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涵蓋的地理區劃
中評社香港12月1日電/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台灣研究院教授張寶蓉，與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汭晴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發表專文《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現狀、特徵與影響》。作者表示：基於8902份有效簡歷樣本，剖析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特徵。研究發現，有效樣本中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者占四成，說明台灣高校的師資培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國際化”的學術路徑；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體系深度嵌入以美英德法日等國為核心的全球學術“中心-邊緣”結構中。跨境學術流動的常態化、規模化對於擴大台灣高校教師的學術視野、深化台灣高校對外交流合作具有正面意義，但也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多樣性構成潛在威脅，擴大了兩岸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對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和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發展帶來挑戰。文章內容如下：
一、問題的提出
跨境學術流動是指高校教師為獲取學位或學歷在境外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的學習經歷，以及在境外高校或科研機構從事博士後或訪問學者工作的科研經歷①。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接受境外教育就已是台灣青年學子升學的優先選項。所謂“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②，生動揭示了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真實圖景。迄今，赴海外尤其是歐美高校求學或訪學依然是台灣高校教師學術生涯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研究從學科差異、市場需求③、人力缺口④、政策因素⑤、社會融入、生涯發展⑥，以及性別、學科、家庭⑦等分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背景、動因及趨勢，為我們瞭解台灣高校教師學術生態提供了有益參考，但多數研究以個人判斷或經驗總結為主，缺乏翔實的數據支撐。在高等教育學術勞動力市場開放、分化、競爭加劇的當下，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呈現哪些新特徵和新趨勢，更是欠缺及時的追蹤研究。
本研究採用簡歷分析法和社會網絡分析法，通過收集、整理台灣代表性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信息，分析其人口學特徵和網絡特徵。重點聚焦在：一是台灣高校教師入職前的海外教育經歷，即為獲取學歷或學位而進行的跨境流動；二是高校教師任現職前發生的跨境學術流動經歷。
綜合考慮高校的類型、公私立別及所處地理區位，本研究選取台灣大學、台灣清華大學、台灣師範大學、金門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淡江大學、輔仁大學以及慈濟大學共9所台灣高校的教師作為樣本。通過檢索這些高校網站及相關網站發佈的教師個人資料，經提取和篩選形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信息庫。信息庫內容包括：一是台灣高校教師的基本信息，如所在學校、學院、學系、學科領域、性別、職稱、教師類型和最高學歷等；二是海外經歷，如海外學位獲得經歷、本碩博海外學位獲取地、海外學術工作經歷、海外學術工作地等。數據收集起止時間為2024年3月5日至2024年10月7日。
數據的處理和分析步驟為：一是數據清洗。隨機抽取教師簡歷共9313份，剔除缺失研究所需信息2/3以上的樣本，最終確定有效樣本數8902份，有效率為95.6%。進一步篩選出具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教師樣本3846人，占有效樣本的43.2%。二是從地理區劃、性別、類型、學歷層次、學科等維度分析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情況。三是描摹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社會網絡。選取案例高校——台灣大學的102份教師簡歷，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進行分析，構建2*129的邊列表矩陣。“行”代表社會網絡中的邊，即兩點間的連接，在本研究中指台灣高校教師海外經歷的流經地，“點”代表具體的國家或地區。最後使用UCINET6.16軟件對台灣大學教師的海外流動經歷的中心度進行分析，再使用UCINET軟件的內建NETDRAW模塊（網絡繪圖工具）繪製海外經歷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
二、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現狀
以下著重從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得來分析其所呈現出的類型化差異，並結合跨境學術工作經歷進一步分析其流動網絡特徵。
（一）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
