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論吳石對台灣光復與國家治理的貢獻 作者：羅炎成（漳州），閩南師範大學副教授、兩岸一家親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摘要】隨著吳石為祖國完全統一壯烈犧牲的事蹟被陸續披露，吳石卓越的軍事才能、對抗日戰爭與台灣光復的貢獻被世人廣泛知曉。除了媒體、學界目前高度關注的吳石諜報生涯與經歷外，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梳理吳石對台灣的關切、對台灣光復及光復後國家有效治理所作的貢獻，進而更全面地呈現吳石波瀾壯闊的一生、高尚的品格以及卓越的貢獻。吳石每一次重大選擇背後，是對閩台家鄉的深情眷戀，對國家前途命運、安危繫於一身的擔當與奉獻。
一、問題的緣起
（一）傳記與史料彙編具奠基性價值，但仍需進一步深化
近期，以真實人物吳石等烈士事蹟為背景的《沉默的榮耀》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出，吳石等一批為祖國完全統一壯烈犧牲於台灣的英烈事蹟被億萬民眾所知悉，在海峽兩岸觸發了持續的追捧熱潮。學界對吳石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但學界對吳石豐富人生經歷、社會關係、軍事思想、文藝才華、抗日貢獻等方面的研究,處於亟須系統深入研究的階段。
從吳石與台灣光復這一視角看，比較全面介紹吳石與台灣關係的著作，主要為回憶錄、傳記及吳石遺墨三大類。諸如鄭立先生編寫的《冷月無聲：吳石傳》，其中有一節為《把台灣帶回家》〔1〕。鄭立先生陸續發表《吳石若干史實考》〔2〕《碧血丹心——記犧牲在台灣的傳奇英雄吳石》〔3〕等文章，對吳石與台灣關係有不同角度的展開。不過鄭立對吳石收集包括台灣地區和日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對吳石在台灣光復及光復後善後“二二八”事件等方面的介紹比較簡單。
許峰先生著《龍潭奮飛：吳仲禧傳》，其中一節為《吳石共事》〔4〕，基本是吳仲禧先生對吳石的回憶內容，諸如《回憶吳石烈士》等著作〔5〕，還有廣東省政協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深潛龍潭老將軍——吳仲禧紀念文集》〔6〕。《吳石將軍英魂略》是由政協福州郊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及螺州鎮人民政府編著〔7〕，該書收錄了吳石在獄中的遺書、手跡、著述部分文章及劉通、吳仲禧、柯玉錡、林玉岡、林國欽、王國強等好友、同事、下屬的回憶文章，這些論著從不同角度展現吳石的精神與思想品格。
（二）原始文獻與專題研究存在結構性缺失
目前，在國內抗日戰爭史料庫、知網等論文數據庫裡，直接有關吳石與台灣的論文比較少。高錦利主編的《吳石遺墨》〔8〕，收集了吳石大部分的著述、自傳以及友人、後人的回憶錄，但遺漏了1944年刊發在《東南海》創刊號上關於“閩台協會”且吳石為發起人的重要史料，以及一些吳石在抗戰期間發表的文章、創辦刊物的序言等。有關吳石將軍於1947年3月跟隨白崇禧赴台善後“二二八”事件的相關史料、照片，對研究吳石將軍在台灣光復後所作的特殊貢獻有很大的助益。《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白先勇、廖彥博著）重點是研究白崇禧，其中一些照片明顯有吳石將軍的身影，但作者並沒有特別注釋，對吳石的作用也沒有做系統研究〔9〕。
（三）核心問題的浮現
上述成果雖構建了吳石生平的基本框架，但存在三重盲區：一是史料挖掘不足。涉及台灣光復決策的情報分析（如軍事譯著《兵學辭典粹編》《戰術講話》）、治理實踐（如主編《國防研究》創刊詞及政論文章）未被系統整合。二是事件關聯斷裂。吳石在“二二八”事件善後中的具體角色、與蔣介石當局的互動博弈缺乏實證。三是戰略價值遮蔽。其閩台地緣視野（見《津浦線戰績》《警察學綱要》等著述）如何轉化為國家治理方略，尚未形成有效闡釋路徑。
（四）本文的創新點
除筆者根據已出版的上述吳石史料外，還從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史料庫、香港公共圖書館數字報刊資料等館藏圖書資料，重新搜索吳石資料，梳理吳石對台灣問題的關切以及對台灣光復與光復後善後“二二八”事件的特殊貢獻。筆者認為，研究吳石，必須儘量閱讀他的原文原著，如1930-40年代吳石著述或翻譯的《兵學辭典粹編》《戰術講話》《警察學綱要》《聯合國組織及其動態》《津浦線戰績》,一直是業界推薦閱讀的教材。他在《史政季刊》《國防研究》等創刊號（吳石為主編）發表創刊詞、戰時軍事經濟等研究分析文章，以及從《同仇彙刊》《天文臺》《時論叢刊》等擲地有聲的抗戰文章，可以看到他嚴謹細緻，善於透過現象找到事物本質，善於捕捉未來動向，及時向最高決策層提供對策建議的智慧。他在陸軍大學任職時編寫了教材，擔任史政局局長時長期負責整理抗日戰爭文獻、總結戰爭經驗得失的工作，至今依然對應對戰爭、防範戰爭具有重要價值。
為了更好梳理吳石對台灣光復的貢獻，本文重點解構三大問題：一是吳石抗戰期間收集包括台灣地區和日本在內的軍事、經濟等動向；二是1944年5月籌建閩台協會，為收復台灣後的治理作準備；三是1947年3月協助白崇禧善後“二二八”事件。由此還原一位融貫鄉土情懷、民族大義於國家統一實踐的情深意重、憂國憂民、立志報國的愛國將士、民族英烈的吳石形象，完善台灣光復史研究體系。
二、吳石從關切到行動：為台灣光復及治理作人才與知識儲備
