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首爾1月30日電（記者 崔銀珍編譯）慶南大學客座教授、前駐美大使安豪榮在1月27日發表於《中央日報》的專欄中指出，圍繞韓美戰時作戰指揮權（OPCON）移交問題，韓國有必要充分參考北約（NATO）成員國的實際經驗，避免在當前安全環境下作出可能削弱同盟基礎的倉促決策。以下為專欄全文編譯：
2025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於去年6月在荷蘭海牙舉行。此次會議之所以備受關注，一方面在於唐納德·特朗普美國總統在首個任期內曾對北約持懷疑立場，此番是其重返白宮後首次出席相關峰會；另一方面，也因其堅持要求歐洲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高至GDP的5%。總體而言，這次峰會被評價為“平穩落幕”。
然而，在表面平穩的背後，美歐之間實際上曾圍繞關鍵議題顯露出明顯的認知差距。據悉，美方一度積極研究一項方案，即將自1949年北約成立以來長期由美國將領出任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SACEUR），改由歐洲人擔任。不過，在最後協商階段，美國最終決定不再正式提出該主張。
這一方案之所以在歐洲外交與安全精英層引發高度警惕，主要基於兩點考量。其一，擔憂美歐同盟關係出現弱化。長期參與北約事務的美方人士指出，若由歐洲人擔任最高司令，外界可能解讀為美國正在從歐洲防務中逐步後撤。其二，正因如此，歐洲方面也擔憂，在發生針對歐洲的核攻擊情形下，美國向歐洲提供的延伸威懾可信度可能隨之下降。
正是基於上述背景，歐洲的擔憂對當前韓國社會討論的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問題具有相當程度的啟示意義。首先是同盟弱化的風險。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在新版《國防戰略》（NDS）中指出，“韓國有能力在獲得更加有限的美方支持下，承擔對朝威懾的主要責任”。對此，李在明總統回應稱，“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中，自主國防是最基本中的基本”。在這樣的安全環境下，若倉促推進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無疑可能被外界解讀為同盟出現鬆動，亟須格外謹慎。
其次是延伸威懾問題。歐洲不僅擁有英國與法國各自數百枚核武器，美國還在歐洲部署了約百枚戰術核武器，並且北約每年都會舉行應對核攻擊的聯合演習。相比之下，美國向韓國提供的延伸威懾在制度化與實際運作層面仍顯不足。
2023年4月的韓美首腦會談推動成立了“核協商小組”（NCG），雙方承諾在遏制朝鮮核攻擊及核應對方面實行“共同決策、共同執行”。這無疑是一項具有意義的進展，但若與歐洲的成熟機制相比，仍處於起步階段。
衹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應對核攻擊的韓美聯合行動計劃，並據此開展制度化的年度聯合演訓，才有可能勉強接近歐洲的水準。在歐洲尚且堅決拒絕由歐洲人擔任最高司令的情況下，安全威脅應對能力相對不足的韓國，若加快推進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顯然存在相當風險。
早在2014年，韓美雙方即達成“以條件為基礎的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計劃”（COTP），明確不設定具體時間表，而是在條件成熟時再行推進。雙方當時確認的三大前提條件包括：韓國軍隊核心軍事能力的確保、應對朝鮮核與導彈威脅的能力，以及穩定的安全環境。綜合來看，過去十年間，第一項條件進展有限，而第二、第三項條件則明顯惡化。在這一背景下，強調“在總統任期內完成移交”，難免顯得過於急切。
誠然，推動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的動機之一，在於提升戰略自主性。在美國逐步淡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守護者”角色、轉而強化強權外交的當下，提升戰略自主性確有其現實意義。這既需要自我強化，也需要與立場相近國家形成連帶，作為兩大支柱積蓄力量。然而，在充分考量韓國在安全、技術與經濟層面的現實條件下，削弱韓美同盟顯然並非正確答案。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2022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RNS）中同樣強調“自主性”，其核心目標在於增強歐洲自我防衛能力，降低北約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從而提升對美發言權並強化北約本身。強調自主性，並不意味著試圖取代美國的角色，而是通過增強自身能力，使同盟關係更加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