台灣高校教師的海外學位獲取國家和地區繁多，為便於分析，按照聯合國地理區劃標準對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歸類。研究發現，具有海外經歷的3846個教師樣本中，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覆蓋到13個地理區劃。其中，在北美地區獲得學位的教師最多，其次是西歐國家，分別是71.2%和17.4%，占總數的88.6%（見表1）。赴北歐、中歐、南美洲、中美洲、南亞和南部非洲地區留學的人數最少（見圖1）。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大陸、香港地區求學或深造的人數也較少，存在“捨近求遠”的現象。
［表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海外學位獲取涵蓋的地理區劃］
［圖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分析圖］
1.性別分析
從性別看，男性有2541人，占66.1%；女性1305人，占33.9%。可見，台灣高校教師海外學位獲得以男性居多，且不論男性與女性，目的地均以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為主。跨境學術流動以男性居多，可能緣於女性學者要平衡家庭與職業發展的難度更大，由此形成了流動中的性別化障礙。進一步分析發現，赴北美、西歐、大洋洲、東亞、東南亞求學的男性比例更高。究其原因，既與這些地區多數屬理工科強勢地區有關，也與台灣的產業佈局和高校科類結構調整有關。赴南歐留學的以女性居多，男性較少，可能與南歐國家的社會文化（如注重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以及這些國家在藝術、人文、設計、歷史、語言學等領域擁有獨特優勢等因素有關。
2.教師類型分析
台灣高校教師主要包括專任和兼任兩種類型。項目教師、講座教授等，因任職高校不固定，不在本研究的統計範疇之中。專任教師指全職從事教學工作，承擔學校的核心科研教學任務，通常擁有學校的正式編制且聘期較長的教師。兼任教師一般按授課時數領取薪酬，來自企業、研究機構或其他高校，僅負責特定課程的教學或其他短期教學任務。在分析樣本中，擁有境外高校學位的專任教師有2993人，占77.8%；兼任教師853人，占22.2%。由此得知，境外高校的學位背景和學術經歷，對於獲聘台灣高校專任教師職位具有顯著優勢。
3.學歷層次分析
從學歷層次看，海外學歷獲得主要發生在博士和碩士兩個層次，以博士層次為主。數據顯示，樣本中以攻讀博士學位為目的者多達3602人，占總數的93.7%。該數據說明，海外博士學歷已成為台灣高校學術精英再生產的“強制性通行證”。其中，從北美高校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最多，共計2604人，占樣本總數的72.3%；在西歐攻讀博士學位的教師次之，共617人，占17.1%；在東亞獲取博士學位的教師有248人，占6.9%；在大洋洲攻讀博士學位的教師共55人，占1.5%；赴南歐獲取博士學位的教師共38人，占博士總數的1.1%。前往其餘國家和地區攻讀博士的教師數均不足1%（見圖1）。
4.職稱分析
就職稱而言，擁有海外學位的教授2090人，占54.3%；副教授973人，占25.3%；助理教授585人，占15.2%；講師198人，占5.1%。這清晰揭示了台灣高校教師職稱晉升與海外學位“含金量”之間的強關聯性。其中，在北美地區獲得學位的教授人數最多，共1660人，占教授總數的79.4%；副教授660人，占副教授人數的67.8%；助理教授324人，占助理教授人數的55.4%；講師95人，占講師總數的47.9%，說明了北美學位在通往高階學術職位（尤其是教授和副教授）上的重要性和優勢。值得一提的是，前往東亞地區高校獲取學位的助理教授中，赴大陸和香港就學人數共18人，占赴東亞就學的助理教授人數的29.9%，說明大陸和香港高校對於年輕一代台灣學者的吸引力正在相對上升（見圖1）。
5.學科類別分析
台灣 “大專校院學科標準分類（第5次修正）”將學科劃分為10類，本研究亦採用此標準劃分台灣高校教師學科類別。在獲得海外學位的教師分析樣本中，人數由高到低的學科依序為：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1056人，占27.5%；藝術及人文領域770人，占20.0%；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545人，占14.2%；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504人，占14.2%；社會科學、新聞學及圖書信息領域352人，占9.2%；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197人，占5.1%；教育領域191人，占5.0%；農業、林業、漁業及獸醫領域129人，占3.4%；服務領域57人，占1.5%；最後是信息通訊科技領域45人，占1.2%。
其中，在北美地區，就讀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的人數最多，共857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81.2%；其次是自然科學、數學及統計領域，共457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83.9%；位列第三的是藝術及人文領域，共358人，占該領域總人數的46.4%，其中以前往美國就學為主（見圖1）。這一結果在美國國際學生普查最新報告中得到證實，即美國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以及部分人文領域的教育競爭力強，吸引了全球多數學生⑧。在西歐、東亞、南歐和東歐地區，排名前三的學科均為藝術及人文領域，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藝術及人文領域居於首位，可能與當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藝術人文優勢有關。大洋洲則略有差異，就讀人數最多的學科為商業、管理及法律領域，其次為醫藥衛生及社會福利領域和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可能與當地更注重實用知識技能和就業需求，以及商科和醫療健康領域領先的因素有關。可見，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學科選擇與目的地文化和優勢學科緊密相關。
