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如何看待印度的二戰史觀 作者：劉宗義（上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本文以跨學科視角剖析印度二戰史觀的建構邏輯、歷史根源及其對當代國家戰略的影響。中國強調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而印度等南亞國家主要聚焦反殖民維度。本研究揭示了印度二戰敘事本質上是後殖民國家身份建構與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的工具。反殖民優先論、實用主義合作論、印度中心論是當前印度教民族主義史觀的三大支柱，印度的秩序觀、價值觀和安全觀是其二戰史觀在當前的映射。針對印度等周邊國家的二戰史觀，中國應以反法西斯和反殖民的雙重正義超越美西方二元對立，通過柔性歷史外交構建亞洲敘事共同體，捍衛《聯合國憲章》以反對歷史修正主義。本文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在於深化後殖民國家歷史記憶政治化研究，揭示歷史敘事權爭奪的本質是國際秩序話語權博弈，並為中國破解周邊“歷史認知冷戰”、引領亞洲集體記憶提供策略路徑。
引言：歷史敘事的政治維度
2025年8月30日，印度總理莫迪抵達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天津峰會，這是莫迪7年來首次訪華。但與大多數來華參加上合峰會的外國領導人不同，莫迪參加完峰會之後即直接返回印度，而沒有參加9月3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和閱兵儀式。並且，莫迪不僅不參加中國“9.3”閱兵，而且在訪華之前先訪問了日本。許多人對此深感困惑，認為是由於莫迪顧及美印關係而故意不去北京參加閱兵儀式，但其實莫迪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可能去北京，其深層癥結在於印度的二戰史觀與中國不同。這一問題在中國周邊國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印度二戰史觀本質上是其國家身份建構的核心環節，既牽涉地緣政治博弈，更根植於複雜的國內政治生態和社會認同，無論哪一方面都不允許莫迪和印度政府站在中國一邊。
要理解印度等南亞國家的二戰史觀，需把握三重理論框架。首先是權力敘事理論：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歷史書寫權關乎國際話語主導權爭奪，失敗者從不認為自己是非正義的一方。比如日本，一直在千方百計開脫其侵略亞洲國家的罪責和挑起太平洋戰爭的罪責，與中國、朝鮮、韓國等爭奪話語權。其次，建構主義視角：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歷史記憶往往會被政治力量重塑以服務現實需求。一些國家和政府會從有利於自己的角度來記錄歷史、解讀歷史，甚至像印度、韓國等一些國家那樣編造歷史。最後是著名的克羅齊史學命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書寫與闡釋始終服務於當下政治議程，旨在構建有利於自身未來發展的道義基礎、輿論環境及秩序願景，二戰敘事直接服務於各國秩序觀、安全觀、價值觀的當代建構。
一、中國二戰敘事的雙重維度：反法西斯與反殖民的辯證統一
要理解印度等南亞國家的二戰史觀，需要首先釐清中國對二戰的核心定義。這不僅是中印關於二戰認知分歧的起點，也是構成國際秩序合法性的基石。
中國學術界的共識是，二戰是德日意法西斯軸心國與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全球性戰爭。中國是亞洲主戰場，蘇聯是歐洲主戰場。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蘇聯衛國戰爭都是二戰主要組成部分。二戰勝利後，全球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了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美蘇冷戰、日本經濟騰飛、中國崛起、美國相對衰落等國際格局演變，導致許多關於二戰的錯誤史觀沉渣泛起。近年來，隨著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關於二戰的錯誤史觀愈演愈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精準總結了四種典型謬論：“忽視中國貢獻論”“西方中心論”“二戰六年論（忽略1931-1939年中國的浴血奮戰）”“日本受害論”。這些錯誤敘事並非單純的學術分歧，而是被精心構造的政治工具，其核心目的在於削弱中俄的國際話語權，解構現行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根基。①
