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再中國化：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重構” 作者：孔凡芳（漳州），閩南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學院講師；王強（漳州），閩南師範大學兩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摘要】確立民族文化身份，凝聚民族文化共同體，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維護自身主體性。海峽兩岸的當代文化生態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歷史脈絡和基本邏輯，在民族文化認同與國族想像之間建構了差異化的圖景。在兩岸政治對立的現實語境下，兩岸文化中的共同價值更容易在共同的歷史傳統、文化習慣、民族倫理等方面加以提煉和挖掘。在深度交融的文化場域中，兩岸之間彼此借重，在跨地性的文化生產與消費中實現趨向一致的文化表達，通過審美符號的自由流通與意義協商，建構起更加宏闊的中華文化空間，推動“再中國化”文化潮流的發展。
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指出，全球政治“沿著文化的界線重構”，體現出身份政治的顯著特徵：“幾乎在每一個地方，人們都在問‘我們是誰？’‘我們屬於哪兒？’以及‘誰跟我們不是一夥？’”〔1〕文化認同的因素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正在凸顯出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身份政治愈演愈烈，文明衝突的風險上升，文化認同的疆界愈加分明。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文化安全上升為民族國家的核心議題，民族文化身份建構的問題受到重視，掌控文化領導權成為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上，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統一大業，尤其需要增進兩岸同胞的文化認同，建構中華文化共同體。在兩岸分離分治的現實環境下，需要深入把握大陸與台灣傳承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和基本邏輯，厘清中華文化認同與國族想象之間的關聯，在此基础上探究在兩岸文化場域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有效路徑。
一、從“再中國化”到“去中國化”：當代台灣文化認同的歷史演進
1945年9月，台灣光復在即，國民政府籌畫在台灣推進“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教育部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上，黃炎培提交的《光復後之台灣教育案》明確提出“祖國化”的方針。國民黨退踞台灣後，“再中國化”的文化教育得到持續深入地推動，以期徹底消除日據時期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並確立和維繫自身“中華正統”的合法性。1960 年代中後期，國民黨當局還發起影響深遠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將“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引向深入。總體而言，國民黨當局在台灣推行的“再中國化”文化重構實踐，對於翻轉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中國化”的文化建設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效，一方面在於政治力量的直接干預，另一方面則因為台灣社會具有深厚的“中國性”文化底蘊。即便在日據時期，中華文化的根脈也一直並未中斷，在政治力量的介入下，“中國性”的文化傳統與審美慣習得以啟動和延續。並由此生成了佔據主導地位的“大中華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和美學位置，徹底重塑了台灣當代社會的文化面貌和身份政治秩序。
在台灣“本土派”等反對勢力看來，“再中國化”的文化政治與國民黨當局的黨國體制、威權統治深度捆綁在一起，連帶“中華文化”成為汙名化的對象。2013年，蔡英文總統在一次面向台灣公眾的文化論壇上闡述了這一問題的由來：“因為國民黨掌握了這一時期‘漢文化’的詮釋權，給予標籤叫作‘中華文化’。接著，在每一天的日子中，我們慢慢纍積出的印象，就是好像這個‘中華文化’就是跟國民黨放在一起的，所以當大家對國民黨的政權、威權性格產生反感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對‘中華文化’這四個字也有反感。”〔2〕作為推進台獨運動的策略，“本土派”極力稀釋和淡化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的影響，消解其主導性的優勢地位，將本土文化以及外來文化融為一爐，著力凸顯“台灣文化”的“混雜性”特質，通過二元對立的思維彰顯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本質差異，以此鍛造指向台獨的文化主體性。蔡英文總統的論述體現出宣揚台獨意識形態的傾向：“台灣文化本身有著一定程度的包容力，它可以讓很多的異文化在台灣發生一種融合。……我們不能否認是有反叛的成分在那裡，但也是有一種新跟舊的融合在那裡。而這也是目前所彰顯出來的、以後也將日漸鮮明的，台灣文化的主體性。”〔3〕歸根結底，台獨論述最在意的就是凸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以此與中華文化分庭抗禮，這是一種“文化台獨”的策略。
