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立足政治情勢再談台灣統一的現實迫切性 作者：魏磊傑（廈門），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無論是“民主統一論”抑或“瓜熟蒂落論”，雖內在考量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功能層面皆與“新現狀維持論”異曲同工；“新現狀維持論”得以生成的根本建基在西方觀察者以及受此觀察影響的東方觀察者對台灣所抱持的四大迷思之上；對這些因片面解讀所形成的迷思進行系統解構，有望釜底抽薪地證成“新現狀維持論”並不具有賴以支撐的現實基礎，而彰顯出立足於正在深度變化的政治情勢儘早“收台”的戰略迫切性。
一種貌似客觀的立場認為，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關鍵之一在於處理好中美關係。而中美之間的較量類似於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所說的“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①就像掰手腕一樣，是一場長期的較量，耐力強的一方才能勝出。所以，中國大陸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最好集中精力克服國內的問題，切勿急著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攤牌，讓台灣問題拖累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在東升西降的大趨勢下，時間站在我們這邊：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之時，台灣問題之解決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如果說這種“瓜熟蒂落論”更強調基於現實政治的“持久戰”，那麼當下還存在另一種側重於意識形態融合的“民主統一論”。此類論調雖呈現多種面向，但核心的觀點大體可被概括為：大陸需要保持足夠戰略定力，降溫中美關係，不誇大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讓美國帶節奏，延長中美和平戰略機遇期；統一是大國崛起的標誌之一，但大國崛起本質上應是讓制度更民主、讓人民更自由的所謂“文明的崛起”。“民主統一兼顧兩岸和平與民眾福祉，也關乎民族復興。唯有將統一與民主緊密結合，方能既保障台灣自由與尊嚴，又推動大陸政治與制度上的文明進步。”②不可否認，兩種立場皆存在個別可資參酌之處，但整體上要麼近乎立基於舊有的政治格局進行研判，要麼執拗地固守著一廂情願的冷戰思維予以推演，進而喪失了自身應有的對於台海問題的理論解釋力，實質上仍處於下文所要集中批判的所謂“新現狀維持論”的效果延長線上。撰寫此文，主要目的便是在對這些在功能意義上異曲同工的立場進行證偽，並立足於正在深度變化的政治情勢再談早日“收台”的現實迫切性。③
一、台灣問題未來走向的兩種預判
置身於中美戰略大博弈這一時代背景下，就台海問題之未來走向，無論美國戰略智庫還是台灣本土的政治精英，其實最近幾年也先後撰寫相關著作對此議題進行宏觀預判。何瑞恩（Ryan Hass）、葛來儀（Bonnie Glaser）、蔔睿哲（Richard Bush）三人合著的《美台關係：中國的挑戰將會導致危機嗎？》（U.S.-Taiwan Relations: Will China’s Challenge Lead to a Crisi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23）④與蘇起獨著的《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前書的三位作者，皆為美國著名智庫的領軍人物：何瑞恩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主任，葛來儀曾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洲研究高級顧問，現任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畫主任，而蔔睿哲更曾任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布魯金斯學會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可以說，他們都是兩岸政治的資深觀察家。