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尋找80年前台灣光復社會轉型時期的歷史記憶 作者：湯錦台（台灣），客家台灣史研究會發起人
【摘要】本文聚焦日據時期台灣兩個客家家庭的子弟，同樣早早地直接擁抱了祖國，在台灣光復後同樣作為台灣客家人，成為歸鄉的遊子，但是時代的車輪帶來了他（她）們給台灣留下的不同的烙印。作者強調，作為與台灣光復同時走進這個時代場景的人物的最珍貴歷史記憶，並不是跟著父母輩走過那段艱苦歲月的追憶，也不是對走出國民黨加諸於台灣人民的思想枷鎖的心路歷程的回溯，而是嘗試從當中去找出經歷過異族五十年的統治之後，台灣與大陸之間仍然藕斷絲連的命運與血脈相連线索的意義。紀念台灣光復八十週年，就是要將兩岸命運相連的歷史繼續譜寫下去，也要把兩岸客家人血脈相連的歷史一直譜寫下去。
對從小在台灣苗栗客家鄉下成長的我來說，台灣光復是我人生的起點，雖然記憶中對這件大事是一片空白，但對小時父母輩生活的追溯和週邊發生事物的追憶與整理，仍舊可以用來對今天台灣的現狀作出反思。從國民政府入台後的作為到民間生活的變化及社會的轉變，這一切均可作為思考台灣從過去迎向未來的參考。
一、接收初期影響台灣社會治亂的四股力量
1945年日本的投降，對台灣社會而言是劃時代的大事。從日本人統治轉變到國民政府統治，台灣人民所經歷的不僅是主權的回歸中國，更有全社會運作機制的又一次巨大調整與轉變，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等方方面面。但最大的挑戰來自社會如何由亂而治，最後走上統治當局所期待的軌道。當時，有幾股力量的互動直接影響社會的治亂。一是國民黨黨政結構本身；二是台灣社會經歷日本五十年的統治以後，基本由地主與佃農兩個階級組成的社會結構，以及代表主導這一結構地主階級核心的士紳階層與新萌芽的知識分子群；三是受到國共鬥爭影響的新覺醒知識分子與社會青年力量；四是日本人政府、商業力量與教育力量撤退後遺留在台灣社會中的龐大物質財富遺產與思想、文化遺毒繼承者，這股力量至今仍然繼續存在，尤其是在不願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一些人群中，後者的影響尤其顯著。
在中國歷史進程下，戰後美國的介入台灣事務及國民黨統治力量對光復後台灣社會轉型認識的不足，力有未逮，造成其失誤連連，最後形成了今天台灣與大陸嚴重對立的格局。
鑒往知來，完整理解光復後國民黨在台灣以代表中國人民名義執政初期的得失經驗，將有助於為突破當前的迷障，思考如何從歷史的經驗切入，以更有效的溝通對話去化解民間存在的心結，從而為重構兩岸基層的互信創造更為符合現實的大環境。
本文將以筆者本人從光復那一年起就一直成長生活在北台灣苗栗客家人地區的實際經歷為基礎，從上述各種力量相互運作的角度，重新審視和進一步探索台灣那段轉型時期的歷史記憶及其所帶來的變化與影響，期待以此幫助呈現台灣從日本人投降到回歸中國人治理初期的更翔實全貌。本文也以廖文毅和林海音兩個台灣客家世家子弟及其背後家族的力量為例，說明這一轉型時期曾經在大陸生活、工作過的台灣知識分子給後光復時期的台灣帶來的巨大影響。
二、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的社會心態
1947年2月底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抗戰勝利以後國共在爭奪中國命運主導權的大背景下，台灣島內一些懷疑現狀和不滿當局的都市小市民階層對國民黨統治憤怒情緒的總爆發。事件過後，不幸曾受過日本教育、與日本人共事過、感恩日本教師或感受過日本警察清廉的士紳或知識分子，對比跟隨國民黨政府到台軍公教人員的行徑，心理上出現高度落差，疑“外省人”心態開始蔓延全島，日久更根深蒂固。
1949年5月20日起進入戒嚴時期後，島內政治開始充滿肅殺之氣，再加上跟隨蔣介石到台的部隊又大量進駐全島各地，許多身心無依的士兵或軍官持槍強迫所在村莊家庭允許家中年輕女性與其結婚，如稍有不從即以槍彈或手榴彈同歸於盡的事件時有所聞，以致由懷疑轉化為仇恨“外省人”的社會情緒，更不斷加速彌漫。其後雖因戒嚴和同年（1949）年底徵兵制度的實施，使這種省籍對立情緒無法公開爆發，但已深植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籍”台灣人心中。這種情緒或心態，是導致後來的“台獨”運動擁有足夠群眾基礎的根源，是1988年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得以擺脫傳統國民黨勢力，建立對抗大陸“中國人認同”的“台灣人認同”的群眾力量來源。更是從陳水扁、蔡英文到賴清德所代表的民進黨能夠在台灣歷屆的大選中獲得勝利，並將選民情緒引導至“抗中保台”或“反共護台”，甚至“反中去中”的根本原因。