（二）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特徵，本研究以台灣大學為案例高校，將進入現職前進行過多次（兩次及以上）、多地（兩個及以上的國家或地區）學術流動的教師單獨提取出來進行流動網絡分析。
中心度是流動網絡分析的重要指針，常用於刻畫節點在流動網絡中的地位，分為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等。其中，點度中心度衡量節點與其他節點的關係，體現節點的重要程度；中介中心度探討某一節點處於若干節點間的最短路徑，體現節點的控制能力⑨。在本研究中，台灣高校教師流經的國家和地區即為流動網絡中的“節點”，通過計算中心度，繪製海外經歷網絡的可視化圖形，可呈現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經歷的網絡特徵。
1.點度中心度
點度中心度計算與某個節點直接相連的點數。對於有向圖而言，點度中心度分為入度和出度。入度指網絡中一個節點接收到的所有邊的數量；出度指一個節點在網絡中發出的連接數量。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中，節點之間的連接是有方向的，屬有向網絡，因此其點度中心度包含入度和出度兩個指標值。其中，入度操作化為流入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數量，入度越高，表示這一國家或地區為主要流向地，體現該國家或地區的吸引力；出度操作化為從某一國家或地區流出的數量，出度越高，表示這一國家或地區主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的連接越多，體現該國家或地區的主動性。本研究將流經國家或地區的入度和出度進行計算和排名，為聚焦網絡中最具影響力的核心節點，表2羅列出了至少在一項中心度指標排名前10的國家或地區。
［表2：台灣大學教師海外經歷網絡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排名］
台灣大學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流經地共24個，從入度和出度來看，排名前五的國家或地區均為美國、德國、日本、英國和中國香港。可見這五個國家和地區是台灣大學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核心參與者。具體而言，美國的入度和出度均領先於其他國家和地區，說明其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間具有“高互動性”，是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就學或就業的最主要流經地。德國、日本在入度中具有顯著優勢，說明兩國對於台灣高校教師海外流動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英國在出度更勝一籌，可見英國在流動網絡中的主動性更強。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香港的入度與出度的排名相差無幾，說明前往香港求學與在香港中轉繼而前往其他國家或地區求學的人數大致相當，可能與香港的語言優勢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高有關。
2.中介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計算某一節點在其他兩點之間的最短路徑上的個數。中介中心度越高，表明該國家或地區對資源的控制能力越強，凸顯出重要的“橋樑”作用。中介中心度計算結果及排名如表2所示。
排名前五的國家分別是美國、德國、法國、日本、英國，說明五個國家在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中扮演“橋樑”角色，對學術信息傳遞和關係的建立具有強影響力。其中，美國的中介中心度為192.471，成倍地高於其他國家，處於網絡的絕對中心位置。但同時也可以看到，除傳統的西方發達國家外，荷蘭、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地也正逐漸吸引更多的台灣學者，成為新興的學術職業“中轉站”。
3.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
為形象地呈現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網絡的結構性特徵，借助NETDRAW模塊進一步繪製海外流動網絡的可視化圖形（見圖2），流動關係以帶箭頭的線段表示，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發指向另一個國家或地區表示由前者流向後者，節點的大小表示該國家或地區的中心度大小。
［圖2：台灣大學教師學術職業跨境流動網絡圖］
三、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特徵
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深受台灣高等教育發展政策、全球學術權力格局、地緣政治、學術網絡、目的地的社會與文化及教師個人發展規劃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呈現出如下特徵。
（一）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呈現常態化和規模化趨勢