在這本書中，三位作者研究了中國大陸“入侵”台灣的可能性。雖然許多評論者認為這樣的入侵不可避免，但作者們卻認為，這取決於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的政治發展。在此等預設的理論基調下，三位作者在書中按照衝突程度的輕重進行排序逐次列出了未來台海最有可能出現的七種模擬情境，其中經濟層面存在兩種可能情境，根據內容可將它們概括為：“經統論”與“經濟脫鉤論”；而政治與軍事層面則存在五種可能情境，可被分別提煉為：“政治協商和統論”“新現狀維持論”“有限軍事行動論”“台獨引發武統論”以及“主動武統論”。
《美中對抗下的台灣選擇》一書的作者是“九二共識”的提出者蘇起。蘇起先生曾擔任台灣當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1999-2000）、“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2008-2010），現任台北論壇基金會榮譽董事長。可以說，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相仿，他既是兩岸政治的資深觀察家更是曾經的直接踐行者。在此書中，蘇起認為海峽兩岸很可能在未來四五年內攤牌，台灣再拖也沒多少時間；他進而期待台灣領導人與台灣民眾都要務實認清“百年未有的巨變”，並對未來負起台灣自己應有的責任：“既然兩岸不可能再‘拖’，如果台灣不願看到武統的‘鬥’，就要有勇氣面對兩岸政治對話的‘和’”。⑤在此理論基調下，在此書的最後一章，蘇起對未來的兩岸關係做出了分析和預測，歸納出台灣未來可能發生的“鬥、拖、和”三個選擇下的九個劇本。其中不動武的四個是“現狀常態化”“兩岸政治對話”“中美談判”，及兩岸合意統一的“蘇格蘭化”；而動武的五個則是由某個意外引爆的“南海撞機化”、快速“武統”的“克里米亞化”、激戰未決的“烏克蘭化”、武獨成功的“美利堅化”以及觸動核武的“廣島化”。
兩相對比，不難看出，雖在極力“避戰”上達成了一致，但兩書的作者在各自為兩岸未來之走向所描繪的具體路線圖卻存在著實質差別：《美台關係：中國的挑戰將會導致危機嗎？》一書最為中意的選擇無疑是“新現狀維持論”，就是在三方都體諒各自核心關切之下彼此都退讓一步，並將此等妥協之後的“新現狀”長久甚至永遠維持下去。很明顯，謀求的是一種繼續“拖”下去的願景。誠然，三位作者也提出了“政治協商和統論”的選項，但此選項是把未來的統一設定為類似於美國和加拿大那樣彼此相互獨立的“聯邦”或“邦聯”體制，實質上近乎徹底肢解了“一國兩制”，這與蘇起在《中美對抗下的台灣選擇》一書中所設想的通過“兩岸政治對話”甚至“中美協商”而最終達致的“蘇格蘭化”劇本，可謂南轅北轍。不可否認，無論在當下台灣內部抑或美國本土甚至整個西方戰略觀察者中，雖然“新現狀維持論”都擁有很大市場，但揆諸現有中國大陸、美國以及台灣的“三角”與“三邊”業已發生的重大變化，⑥我們可以說，展望台海兩岸的未來走向，“和”的概率最大，“戰”的概率可能居中，而繼續“拖”下去的概率則是最小。
二、“新現狀維持論”難以維繼之原因
究其根本，“新現狀維持論”得以生成的根本乃建基在西方觀察者以及受此觀察而影響的東方觀察者對台灣所抱持的四大迷思之上；而對這些因盲人摸象片面解讀所形成的迷思進行系統性解構，則可有望釜底抽薪般地證成“新現狀維持論”並不具有賴以支撐的現實基礎。
迷思一：西方很多人認為“維持現狀”的是台灣，而“改變現狀”的是北京。然而，這或許是最易被證偽的一個迷思。蔡英文總統的八年任期，摒棄了維持兩岸和平的“創造性模糊”，基本實現了與中國大陸的相對脫鉤。除了經貿關係（包括一千億美元順差）仍然維持外，官方間（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互動幾乎全部停止。民間的交流，不論文化、傳播、學術、教育、旅行等，也減到了歷來最低。疫情期間，蔡政府針對台商、陸配、口罩以及疫苗等的決絕，無不彰顯其“逢中必反”的基本立場。賴清德上任後的所作作為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就職演說堪為1996年李登輝時代以來最為強硬的一次，而這種激進立場的典型投射就是，將蔡時代通過修訂“國安五法”或制定“反滲透法”而引發的“寒蟬效應”持續放大與泛化，接連祭出所謂的“反統戰”組合拳，極限施壓，阻遏甚至恐嚇積極或潛在的兩岸交流者。