因此，二戰史觀之爭，本質上是國際秩序主導權之爭、價值觀正當性之爭、安全威脅認知之爭。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主席在2025年5月7日應邀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時，於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發表的綱領性講話。他明確提出中俄兩國“將攜手捍衛二戰勝利成果”，“深切緬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英勇獻身的先烈，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共同發出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時代強音”。這一表態具有強烈的現實政治意涵，是對錯誤史觀的有力反擊，也是對現行國際法理秩序的堅定維護。
當前，中國主流敘事強調二戰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核心性質。但不可否認的是，二戰同時也具有反殖民鬥爭、爭取民族解放的性質。二戰的爆發，在根源上是由於一戰後帝國主義之間殖民體系矛盾再度激化。在亞洲，日本企圖以“大東亞共榮圈”替代西方殖民。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既是赤裸裸的主權侵犯，也是企圖建立新形式殖民統治。因此在戰爭性質上，抗日戰爭既是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之戰，同時也是民族解放之戰。中國人民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廢除了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實現了民族解放。
二戰期間，包括南亞在內的許多殖民地人民也參與了反法西斯戰爭，他們希望藉此最終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同時，西方殖民帝國在戰爭中的嚴重削弱，客觀上為全球非殖民化浪潮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中俄與印度之間關於二戰敘事差異的根源在於各自不同的歷史經歷和現實國家構建需求。出於應對當前安全威脅的需要，中國和俄羅斯更加強調二戰的反法西斯性質，而對反殖民主義的普遍性強調相對較少，而印度等南亞國家出於國家身份建構的需要，更加側重二戰的反殖民性質。
二、印度等南亞國家二戰史觀：反殖民敘事與印巴分治
二戰時的英屬印度涵蓋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三國，三國對二戰的記憶與解讀存在顯著差異。
（一）印度社會的傳統認知
印度知識界的主流敘事強調英國殖民政府未經印度人民同意，強行在1939年將印度拖入戰爭。這被視為殖民壓迫的又一鐵證，極大激化了反英情緒。整體上，當時印度政治精英傾向於某種中立姿態，儘管人們普遍期望納粹德國戰敗。在這種曖昧立場下，各派勢力分歧明顯：
首先，當時爭取印度獨立的國大黨內部三派鼎立：
1.甘地派：堅持“非暴力不合作”，反對參戰。
2.尼赫魯派：主張有條件與同盟國合作，條件是英國承諾印度完全獨立。1942年甘地發起“退出印度”運動，要求英國“立即退出印度”，遭英國殘酷鎮壓，使得反殖民仇恨進一步加深。
3.蘇巴斯·錢德拉·鮑斯派（激進派）：主張與德日軸心國合作反英。1943年，在日本支持下於新加坡成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並組建約4.5萬人的“印度國民軍”（INA），在印緬前線與日軍並肩對英作戰。1945年日本投降後，鮑斯在試圖飛往蘇聯過程中於台北鬆山機場遭遇墜機空難，不久死於台北陸軍病院。其骨灰安葬於東京蓮光寺，尼赫魯、英迪拉·甘地、莫迪等印度政要均曾前往祭奠。印度社會對鮑斯與INA的評價兩極分化：部分人肯定其反殖民勇氣，批評者則譴責其與法西斯結盟的道德污點。
其次，真納領導的全印穆斯林聯盟在戰爭期間與英國進行了充分合作，這無疑增強了其在戰後要求建立獨立巴基斯坦的政治資本。
最後，部分土邦王公主張優先對日德作戰，戰後解決獨立問題。1942年2月12日，蔣介石接見的諾華勃·鮑普爾（Nowab Bhopoll）土邦王公認為印度國民必須先要對日、德侵略者作戰，暫時不必與英國人去爭政權，等到戰爭結束之後，再來討論交還政權的問題。②