如果將視野提升至更大的地緣政治層面，那麼台灣從“再中國化”走向“去中國化”的文化政治實質上捲入了中美角力的因素。換言之，“小兩岸關係”受到“大兩岸關係”的影響，台灣統“獨”之爭背後折射的是中美意識形態的分歧和交鋒。台獨勢力堅持“親美反中”的極端路線，在意識形態上服膺西方價值觀，由此也導致其背離中華文化，產生親美的政治文化認同。以移居美國的台灣人為例，一些人為了強化與大陸移民文化認同的差異，刻意突出自身“台美人”的身份標籤：“在這三十年中，台灣、大陸、美國和國際社會在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等領域都發生了巨大變革，這些變化不僅對台灣和台灣居民本身的自我認同問題影響深遠，而且對台灣新移民的文化認同起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台灣—大陸—美國的三角關係深刻影響了在美華人社區的凝聚力，……更多的人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性以及區分台美人和華美人的必要性。”〔4〕這些所謂的“台裔”或“台美人”群體具有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他們積極加強與島內台獨勢力的勾結，千方百計突出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區隔，強化台灣與美國的政治和文化聯結，為塑造台獨的身份政治搖旗呐喊。事實上，自國民黨退踞台灣之後，就在台灣社會建構了根深蒂固的“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為美國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在台灣的風行奠定了基礎。呂正惠在為《重認中國：台灣人身份問題的出路》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國民黨的反共思想和美國的冷戰意識形態相結合，在台灣形成了非常堅強的以美國觀念為普世價值的一套思想體系。”〔5〕台灣西化的潮流，為台獨論述培植了反傳統、反中國的思想文化土壤。“本土派”崛起之後，出於推動台獨的需要，衹不過順勢把這一“文化遺產”繼承過來罷了。從場域理論的視角來看，台灣的文化認同不僅僅牽涉島內統“獨”政治力量的鬥爭，還捲入了大陸與美國的因素，因而文化生產場域的外部範圍更大，政治主體更加多元，運作機制更加複雜。歸結起來，“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文化政治指向截然不同的國族文化想象，呈現向心與離心的拉扯與對抗。
台灣“再中國化”與“去中國化”的文化實踐都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在各種力量的博弈之下，文化場域的自律性被削弱，成為意識形態與文化政治競逐的場域：“如果說，國民黨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是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那麼先前民進黨式的‘台灣本土文化之愛’，恐怕也不能說沒有掉入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危機。”〔6〕從文化領導權的視角來看，二者都是政治力量介入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競爭與實踐，被納入國族建構和身份政治工程中。伴隨從“再中國化”到“去中國化”文化認同的歷史演進，台灣身份政治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轉折。正因為文化身份始終處於歷史建構的進程當中，所以台獨勢力持續不斷地推進“文化台獨”，掌控文化領導權，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鞏固基於台獨意識形態的國族想象與認同。
雖然台獨勢力將“中華文化”作為解構和汙名化的對象，並凸顯“台灣文化”的混雜性和異質性，但是作為漢人移民社會的台灣終究難以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基於這一現實，台獨勢力衹能用“漢文化”或“移入的漢文化”的概念對“中華文化”進行技術性替換，使之作為多元的“台灣文化”的組成部分。此外，民進黨當局還通過操弄諸如將“閩南語”改稱為“台灣台語”等小動作，試圖進一步切斷兩岸語言文化的聯結，製造“兩岸兩國”的錯覺，誤導台灣民眾。不過，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終究改變不了兩岸同文同種的事實。對於台獨勢力來說，推進“文化台獨”更大的障礙或許在於，大陸正在不遺餘力地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並持續深化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在台灣文化生產場域的外部，大陸的文化影響力不斷提升，推動了兩岸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建構，對“文化台獨”施加了無法迴避的結構性約束力。