相對地，國民黨從光復至今，在兩蔣時代，不管如何在統治後期努力建立在“台灣人”當中的群眾基礎，並依托“反共”博取“台灣人”的好感，但因其始終無法擺脫“原生外省”標簽，在歷次選舉中依然敗多贏少。
從台灣光復後延續下來的這種“反外省”或“排斥外省”心結，在台灣社會中始終存在，陰魂不散，甚至到現在都還被台灣社會的消極力量一再用來作為“去中化”的手段。不從這一根源切入來思考解決兩岸困境的解方，其餘一切手段，都將效果有限。
三、對台灣北部客家地區的記憶
從清代起，台灣客家地區就一直是台灣的特殊存在。1661年鄭成功率2萬5千軍民撤退台灣，閩西從長汀到永定，許多客家家族隨大軍遷台，定居台灣南部下淡水溪兩側，與潮州、漳州移台人眾混居。但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率漳潮人群發動的反清事件失敗後，支持清軍平亂的南部六堆（當時南部高雄、屏東地區客家民眾自發組成的防禦結構）結束了與漳潮方言人群融合相處的局面，由南至北，在多地發展出了以客家為主的移墾區，並在清代經歷多次嚴重的閩粵人群械鬥後，形成了今天以台灣北部桃園、新竹和苗栗地區為主的客家核心區，南部高屏閩南人群包圍下的分散居住區以及東部花東（花蓮-台東）縱谷狹長的客家二次遷徙帶為主要聚居區的格局，延續客家在台灣的生存。
朱一貴事件後至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為止的一百多年當中，台灣閩客方言人群間和漳泉同方言人群內部的大小械鬥從未稍歇。由此產生的“閩客心結”一直延續到台灣光復後，結合二二八事件帶來的“省籍矛盾”，嚴重制約了戰後台灣政治生態的健康發展。從朱一貴事件後，每次民變中就一直與叛亂者對立的客家群體，以義民精神貫穿了他們在台灣的存在，尤其是在甲午戰後毅然掀起大規模武裝抗日、維護民族氣節的義舉，以及在抗日戰爭期間大批客家子弟渡海投入抗戰行列的英勇行為，使其成為被倉惶逃台的國民黨統治當局視為可賴以化解或平衡省籍矛盾的當然依恃夥伴。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正在從二二八的亂局中緩慢復原，為了拉攏台灣民眾，試圖從多個層面向下生根：
1.在政治層面開放地方自治，滿足本地人士參政願望；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入黨；廣設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掌握地方輿情。
2.在經濟層面保留日人留下的農會、漁會、農田水利會等建制，通過掌控地方經濟資源和酬傭地方人士鞏固地方關係。
3.在文化層面尊重地方信仰與本土意識，但也開放基督教、天主教的傳播，排斥日本宗教信仰。早期並不排斥日本電影和歌曲的下鄉與傳播，並在積極鼓勵本土創作電影與音樂的同時，大力引進西方音樂、藝術和電影。
但是，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也積極布建諜報組織。1945年10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正式在台灣運作，設有20個直轄諜報組，主要針對的對象是潛伏日人與“御用紳士”，至1946年4月日俘、日僑遣送完畢後，直轄諜報組撤銷，另在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澎湖等地設立調查組，以利情報傳遞。
以後，因應時局的變化，警總歷經改造，1949年9月改編為保安司令部，繼續在全省重要地點設置情報組，如1956年6月當地人並未察覺的情況下在苗栗設置直屬小組。
保安司令部編制在1958年結束，與台灣防衛總司令部、民防司令部等再合編為警備總司令部。此後，直到台灣解嚴為止，警總一直都是令人色變的單位。
在這些地方建設和諜報佈建的基礎上，在客家人集中的北部地區，尤其是在苗栗地區，明顯可以感受到光復後的一些變化節奏：