有效樣本中，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者近半，說明跨境學術流動在台灣高校教師中已較為普遍。換言之，台灣高校教師的培養和專業發展已呈現出明顯的依賴於海外教育或學術經歷的傾向。這是與台灣當局長期以來推動的教育對外開放政策分不開的。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為滿足台灣各行業領域飛速發展對高端人才提出的迫切需求，同時也為了借助教育交流項目實現所謂“務實外交”的政治目的，台灣當局將師生赴境外求學、訪學和交流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工作重心。90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的高等教育要素流動空前加速、人才競爭加劇，“國際化”成為台灣當局提升高等教育綜合競爭力和對外影響力的重要指標。2001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發佈的首份大學教育政策文件，提出要加強與海外重點大學的交流合作，共同培育人才、開展合作研究。2017年啟動實施的“高等教育深耕計劃”，更是將高校招聘“國際”研究團隊和優秀人才到校任教列為重要資助項目，從而加速了台灣師生赴境外求學、交流的步伐。此外，學術網絡、個人發展規劃、事業拓展和能力提升等也是推動台灣高校師生進行跨境學術流動的重要因素。
（二）跨境學術流動深度嵌入全球學術體系“中心-邊緣”格局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體現出以美國為絕對中心，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為次中心，其餘國家和地區為邊緣的“中心-邊緣”格局，深刻揭示了全球學術體系的等級結構。阿特巴赫等學者認為，跨境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明顯的“中心-邊緣”格局，處於“中心”位置的國家或地區擁有更豐富的高等教育資源，使求學者趨之若鶩，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亦不例外。以赴美求學為例，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統計顯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台灣赴美國求學人數就開始逐年攀升，至90年代達到頂峰。進入21世紀後，台灣學生留美人數儘管有所降低，但“美國優先”的局面並未扭轉。據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4年10年間，台灣學生赴美留學人數為111,888人，占同期境外留學人員總數的32.25%。早期赴歐美留學的學者學成返台後，成為台灣高校的資深教授或學術權威，他們更傾向於聘用有歐美教育背景的教師，從而形成了以歐美為中心的“自我強化”循環，而台灣本土的博士生培養體系，則面臨嚴重的邊緣化危機和生存空間擠壓。
（三）地緣政治變遷對台灣高校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影響明顯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以赴歐為例，台灣高校教師在西歐和南歐的學術流動，不僅存在性別和學科差異，更反映了台灣當局與歐洲不同次區域的親疏遠近。西歐老牌國家是台灣當局最希望建立密切互動關係的對象之一，其利益互動涉及經濟、軍事、文教學術等領域。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台灣當局就開始加強師生赴西歐各國留學的引導。當前，加強與英、法、德等國家的教師互訪、學術互動及博士生聯合培養是台灣當局拓展所謂歐洲高等教育交流網絡的重要內容。美國對台文教政策更是地緣政治利益的體現。數十年來，美國基於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優勢，吸引了大量台灣青年學生前去求學，還通過教育合作協議、福布萊特項目等方式資助台灣高校的教授、學者、研究生或中學教師赴美國考察、進修，藉此在台灣建立強大的學術交流管道和文化影響力，培植親美教育力量。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衝突不斷升級，多極化趨勢和逆全球化浪潮成為地緣政治變遷的新趨勢。地緣政治的新變化一方面推動了區域性教育交流合作的發展，選擇到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等文化相近、地理毗鄰的國家或地區求學、交流的台灣高校師生隨之上升，但也導致台灣當局加大對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對外科研合作等的監管和限制，針對兩岸之間的師生互動和學術交流更是限制重重。
（四）跨境學術流動存在“捨近求遠”的非均衡性態勢
在地理空間格局上，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存在較為明顯的非均衡性問題，集中體現在：向地理距離較遠的歐美地區流動相對較多，而向地理位置毗鄰的中國大陸流動相對較少，來中國大陸高校求學深造的驅動力有較大提升空間。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規模和質量已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效，當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高等教育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建設進程正持續加速。2024年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中國大陸共203所大學上榜，其中13所位列世界百強。“雙一流”建設以來，越來越多高校與學科躍升世界一流。高校的科學研究水平迅速提升，已產出大量具有國際影響的研究成果，並相繼建立產學研合作基地、校企合作研發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等平台。足可見中國大陸高校具備吸引台灣高校師生前來就學、就業的巨大潛力。另一方面，鑒於兩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背景，加上各級政府出台的吸引台灣師生前來求學就業的積極措施，皆有助於為台灣高校教師的流動營造更為便利和友善的環境，這是歐美地區所不具備的優勢。但是，受兩岸關係複雜態勢以及以西方為中心的學術交流慣性等因素影響，台灣廣大師生對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飛速發展認知還遠遠不足，來大陸求學、訪學和交流的意願亟待增強。