二、從“一體化”到“去政治化”：大陸文化生態的歷史嬗變與邏輯重構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中，確立了當代中國“人民政治的文化邏輯”，並建構了民族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秩序的全新想象。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毛澤東如此闡釋這種“新文化”的性質：“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7〕這種“新文化”依靠和服務的對象是具有革命和政治意涵的“人民大眾”。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啟“人民文學”的文化政治，當代文藝實踐的首要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群眾”就是被召喚的文化社群，指向具有“政治共同體”意味的“人民大眾”，即“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文化與文藝領域中的民族化問題(包括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等相關問題)基本上被納入階級論的框架。……衹有特定的階級與特定的社會階層才有資格代表‘民族’/‘國民’。在這裡，民族文化認同建構背後的政治—文化權力機制已經顯露。”〔8〕“人民文學”將人民作為服務對象的規劃，反映出塑造新的國家政治主體的意圖，這一共同體不僅僅共享文學審美經驗，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民族國家想象下進行集結和動員。
作為新人的“人民”，不同于現代文學體制下的“國民”，這是一種超越個人主義的身份政治秩序的建構，從城市精英階層擴展到農民大眾，旨在達成更加廣泛的革命動員和政治共同體建構。“人民文學”顯示出一種鮮明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在多重維度塑造了新的文學主體：一方面是文學世界中的表現對象實現了從“小我”融入“大我”的轉變；另一方面則極大地拓展了文化群體，從城市精英小圈子中掙脫出來，重構了文化認同的格局。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人民文學”屬於一種全新 “政治規劃”，關於國家政治主體的想象發生了根本變革，與之相應的國家敘事生成於“革命中國”的歷史譜系，形成了具有鮮明人民性的經典文本和美學傳統，在團結人民和教育人民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此凝聚的文化社群就是“人民共同體”。
作為團結和教育的對象，人民群眾在文藝實踐中成為被召喚的群體。面對如此龐大的群體，文藝工作中的普及與提高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運用民族形式就成為推進文藝大眾化的一種有效策略。概括而言，就是要彰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9〕，使之更具包容性，進而建構一個最廣泛的、具備政治與文化主體性的共同體。革命政治與社會主義內容需要通過民族形式加以轉譯和表達，因此可以作為民族國家建構的有效資源被徵用，在斷裂與綿延中不斷創製出新的民族形式，為新政治主體的創構和塑造發揮重要作用。民族文化傳統被發明出來，重新接續了古典中國的歷史脈絡，刷新了民族主體性建構的時代語境。1958年，侯金鏡以“依而”為筆名發表文章指出：“我們從五四以來雖然產生了許多好小說，但是在茶肆、曲藝廳、農村、廠礦中，講述中國古典小說的評書仍然始終不衰，甚至佔有相當優勢。” 〔10〕廣大人民群眾根據自身興趣做出的自主選擇，表明了民族文化慣習所產生的持久的濡化效應。在人民國家的現實語境中，作為文化消費者的人民群眾，並不是整齊劃一的政治主體。從屬於不同闡釋框架的“群眾”概念，承載不同主體身份的想象與期待。人民群眾在以文化消費者的面目出場時，具有某種“曖昧”特質。
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出版發行制度的保障之下，“人民文學”確立了自身的文化領導權，當代文學的出版格局被徹底重塑：“屬於‘人民文學’領域的大量作品的出版與流通，創造了清新、純淨的美學風格，保證了‘人民文學’再生產，並參與到新政權的合法性論證與國家重建動員。同時，在閱讀市場上，‘人民文學’也逐步佔據最大份額。”〔11〕獲得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人民文學”，在與自由主義、鴛鴦蝴蝶派等異質性文學敘事展開交鋒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借鑒行之有效的民族化與大眾化的敘事策略。以革命通俗小說的創作為例，當代作家採用古典通俗小說的敘事模式，以適應普羅大眾的審美慣習，將革命政治內容更有效地傳達出去。這充分顯示了文化傳統與審美慣習的韌性。在政治權力介入文化場域運作的過程中，大眾文化的生產依然保有一定的自主性，或隱或顯地延續民族文化的傳統，使得官方話語與民間敘事密切地交織在一起，以此更好地契合人民大眾的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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