1.學校教育“國語”（普通話）教學的快速普及和師資的充裕，即中小學課堂上都是以標準中文教學，師資也都產自本地，家中形成了家長用日語和客家話相互溝通，而子女間可毫無窒礙用中文對話的場面。
2.1949年左右大量軍隊撤到台灣，日人撤出後留下的軍營不敷使用，一段時期，校舍被佔用，無法全天上課，但通過與當時衹有十幾、二十歲來自廣東的士兵的對話，可以瞭解到彼此生活的差距。譬如他們對我們客家地區習慣三餐乾飯的訝異，也對台灣稻產的豐富充滿不可思議的困惑。此後多年，在經歷過同太多不同的“外省人”（大陸人）的接觸後，開始感悟到這段時期其實是台灣極為慶幸的一段時期，因為學生們從許多資質良好的教師們身上所吸收到的，都是從他處所不容易獲得的，這些知識的傳授，迅速提高了台灣的教育水平，奠定了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
3.光復後，尤其是1949年以後來到台灣的還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對台灣戰後的經濟復原與技術的提升功不可沒。譬如上學時“外省”同學的家長有擔任本地日本人遺留下來的軍服廠的廠長的，後來又被改進為蠶絲廠。住家隔壁住的是“外省”電力工程師一家人。在苗栗地區還有許多“外省”勘探與開發石油的工程師，這裡是台灣最早享受到天然氣燒飯的地方。
4.尤值一提的是光復後國民黨在北部客家地區的經營，為其在經歷從李登輝到現在局面日蹙的情況下猶保留一片比民進黨佔優勢的政治地盤，提供了保障。之所以有這樣的局面，除了客家人本身與閩南人之間現已日益縮小但仍存在的隔閡對立外，也歸功於早期大批廣東籍客家中低層公教人員在北部客家地區的定居。他們的進入，強化了本地客家人的客家認同，也增強了中原意識，並通過客家意識的增強，在歷次選舉中鞏固了選票票源。
四、“台獨”主張出現初期的廖文毅
二二八事件後，“台獨”呼聲在日本投降前即已在集中了大量台灣學生或青年的日本開始出現。
這批留學生，或以各種名義留在日本的台灣青年，人數可能有數千人之多。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人是基於愛國情懷的祖國派或左派，也有對台灣政治現狀不滿的反政府派和“台獨”派。由於消息封鎖的原因，在台灣民間衹有廖文毅被流傳最廣，原因是光復後他曾投身於台灣“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其餘像辜寬敏、史明或王有德等，知名度幾乎為零。
在日本投降前即已有留日台灣人主張擺脫殖民統治的獨立自治。廖文毅出身於雲林西螺鎮客家大地主家庭，他的第11世祖先廖丁選在清康熙末年，由祖居地福建漳州府南靖縣永豐里移民到台，定居在今雲林縣二崙鄉義莊(新莊仔)，為正統的單廖（台灣許多廖家客家人為雙廖家族，其祖上收留張家子弟為婿，成為張廖姓）客家人。他的祖父與許多客家讀書人一樣，是開私塾的，因祖母為長老會基督教徒，所以全家也都成了當地最熱誠的長老會家庭之一。又因家中富有，開風氣之先，成為少有的子弟留學美國家庭，家族兩代一共出了7個博士。他本人在台北淡水的長老教會學校畢業後，也於1925年受二哥廖文奎（金陵大學畢業，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的引導，前往南京金陵大學就讀，後來也前往美國就讀密西根大學，1935年獲得Ohio州立大學化學工程博士。後與在美國出生的廣東裔華人女子結婚，婚後回台，一年後攜帶妻子到大陸任國立浙江大學教授兼系主任。
因此，不論從什麼角度，他都是當時台灣異常少有的跨足兩岸而且見過世面的高級知識分子精英，而不是後來他脫離國民黨警備系統掌握赴日鼓吹“台灣獨立”運動後，台灣的媒體所描述的那種心懷不滿的泛泛之徒。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廖文毅被徵召為中國軍政部兵工署上校技正。這時的他與日本殖民下許多投入中國抗戰行列的台灣人一樣，都曾是想為祖國獻身的一分子。
1939年3月，他攜妻回台探視病危的父親，處理完喪事後，曾在7月一度赴上海尋求發展，但最後還是選擇留在台灣。1941年11月，就在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夕，因被懷疑有親美通外之嫌，開始經常受到日本特務警察的關注。
