的擴張型領導人。
他指出，傑克遜在任內試圖向西部擴張，卻未能在其任內完成德州併入；特朗普則希望在任內完成“海外版圖”的擴張，因此格陵蘭、巴拿馬運河、委內瑞拉等議題接連浮上檯面，這不僅是特朗普個人執念，更是“利益至上、交易導向”外交思維的重要構成。
吳崇涵說，唐羅主義的另一核心是“美國至上”的徹底落實，只要有利於美國政府與外交政策，美國什麼都可以做；反之，沒有利益、無法變現的承諾，美國不會執行，所以過去盟友仰賴的美國承諾，在特朗普眼中並非義務，而是交易條件。
特朗普政府在乎的是盟友是否具備足夠的經費與能力自我支撐，吳崇涵說，衹有在這前提下，美國才會選擇介入或協助，這種做法使得安全、同盟與價值不再是前提，而是談判桌上的籌碼。
談到唐羅主義對國際社會的衝擊，吳崇涵認為，特朗普透過言語施壓、領土性挑釁與經貿手段，已經對既有同盟體系造成鬆動，過去願意買帳的盟友繼續配合，不願買帳者則開始另尋出路。
他說，加拿大與墨西哥就是明顯例子，當加拿大不再完全接受美方條件時，便開始轉向與中國、歐盟與印度深化經貿往來。歐洲各國對特朗普的不滿更為明顯，歐盟內部開始討論“N－1架構”，是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而非中國。
吳崇涵分析，面對這種壓力，中等或次強權國家大致會出現兩種反應，一種是嘗試走向“第三條路”，不完全靠攏美國，也不直接納入中國體系，而是自創路徑；另一種則是中小型國家在缺乏選項下，只能被迫吞下不利條件。
吳崇涵舉例說，台灣、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過去仰賴美國的經濟與安全庇護，在選項有限的情況下，可能只能繼續依附美國，並承擔更多不對等代價。
至於是否真有第三條路空間，吳崇涵引述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的現實主義觀點指出，強權能創造體系並迫使他國選邊，避險或第三路線的空間相當有限。依此邏輯，未來世界可能形成美國與中國兩極，各自建立制度，迫使他國加入。
但吳崇涵認為，歐盟與加拿大等國，仍有機會嘗試走出不同於美中兩極的路線，國際體系未必只剩雙極，未來可能出現“三極化”格局，即美國、中國與以歐洲為核心的第三極。
他分析，歐洲有可能結合加拿大與部分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形成以民主價值與去美化經貿利益為基礎的集團；中國則以自身體系為一極；美國則與少數依附國家形成另一極，三者彼此競合。
在這樣的三極體系下，吳崇涵認為，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相對有限，但經貿區塊化將加速發展，全球一體化趨勢將轉為區塊化，各自排除不被接受的國家，形成封閉或半封閉的經貿圈。過去的RCEP與CPTPP，本就是以中國或美日為核心的區域整合，當美國選擇退出既有框架，其他國家不一定停下來，而是自行推動新的整合模式。
在美中關係上，吳崇涵指出，特朗普並未將中國視為主要安全敵人，而是視為重要的交易對象，所以美中衝突的型態將以經貿競爭為主，而非軍事對抗。特朗普的核心目標是降低貿易赤字、活絡美國經濟，因此對中國的策略是反覆運用加稅、減稅與談判，而中國本身具備足夠量體與籌碼，可以在貿易戰中應對。
但吳崇涵說，並非所有國家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對東南亞等中小型國家而言，面對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往往難以抗衡，只能被迫接受美方條件，成為唐羅主義下最直接承壓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