吳石與台灣光復之關聯，是目前學界很少關注的領域。廈門大學李祖基在文章中有較為簡單的介紹，提到吳石在廣西創建“閩台協會”〔10〕。其實關於吳石對台灣光復的貢獻，除了“閩台協會”外，還做了其他有益的工作，旨在為抗戰勝利後的台灣治理做人力與知識上的準備。吳石主要貢獻如下：
（一）關注被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軍事和經濟情況
吳石對台灣的關切是從研究日本軍情開始。被日本殖民的台灣自然納入他研究的對象。在吳石譯述的《警察學綱要》（日本松井茂著）第七章中關於日本警士沿革與警察官人數介紹，其中涉及台灣：“日本全國警士人數，內地總數約5.8萬人（1932年12月調查）。朝鮮約1.8萬人，台灣9000人，關東州5000人，庫頁、南洋委任統治地合計，約9萬人以上”〔11〕。在第十九章講到國民警察教育時，吳石提到台灣之保甲制度〔12〕。
1942年12月15日，吳石在《國防研究》創刊號（吳石擔任主編）上發表的《今此大戰各國戰時經濟概述》中提到日本在中國發行日本國債、進行戰爭掠奪的情況：“就倭寇而言，倭原為經濟上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國家，其對外冒險發動侵略戰爭，無非欲求經濟問題之解決，結果反因戰爭之消耗，而損害其固有之經濟現狀，致危機愈陷愈深。……戰前倭公債不過90萬萬日元，去年冬因太平洋戰爭臨時議會通過66萬日元，今年度公債亦達140萬萬日元之巨。據統計，倭公債已逾400萬萬日元，其通貨發行額至1940年夏，大藏省公佈發行紙幣39.62萬萬日元，連朝鮮、台灣地區、偽聯銀、偽蒙疆及軍票，達80萬萬元之多……”〔13〕吳石敏銳地觀察到日本金融政策的變化及對包括台灣在內的金融掠奪與經濟破壞。
1943年，吳石進一步關注到日本行政改革、擴大設立“大東亞省”所展現的強烈領土與統治的野心與企圖心。“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倭少壯軍人，不特以擾亂國際秩序為能事，且以糾擾國內行政為職志。考其過程，可視為統一侵略意志，而加強侵略機構。前者為對內的，後者為對外的。”“今年1月下旬，七十九屆議會關於東亞侵略之中心議題，亦有調整統一東亞地區現有機關之討論……最後作為《大東亞省設置要綱》，遂決定‘大東亞省’之設置。”“單純外交事務仍歸外務省管轄。”“由是可知：大東亞省非外務省的機關而為拓務省的機關，且變拓務省所管轄朝鮮、中國台灣、庫頁島之範圍，而統轄大東亞地區，即變更原來屬地之朝鮮、台灣、庫頁島為其國內領土，而以大東亞地區各國為其殖民地也……”“大東亞省成立後……開始運用其機構，實施其對殖民地化大東亞各地，與奴化東亞各國民，企圖儘量掠奪物資之侵略政策。我同盟友邦尤以吾人對此不能不予以深切注意，而亟圖摧毀倭寇之陰謀於初萌，是亦爭取最後勝利應著眼之要點也。”〔14〕
（二）參與被捕的“台灣人日本兵”政治爭取工作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戰場擴張到東南亞、太平洋地區，日軍傷亡日重，故向佔領、殖民地區徵兵，致使一部分台灣人也加入日軍的行列，有的被派往中國大陸擔任“監督勞工”（“軍夫或軍屬”），有的被派往菲律賓、印尼等國家，這些如今通稱為“台籍日本兵”，即替日本侵略軍服務、賣命，參與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犯下不可脫逃的戰爭罪行，汪毅夫先生指出，這些“台籍日本兵”“開門揖盜、附敵幫兇和認賊作父”。〔15〕而這人數高達20多萬人〔16〕。
如何對待在大陸被捕的“台籍日本兵”，吳石的立場是對其進行感化、教育，使之認清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並且爭取他們成為抗日反戰隊伍裡的“新台灣兵”。史料顯示，1940年春，三名被俘後經教育轉化的日本反戰士兵——鬆山逸夫（原名陳松泉，台灣少數民族）、大山邦男、鮚川誠二，在廣西崑崙關前線執行反戰宣傳任務時，遭日軍機槍掃射身亡。這一事件成為抗戰期間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見證。同年4月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桂林樂群社禮堂為三烈士舉行追悼會。時任桂林行營參謀處長吳石將軍，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桂林行營總顧問”身份擔任主祭人，並親撰祭文。祭文以駢文體裁寫成，全文如下：“大和浩劫，產此鴟鴞。興戎誤國，荼毒生靈。侵略華夏，師出無名。壓抑人民，黷動大兵。民生凋敝，農作不興。災黎遍野，哀哀其鳴。懿歟烈士，先覺先明。嵩目時弊，急謀自新。誓除軍閥，拯溺國魂。一致反戰，聯結同盟。崑崙廣播，警惕愚頑。正義浩蕩，河嶽星辰。天胡不吊，斫喪鴻勳。聞者哀悼，風悲日昏。英靈不滅，長存永生。尚饗。”〔17〕祭文通過“鴟鴞”“黷動大兵”等典故，揭露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人民的戕害；以“先覺先明”“正義浩蕩”等語，讚頌反戰同盟成員作為“覺醒者”的歷史意義。吳石將軍藉此活動，既彰顯中國戰場對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貢獻，亦通過“聯結同盟”的表述，強調反戰運動的跨國協作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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