《反分裂國家法》頒行二十周年的前一天，賴清德更是宣佈將中國大陸列為“境外敵對勢力”，並提出針對大陸的17項因應策略，公開挑釁中華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針對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通話，台灣行政機關負責人卓榮泰強調，“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主權獨立國家”，“2300萬國人沒有回歸的選項”，創造了台灣當局行政負責人就拒統發表的強硬講話之記錄。除了恢復軍事審判外，“拒統”舉措還包括全面緊縮兩岸交流，落實台灣公務員赴大陸全面納入管制制度、建立宗教團體赴陸交流揭露制度、明確影藝人員涉“危害台灣尊嚴”相關言行查處範圍等等。此種刻意營造近乎戒嚴時代的“綠色恐怖”，使得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敵意達到新高,台灣日趨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一種觀點認為，民進黨為何不選擇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安於現狀，不主動挑釁，兩岸相互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樣不是可以繼續安於現狀，走“漸進台獨”路子，最大限度地減少被大陸“武統”的正當性嗎？事實上，這衹是膚淺理解台灣內部政治而得出的皮相之論。整體研判，民進黨當局之所以偏偏“反向而行”對中國大陸“極限施壓”有如下兩個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台灣的選舉制度，本質上是一種區分敵我的仇恨政治。台灣內部的城鄉、階級矛盾並不突出，為實現有效的社會動員，兩黨之間就衹剩下“統”“獨”的區分。換言之，越是能區分敵我，越是能有效區別於藍白陣營，就越能凸顯彼方才是“中共的同路人”，民進黨就越能通過製造內部對立來贏得台灣民眾的支持。身處台灣這個場域中，民進黨關注“國內”政治，動員效果肯定最好；“反中”衹是一種手段，一切政治操作都是為了選票的意識形態動員，以期維持長期執政。另一方面，事實上，現今民進黨內部抱持兩種思維：一種是認為中共不會打，承擔不了“打”的代價，台灣至少還有幾十年的好日子可過；另一種是認為越早打越好。美國的國力正在衰落，通過極限施壓逼中共儘早開戰，有望靠實力仍舊占優的美軍，一舉消除中共“威脅”這一後顧之憂，使其徹底喪失選擇戰爭的能力。畢竟，解放軍趕超美軍的“空窗期”可能衹有短短幾年時間，錯過了就可能永遠不會再有，所以，儘早逼迫開戰，才能有效斬斷“入侵”之手。
迷思二：在很多美國人眼中，台灣像是純真無邪的“白雪公主”，是亞洲的“民主燈塔”，正遭到專制獨裁的“邪惡女王”的單向霸淩。現今台灣島內的外宣口徑大體也承襲了此等非黑即白的二元對抗套路，動輒以“攜手抵抗威權侵擾，民主是台灣唯一的方向”之類的表述加以呈現。然而，此也是基於對台灣內部政治的膚淺觀察而得出的皮相之論。西方傳統理論對於民主的界定雖具有多個面向，但分權制衡應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義；僅從這一點研判，台灣所謂的“民主”早已變質而徒留一副有名無實的骨架。
曾幾何時，在民進黨二度執政後，憑依執政權與立法權俱為多數的優勢，將整個政府改造為民進黨的附從機構，將民進黨的意志貫徹到政府的所有決策中，體現在立法院所有的法案及預算決議中，並且幾乎將所有的政府人選提名與人事安排徹頭徹尾地黨派化與酬庸化，實質癱瘓甚至直接閹割了這些機制在憲政體制中的自主性功能，以實現該黨暢行己意之政治目標。與此同時，執政者“還利用媒體的財務困境逐步收編媒體，其中以電子媒體的綠化最為嚴重，任何對蔡或民進黨不利的事幾乎都輕描淡寫甚或完全消失”。⑦民主劣質化的直接後果便是造就不折不扣的“民選國王制”：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權力遠遠超過美、日、歐的領導人；民進黨大權獨攬，為所欲為。即便2024年選舉，從全面執政淪為雙少數的民進黨仍舊如故。先是發動“大罷免”意圖翻轉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未果後，又徑直選擇一條對抗制度路徑。一邊由行政院拒絕執行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另一邊由憲法法庭進行清場式的違憲宣告。行政與司法兩權聯手，對立法權形成事實上的雙重絞殺，引發所謂的台灣“憲政崩解”。⑧種種倒行逆施的反民主操作，不由不讓台灣的時評人發出如此感歎：“民進黨從全面執政的霸道，以至於雙少數執政時的逆反民主，都是從根腐蝕民主的根基，弱化民主體制的機能，已經玩殘台灣的民主，成為民主的罪人。”⑨