四、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影響
跨境學術流動的常態化和規模化對於擴大台灣高校教師的學術視野、深化台灣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合作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長時間來所形成的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格局對台灣高等教育的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潛在威脅，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更對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以及高等教育融合發展帶來挑戰。
（一）對台灣高等教育自主性和特色化造成潛在威脅
台灣高校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的普遍性重塑了台灣高等教育的治理理念和圖景。“學術自由”“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作為歐美大學的核心治理理念，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隨著大批從歐美國家留學或訪學回台的教師和學者的到來，而作為“最佳理念”被廣泛討論和引進。在台灣高等教育系統的核心管理層與學術領導層中，如台灣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大學校長、院系主管、學科帶頭人等，擁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的人員佔有較高比例，他們往往將自身在海外所聞、所見、所感帶入治理實踐，使得諸多改革措施常常是對海外模式的移植和借鑒。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當局和高校推動的大學通識教育、系所評鑒、校長遴選、校務研究、院校退場、大學多元入學改革、人才評聘與晉升、學科建設與評價、大學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等均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
台灣高校教師高度依附歐美發達國家的培養體系和學術路徑的慣習，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台灣高等教育治理的現代化，但也加速了台灣高等教育依附式發展的進程，使得台灣高等教育治理長期被鎖定在跟跑的模式中，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之間形成一種不平等、從屬和依賴的關係。與此同時，也造成了治理措施與台灣高等教育本土需求之間的脫節，或導致大學喪失了自主制度創新的能力和意願，進而對其自主性、特色化與在地化構成潛在威脅，甚至誘發台灣高等教育自我邊緣化的風險。
（二）加劇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
教師的跨境學術流動，本意是促進知識交流和人才成長，但在特定的制度和環境下，卻可能加劇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分化和固化。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呈現明顯的二元分割結構，包括主要學術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學術勞動力市場⑩。前者的學術勞動力包括公立重點高校的專任教師以及私立高校的部分專任教師，其科研能力強，學術威望和社會地位高，參與科研、諮政和社會產學活動機會較多，資源支持和職業前景佳。後者的學術勞動力包括公立高校的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以及私立普通高校的大部分專兼任教師，其學術水平一般，教學任務重，處於學術中心外圍，參與科研、諮政和社會產學活動的機會較少。
跨境學術流動經歷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形態分化。擁有跨境學術流動經歷尤其是歐美頂尖大學學歷獲得者更有機會流入或服務於主要學術勞動力市場，“本土博士”或“非頂尖海歸”博士則衹能進入一般性公立高校或私立普通高校，甚至淪為兼課教師或“流浪教師”，缺乏長期穩定的崗位和薪酬保障。抽樣研究發現，台灣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的有效樣本中，擁有海外留學或訪學經歷者分別占各校樣本總數的80%和71%，私立輔仁大學和慈濟大學的占比則明顯偏低，分別為43%和30%。同時，跨境學術流動經歷也加劇了台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固化問題。處於次級學術勞動力市場的教師因“學術出身”的差異，海外學緣網絡的缺乏，往往成為學術圈層的“外部人”，不管是身份、文化、資本或話語權更容易體現出一種疏離狀態，他們要實現向“內部人”的轉化或向上晉升困難重重。
（三）擴大兩岸之間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
在全球學術體系“中心-邊緣”不平等格局的主導下，教師跨境學術流動異化成為加劇台灣學術標準單一化的隱性機制，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體現出明顯的“西方知識依附”現象。在台灣許多高校的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核心課程的教學內容嚴重依賴所謂的西方經典理論和前沿研究，全球主義對台灣高校通識課程的設置影響日深，與“全球”“國際”或區域有關的熱門議題頗受台灣學術界關切。學科設置上除了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學科分類，也強調與歐美高校學科體系的互通。赴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開展學術交流、拓展學術人脈，與境外學者合作發表論文，已深深嵌入到台灣學術精英的工作日常。
