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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保證實施法案》不僅是美台關係深化的象徵,也是一塊沉入區域戰略水面的“制度性重物”。 |
中評社香港12月9日電(作者 一嫻)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正式簽署《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引發區域形勢出現新的震蕩。這個法案之所以受到高度關注,並非因為它在法律層面有多激進,而是它所投射出的“長期結構性信號”正在改變台海安全敘事。這項法案使得美國對台政策從過去的“行政指引”邁向“制度化監督機制”。這不僅改變了美台關係的穩定度,也重新塑造了東亞安全敘事的框架。
與以往的《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台北法案》相比,《台灣關係法》定義了美台非正式關係的結構原則,是美國涉台政策的基石;“六項保證”雖然長期未成法,卻在美國內部成為政治共識;《台北法案》更多偏向對國際空間的支持。而《台灣保證實施法案》是對2020年《台灣保證法》的修正,它的特殊意義在於:它並不是強化美國對台安全承諾本身,而是改變美國政府內部的對台政策執行機制:要求國務院定期檢討美台交往指引,並將行政部門的涉台政策納入國會監督範圍。其效果不在“承諾是否更強”,而在於“未來政府是否仍能自由收縮”。從制度邏輯上說,這項法案為美台關係建立了一種跨政府的連續性,使任何新政府都無法輕易倒退。這是過去法律所不具備的重要升級。
換言之,美國不但沒有減少涉台空間,反而通過制度化手段“鎖定”了未來政府不得輕易收縮的下限。這使得美台關係的可預期性被顯著提高,也使台灣問題在美國政治體系中獲得了“跨政府延續性”的新形態。從歷史尺度來看,這是美台關係從“行政靈活”走向“法律框架”的重要一步,影響的時間跨度可能是10年至20年甚至更久。
然而,理解這一法案的意義,並不能僅關注美台雙邊互動,而必須放在更大的區域背景之中:台灣內部的政治敘事出現鬆動、日本右翼的戰略表達加速清晰化、中國大陸的外交反制逐漸提升層級,而美國對台策略又在制度深化與戰略動機並存的新階段。正是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台海的敘事出現了重新排列的現象。
在台灣內部,國民黨籍鄭麗文“和平論述”的出現,令外界重新感受到島內政治方向的非單一路徑。大陸方面普遍認為此類論述有助於降低誤判風險、維持兩岸互動空間,因此呈現出謹慎正面的評價。然而在日本安全界看來,此類論述的意義並不在於其“和平”本身,而在於它為台灣未來政策路徑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日本對台判斷長期依賴路線的可預測性,任何偏離既有軌跡的可能性都會被視為風險,而非價值判斷。換言之,日本擔憂的並非“和平”,而是“未來將走向何方”。
因此,日本對於“台灣有事”的表述,並非今年才突然冒出來,而是一個經歷了十年累積的結構過程。2015年安保法制的全面調整,使日本能夠在“生存危機事態”下出動自衛隊;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則首次將台灣問題明確納入“影響日本安全的關鍵因素”;自民黨安保派更在近年持續推動南西諸島的部署。過去日本仍保留相當的策略模糊,但今年以來,首相高市早苗和防衛省高層的表述明顯變得更公開、更直接。這些言論並非偶然個案,而是日本面對“台灣內部不確定性”與“美國長期戰略搖擺”時,對自身安全角色所做的提前鎖定。表面上看,這些言論似乎具有個人色彩;但若將其放入美國制度化對台關係的背景下(美國眾議院今年5月就已無異議通過該法案),就會發現日本這類表態有其必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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