蔡英文總統時代已將“民選國王制”的威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接棒的賴清德之表現更顯得不遑多讓。雖在民進黨內部，賴清德的聲望難以與蔡英文總統相提並論，但賴的台獨旗幟比蔡英文總統鮮明，“明獨”而非“暗獨”時間比她更長更久，台獨言語及動作比蔡更直接明朗，而且此人在台灣政壇對理念的執拗程度無出其右。更關鍵的是，在民進黨派系重組的過程中，賴清德掌有龐大行政資源，這就使得包括長期跟“賴嫡系”“新系”競爭的“正國會”“英系”以及“湧言會”，會有更多成員往“新賴系”靠攏輸誠，而非選擇繼續對抗。“新賴系”獨大是必然趨勢，其他派系更無可能挑戰賴清德對兩岸關係所抱持的“互不隸屬”的基本理念。這就意味著，在外部施政缺乏有效制衡內部自身派系又一支獨大的“大好”情勢加持之下，作為“務實的台獨工作者”與“台獨金孫”的賴清德實難會滿足於美國人所預設的“新現狀維持論”的劇本。
迷思三：在一些美國人眼中，台灣人民會像烏克蘭人民一樣願意戰鬥至死；國際社會衹需多給台灣打氣、多提供武器彈藥、戰時向台運送物資，將台灣打造成一頭可堪“以小博大”的“豪豬”，台灣民眾就有足夠意志拼命抗擊“入侵”。此等迷思的現實投射便是最近十數年美國政學兩界一直鼓吹的“豪豬防衛論”“不對稱作戰論”甚至“地獄景象論”。朝鮮戰爭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起死回生”，主因莫過於美國要將台灣打造成一艘“不沉的航母”；而從奧巴馬直到拜登時代，美國主導性的對台政策大體就是要複製這一冷戰遠東戰略，把台灣變成“軍事刺猬”或“軍事豪豬”，成為渾身綁滿炸藥的第一島鏈“守門員”。就此，美國不願講明的潛臺詞其實是，美國保台已有困難，台灣不宜寄希望用美軍艦機或航母來抵擋解放軍的攻擊；相反，在美國不參戰的情況下，台灣可以自己用這種“不對稱拒止防禦”，扮演東亞版烏克蘭的角色，將大陸拖入一場漫長和代價高昂的戰爭，從而為倒逼對方被迫參與“政治解決”鋪平道路。
姑且不論島內不時搞出的為了彰顯“政治正確”而真偽難辨的所謂超高民調，同時對於台海兩岸軍事的實力到底如何因缺乏準確統計數字也使我們難以置喙，但其實衹要稍微用常識思考一下戰爭意志是否存在這一要害問題便不難明晰美國執持的上述戰略實難契合台灣之實際。當我們談論武力犯台時，最大的挑戰並非裝備代差或數量劣勢，而是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戰爭意志。裝備可以買，盟友可以拉，但戰爭意志這種最關鍵的軍事要素，卻是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輸入的。從鄭成功收復台灣，台灣本土已近四百年未經歷過重大戰火，加之由於工業進程早的原因，很早就步入了一個相對富足、安逸的階段，經過長時間的和平之後，對“小確幸”（小小的確定的幸福）的追求，早已成為許多台灣新世代的生活信條。這種信條，在平時自然是歲月靜好，可反映在戰爭來臨時，那就直接表現為對戰爭殘酷性的基本認知嚴重缺乏。當烏克蘭民眾可以忍受斷電斷網、食物短缺時，台北市民能否接受哪怕一周的戰時生活恐怕都成問題。一旦前線出現重大損失，城市出現民生危機，要求和談止戰的聲浪很可能迅速佔據上風。事實上，更深層的問題是台灣民眾對於戰爭缺乏心理準備。烏克蘭人明白他們在為國家生存而戰，這種意識支撐著他們承受巨大傷亡，但台灣民眾不像烏克蘭人，充其量衹是“假裝自己準備好了面對戰爭”；⑩台灣在國際社會有多少“發言權”，或是與大陸對抗的時候有多少實力，很多民眾甚至都一無所知。一旦戰事陡然爆發，由此引發的心理震撼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快速崩盤。同時，地緣條件的差異更加劇了這一震撼的強度。烏克蘭與四個北約成員國接壤，即便在最壞情況下，西方援助仍能源源不斷輸送；而台灣衹是一個海島，一旦解放軍實施海上封鎖，不要說軍事支援，就連人道主義援助都將面臨巨大困難。此等孤立無援的處境，必然會直接抑制台灣民眾可能僅有的一點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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