光復後他開始熱衷政治，曾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和聯省自治。1946年先後投身“國民參政會”和“制憲國大代表”的選舉，但都失利，尤其是後者，因覺受到抗戰時期國民黨培養的所謂（台灣籍）“半山派”（即“半外省人派”）連震東、黃朝琴、林頂立、黃國書、謝東閔、王民寧等的排擠，認為不受當局重視，主張應尊重台灣人的訴求。
1946年9月，他哥哥廖文奎與他共同創辦了《前鋒》雜誌。二二八事件發生前數日，廖文奎、廖文毅及另外兩人，正好離台到上海印行《前鋒》雜誌。3月1日才由《大公報》得知台灣發生了這件大事，他們即時聯合在上海的六個台灣人同鄉會，組成“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在4月20日由廖文毅撰文《二二八慘案呼籲》，提出徹查陳儀，取消專賣、貿易局，組織過渡省政府，制定自治法等，但6月9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檢察處通緝廖文毅等三十人名單，將他列為“二二八首謀在逃叛亂犯”。這個通緝令打破了他兩兄弟的“台灣自治”夢。
7月，廖文毅向美國特使魏德邁遞交《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
“台灣的歸屬問題必須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在舉行公民投票以前，應准許台灣人民先脫離中國，而暫時置於聯合國託治理事會管制之下……倘或公民投票結果，台灣人民要求獨立時，聯合國託治理事會在台灣的機構，應立即撤離台灣，而使台灣成為永遠獨立國。”
這是他由“台灣自治”轉向“台灣獨立”的開端。1948年他與廖文奎一度被上海警備總部關押100天，獲釋後轉往香港發展，但因國共形勢轉變，1949年又將活動據點轉移到東京，他哥哥廖文奎留在香港，1952年去世。
1956年2月28日他與在日“台獨”活動者推動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被推選為臨時大統領。因其活動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的合法性產生威脅，在蔣經國招撫政策的主導下，多次派人與其周旋，應允返台後特赦其家人，歸還其在台財產，並給予相應名義地位。
1965年5月14日晚間，廖文毅聲明放棄“台灣獨立”運動回到台灣，6月獲得特赦，撤銷通緝。1965年12月獲任命為曾文水庫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6年病逝於台中，結束其不光彩的一生。
事實上就在廖文毅返台前，作為“台獨”海外大本營的臨時政府已開始出現世代交替現象。進入1960年代，從理論到實踐，“台獨”何去何從內部分歧日益擴大，相互批鬥時有發生。新生代王育德結合新到留日台灣學生組織“台灣青年社”，發行《台灣青年》雜誌，從理論上搶佔話語權。雙方雖然有意重組，但實際理念不同，困難重重。加上親國民黨右翼台灣學生的滲透分化，臨時政府內部矛盾叢生。廖文毅的出走，最後促成了在日“台獨”力量在1960年代末期轉進紐約，結合當地新湧現的台籍留學生組成“台獨”聯盟，並於1988年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的取消黨禁和“台獨”禁令後，順利返台轉型成功。
然而，廖文毅的背棄“台獨”運動，始終是“台獨”主張者的心病。至今他的家族和他早年的事跡罕有人提及。現在台灣的年輕一代，已經很少人知道這位日據時期就已經是留美先驅的化工博士和“台獨”鼻祖了。
五、遊子歸家林海音
在日本據台期間，有不少台灣子弟因各種各樣的原因回到了大陸；台灣的光復，也把許多在大陸求學和發展的台灣遊子送回了台灣。林台一家就是在眾多歸來的苗栗客家子弟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林台（1863-1934）是清代住在苗栗斗煥坪（今頭份市轄）的一位傳統讀書人，他的一生經歷了從清到日的交替過程。同治二年（1863），他出生於斗煥坪，二十一歲時開始執漢文教鞭十餘年。日本據台時曾參與抗日行動，後來可能在家賦閒一陣，至1898年始出任頭份辦務署“臨時僱”，第二年就任頭份公學校學務委員，又一年任頭份區役場書記，1919年轉任頭份區地方稅調查委員，1916至1920年擔任頭份區第三任區長。生有四子，分別為煥文、昌文、祥文和炳文（據《頭份鎮誌人物誌》）。
