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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黑蘭民居上冒起濃濃黑煙（圖源：美聯社） |
中評社首爾4月16日電（記者 崔銀珍編譯）前韓國國立外交院院長趙炳濟在4月15日發表於《東亞日報》的專欄中指出，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並非單純的軍事衝突，而是一場同時揭示美國與中國在國際秩序中施展力量方式、以及韓國結構性脆弱處境的事件。他表示，美國雖仍擁有軍事優勢，卻已難再作為一貫的秩序管理者發揮作用；相較之下，中國則正通過能源、金融與外交網絡，逐步接近能夠對美國主導體系形成制約的位置。在此背景下，韓國也應超越戰略模糊，圍繞國家利益建立更具主動性的應對邏輯。以下為專欄全文編譯：
美國與伊朗的戰爭，與其說其意義在於勝負，不如說更值得關注的是，它揭示了當下國際秩序的運轉方式。美國依然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但已不再像一個始終如一的管理者那樣行事。與其說是在管理秩序，不如說更像是在應對危機。
這場戰爭也使中國的崛起進一步浮出水面。中國雖未直接進行軍事介入，卻通過能源、金融和外交網絡施加了影響力。伊朗原油被以迂回方式吸納，部分交易中的人民幣結算也有所擴大。中國也顯示出其可通過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對制裁機制運作形成制約的能力，其外交網絡則在停火斡旋中發揮了渠道作用。經過數十年發展經濟、構建網絡，中國如今已越來越接近這樣一種位置：在必要時，對美國主導體系的運轉形成制約。
今後，美國將與中國展開更廣、更深的戰略競爭。預計其將把更多資源投入國內產業基礎擴充、海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全球循環體系的掌控之中。美國對盟友的要求也將進一步上升。對韓國而言，美國可能期待其在韓半島安全事務、技術管制、供應鏈構建、制裁執行以及擴大域外危機應對等方面承擔更大角色。與此同時，中國也將對韓國作出牽制，防止其過深捲入美國的整體構想。
韓國在這場戰爭中成為受害最深的國家之一。韓國雖是深度嵌入這一體系中的一個“節點”（node），卻並不具備對其加以控制的能力。對中東能源的依賴、高耗能產業結構，以及金融與貿易的高度開放，共同塑造了這一結構性處境。安全上的依賴，則進一步壓縮了韓國的選擇空間。問題恰恰在於此。韓國雖身處體系之內，卻更多是在被動應對其變化，而非主動加以掌控。因此，與其說是作出選擇，不如說是被迫接受選擇。那麼，今後又應如何應對？既然美國本身也顯露出戰略一致性不足的一面，韓國就更需要圍繞本國國家利益，建立起自身的邏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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