這一切都在無形中擴大了兩岸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的差異，影響了兩岸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如何以台灣在地歷史經驗和社會現實為資源，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以服務兩岸融合發展、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依歸，構建兩岸共有的自主知識譜系，重新審視以西方為中心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中心-邊緣”關係，是台灣所急需，也是兩岸發展所急需。
五、結語
經過長期的歷史演變，台灣高校的師資培育與學術發展已深刻內嵌於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核心的全球學術“中心-邊緣”格局之中。這種常態化、規模化、分級化的學術流動，在拓寬教師學術視野、促進高校對外交流的同時，也造成了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即削弱台灣本土高等教育發展的自主性，加劇台灣高校人才競爭的失範行為，擴大了兩岸高等教育知識話語體系的差異。祛除“西方知識中心主義”之魅，重構中華傳統文化為本根的高等教育體系，據此培育深諳傳統文化精髓、又具備現代學科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高校教師隊伍，方為智慧之策。
當前，台灣高等教育處於追求內涵式發展、提振競爭力和影響力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突破自身學術資源的限制，拓展更加廣闊的教育發展空間。而中國大陸正加速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深化兩岸高等教育融合是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要求。台灣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主動融入大陸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進程，共享“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體系所提供的廣闊平台、豐富資源和戰略機遇，實現從人才培養，學術體系到管理理念的全方位融合與創新。未來，兩岸高等教育交流應勠力同心，通過密切的人才共育和學術交流，共同建構起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融合發展貢獻教育力量。
基金項目：本文係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重大項目“中國台灣地區教育歷史、現狀與未來策略研究”（項目批准號：VOA210008）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瀟瀟、左玥、沈文欽：《誰獲得了精英大學的教職——基於北大、清華2011—2017年新任教師的履歷分析》，《中國高教研究》，2018年第8期，第47-52頁。
②林岱緯：《厚植博士人才策略觀：“去去去，去美國；來來來，回台灣”》，《科技政策觀點》，2020年第6期，第41-47頁。
③劉郁升、徐健進、楊君琦等：《專業人才之培養、延攬與流動：華人地區跨國比較研究》，《資料分析》，2008年第6期，第127-148頁。
④陳信宏、蔡慧美、溫蓓章：《“國際”人才流動、政策趨勢及台灣的海外人才對策》，《台灣經濟論衡》，2007年第12期，第28-45頁。
⑤陳錦麗：《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衡量指標建構與“國際化”策略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台灣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2009年。
⑥江敏華：《高階人才信念判斷與行為決策之心智建模研究-以台灣籍博士赴大陸高校任教為例》，博士學位論文，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2020年。
⑦王士肯：《博士人才的空間流動與影響因素：台灣與日本的比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台灣政治大學社會學系，2018年。
⑧News Startup To Standout,“Most Popular Subjec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2025-03-01.https://news.startuptostandout.com/most-popular-subjects-among-international-students-in-the-u-s/.
⑨劉軍：《社會網絡分析導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⑩武毅英、楊冬：《學術勞動力市場分割下的高校人才競爭問題審視》，《江蘇高教》，2019年第11期，第32-4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1月號，總第335期，P54-63）
圖1：台灣高校教師最近一次的海外學位獲取情況分析圖
表2：台灣大學教師海外經歷網絡的點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及排名
圖2：台灣大學教師學術職業跨境流動網絡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