另據1971年頭份公所委託頭份國小教師集體採訪的《頭份人物誌採訪錄》，林台在“清朝末年是本地的秀才”。
林台的四個兒子中，以長子煥文和最幼的炳文最為後人所知。林煥文就是著名的客家女作家林海音的父親。次子林昌文和三子林祥文，都是從事代書行業。
林煥文（1888-1931），生於光緒十四年（1888），畢業於日人創辦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娶妻張、黃二氏，生子二:長火烈（抱養），次國禎；女林海音（《頭份鎮誌人物誌》）。林炳文則是遭日人殺害早逝。
林煥文成長的年代正好是清日政權交替的時期。乙未抗日爆發那一年，他才七歲。客家抗日三傑之一的徐驤（1860-1895），即為頭份東興莊人，他和姜紹祖等其他抗日烈士的事跡，對當地青少年的抗日思想有直接的影響，也感染到了林家的子弟，包括林煥文和林炳文兄弟在內。
林煥文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從1910至1913年，曾先後在新竹北埔公學校任教一年、頭份公學校二年，在三年多的教職期間，林煥文以一介鄉下老師，對當時的學子，包括後來的著名文學家如吳濁流、張漢文（康有為最後一個學生，知名台灣女作家張典婉的養父）等人，有深刻的影響。
在教書期間，林煥文與12歲起即已在他家當童養媳的張姓女孩成了婚，先後生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但兒子早夭。
1913年得力於正預備從板橋林家的林本源事務所離職自行創業的堂兄林清文的幫助，林煥文在1916年轉換了跑道，接替了他在林本源的工作。
林清文與他同年，也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是個天生的商人，是苗栗，也是台灣早期客家重量級企業家之一。1915年即創辦中南輕鐵公司，1918年與黃維生等合組展南拓殖株式會社，任“專務”。1919年任苗栗興業會社“取締役”（董事），1920年任新竹窯業株式會社社長。1920-1924出任頭份莊第一任莊長，成為繼林台之後任頭份地方行政首長的林家第二人。1934年出任頭份信用組合長、商工會長、獅頭山勸化堂管理人等職，聲名遠播。生有二子，長男林為恭曾任苗栗縣第四、五屆民選縣長；次子林為寬曾任第三屆台灣省議員（《頭份鎮誌人物誌》）。
林煥文任職板橋林家後擺脫了古老家族的羈絆，開始婚外與一名板橋的小女孩黃愛珍（1903-1983，原籍福建同安，本姓簡，因家中食指浩繁，過繼給黃家）交往同居。1917年他帶著她回到了斗煥坪老家，當時已經懷孕，腹中的孩子就是林海音。不久林煥文決定以經商為名，前往日本大阪，開了一家商店，賣網球拍線和縫衣針。翌年農曆三月，林海音（1918-2001），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熟知的電影《城南舊事》中的“英子”，在醫院出生。
1921年，林煥文在大阪的生意一直不起色，帶著林海音首度回到了台灣的老家。不久，黃愛珍生下了第二個女兒秀英。林煥文決定先到北京試他的運氣，後來在當地的日本報紙《京津新聞》找到了工作。欣喜之餘，他回到台灣，在1923年3月帶著愛珍和英子（林海音）從基隆登船轉日本，再來到北京，從此他們在北京安頓了下來，後來轉到郵政總局工作，擔任日本課課長。
1927年，愛珍在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的表弟張我軍（就是後來台灣現代文學的首倡者、台灣考古學先驅張光直的父親）的母親，也就是黃愛珍的姑媽，被稱為“阿婆”的，將林煥文和愛珍留給板橋的外婆照顧的二女兒秀英，從台灣帶到了北京。之前，在林台的催促下，林煥文在愛珍和英子到達北京後，也幫弟弟林炳文找到了郵局的工作，所以炳文夫婦和小孩朝禎也到了北京。
也是在1927年，林台和他的妻子徐愛妹也跨海來到了北京，加上已由林台安排前來投奔伯父的已逝三兒子昌文的男孩林汀烈，祖孫三代四個兒子輩中，有三個的家人都聚在曾經的天子腳下的北京，可謂是斗煥坪林家前所未有的盛事，也是林家當時從台灣鄉下到京城的一大歷史性跨越。這次家庭團聚，生動地反映了少數生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來到北京的生活場景。不幸的是很快林炳文因為暗中支助韓國抗日運動，而遭到了日本人的殺害。
事情發生的經過是這樣的:
1928年5月朝鮮無政府主義者申采浩（申丹齋，1880-1936）在基隆郵局領取匯款時被捕，受到他的牽連被捕的還有4月28日在中朝邊境的安東火車站被捕並轉押大連的一個台灣人，這個人就是老家在斗煥坪的客家人林炳文。
據台灣大學歷史系文學博士、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邱士傑的研究，林炳文是受到1920年代流行的跨國界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他引述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林炳文當時是北京國際郵局的人員，由於他以‘北京華北物產公司’所開具的偽造郵政匯款在基隆、台中、台南、高雄陸續被發現，因此引起官方嚴重警戒，並招致他們被捕。申采浩與林炳文等人為了獲取活動經費而進行的上述活動被視為跨國性的‘無政府主義東方聯盟’的一次行動。據朝鮮無政府主義者柳子明（1894-1985）回憶，申采浩、林炳文，以及范本梁都是以北京為活動地的無政府主義同志，范本梁比他們早一步在台灣被捕。”
噩耗傳來後，林煥文到大連去為他的弟弟收拾遺體，回到北京後，本已感染肺病的身軀，狀況極速惡化，最後在1931年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43歲。那一年，愛珍28歲，英子衹有13歲，在台灣還留有兩個女兒。
一夕之間，仍舊柔弱的愛珍變成了全家的頂梁柱，年幼的英子，也很快長成了大人。林家搬到了八大胡同專供閩台同鄉居住不要房租的《惠安會館》住了下來，在那裡，成就了她著名的《城南舊事》。
林煥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打開了將斗煥坪林家封閉在清末時空裡的大門，引領家人們跨越進入了1920年代外面的世界，躲開了日本人加諸於台灣人的高壓統治。雖然因為這扇大門的開啟而導致他的幼弟過早地死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他本人也早早地走完了人生，但是他留給大女兒林海音的精神財富，卻奇跡似地在他回不去的故鄉台灣，開出了現代文學的花果。
1934年，林海音16歲，她進入報界，以筆開始擁抱世界。1939年，21歲，與同在報社服務的北平世家子弟夏承楹結婚。1948年11月，在闊別25年之後，她再度跨越台灣海峽，帶著媽媽愛珍、五妹和三個孩子從上海坐船先回到了故鄉台灣，一個星期後早先沒買到船票的丈夫夏承楹帶著二子燕生也來到了這塊陌生的地方。在此後的歲月裡，一直在台北為打造台灣的現代文學，與丈夫一起，辛勤付出，貢獻出自己。通過她在《聯合報》副刊的經營而帶出的在台灣文壇上脫穎而出嶄露頭角的光復後第一代台灣客家文學家有鍾肇政、鍾理和、施翠峰、鄭清文、林鍾隆等。
六、結語
日據時期台灣兩個客家家庭的子弟，同樣早早地直接擁抱了祖國，在台灣光復後同樣作為台灣客家人，成為歸鄉的遊子，但是時代的車輪帶來了他（她）們給台灣留下的不同的烙印。
作為與台灣光復同時走進這個時代場景的人物的最珍貴歷史記憶，並不是跟著父母輩走過那段艱苦歲月的追憶，也不是對走出國民黨加諸於台灣人民的思想枷鎖的心路歷程的回溯，而是嘗試從當中去找出經歷過異族五十年的統治之後，台灣與大陸之間仍然藕斷絲連的命運與血脈相連线索的意義。我生命的起點剛好是定格在這一岸谷之變的歷史節點上。
由此前推五十年，當年在面臨日本人登陸的巨變關頭，挺身而出為台灣獻身的是我家鄉的鄉先輩們。再往前推232年，客家的先民們跟隨鄭成功的大軍驅逐了佔領台灣的荷蘭人。台灣的命運始終是與包括客家人在內的所有台灣人和從唐山過來將生命留在台灣的先民們緊緊捆綁在一起的。這段歷史永遠不能被淡忘，也不能被割斷。紀念台灣光復八十週年，就是要將兩岸命運相連的歷史繼續譜寫下去，也要把兩岸客家人血脈相連的歷史一直譜寫下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5年10月號，總第334期，P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