印度為盟軍貢獻了約250萬士兵和大量物資，但戰後英國背棄了給予印度自治乃至獨立的模糊承諾，印度也未能像中國那樣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大國地位”。這種“貢獻被無視”的集體創傷感深刻烙印在印度歷史記憶中。同時，印度主流觀點認為，戰爭中穆斯林聯盟與英國合作強化了穆斯林的政治力量，成為最終導致印巴分治的關鍵催化劑之一。
這種複雜矛盾心態的極端體現，是印度法官拉德哈比諾德·帕爾（Radhabinod Pal）在東京審判中的表現。作為11名法官中唯一主張日本戰犯全部無罪者，帕爾認為日本的行為“祇是模仿”了西方列強的殖民行徑，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他眼中均為一丘之貉。他的觀點雖不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卻將軸心國的侵略與同盟國的殖民主義視為同一硬幣的兩面，深刻揭示了印度對二戰所抱持的模棱兩可，甚至批判同盟國的情感。帕爾的塑像被日本供奉在靖國神社遊就館前，其象徵意義不言而喻。
（二）巴基斯坦社會的認知
巴基斯坦的知識界強調二戰對其獨立建國的決定性作用。他們認為，英國為換取印度穆斯林在戰爭中的支持，默許甚至扶持真納領導的穆斯林聯盟壯大。穆斯林士兵在英印軍隊中比例較高，其貢獻增強了穆斯林社群的政治話語權，為獨立的巴基斯坦的誕生奠定了基石。
（三）孟加拉國社會的認知
孟加拉知識界將1943年導致約400萬人死亡的孟加拉大饑荒，視為英國殖民當局戰時政策的直接惡果：為保障前線軍糧強制徵收大米；優先運輸軍用物資導致救災延誤；英國政府未能有效賑濟。這一慘劇成為孟加拉國反殖民主義敘事的核心歷史依據，但更深層的影響是饑荒所激發的強烈孟加拉民族意識，為其日後脫離巴基斯坦埋下伏筆。此外，吉大港等地作為盟軍後勤基地遭日軍轟炸也是孟加拉國對於二戰的歷史記憶之一。
三、印度官方對二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立場演變：從“戰略性迴避”到“民族主義重構”
印度在爭取獨立期間及獨立後形成的複雜二戰史觀，直接影響其官方對二戰及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立場與政策。這種立場並非一成不變，但總體上呈現出一種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迴避的特徵。直至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其二戰史觀被系統性重構為服務其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經濟社會議程及大國戰略的工具。
（一）印度國大黨長期奉行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迴避策略
在追求獨立期間的印度領導人的認知中，日本的地位常高於德國，部分源於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被部分印度精英視為“亞洲榜樣”。在抗日戰爭問題上，當時的印度知識界和政界主流——尤其是國大黨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是真實存在的，著名詩人泰戈爾強烈譴責日本侵華，親自交給陳嘉庚一封寫給蔣介石的信，保證印度將支持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當時蘇巴斯·錢德拉·鮑斯也寫了一封信，請陳嘉庚轉達國大黨在戰爭期間對中國的支持。③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軍民的抵抗，對爭取獨立的印度產生巨大鼓舞。宋慶齡、朱德致信尼赫魯尋求支持，國大黨隨即組建和派遣以柯棣華為代表的援華醫療隊來華。1939年尼赫魯訪華，旨在考察中國抗戰經驗以為印度獨立運動尋找借鑒，並表達印度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支持，彰顯中印聯合爭取解放的意願。蔣介石給予了高規格接待。
然而，甘地基於其嚴格的“非暴力”哲學，對中國武裝抗戰持保留態度。1940年戴季陶訪印時，甘地甚至語出驚人：“中國可以拿出2億人口，讓日本人肆意屠殺，日本必定潰敗。”④1942年蔣介石以盟軍中國戰區統帥身份訪印，試圖調解英印矛盾，爭取印度參戰。尼赫魯態度積極，並希望中國支持印度獨立，但蔣介石對甘地的消極迴避態度深感失望。甘地雖然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同時也表明不妨礙英國援助中國，但對於蔣提議中印兩國共同奮鬥，以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礎卻置而不答，把蔣介石晾在一邊，自己紡起棉花來。⑤
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印度人民給予了寶貴支持。1940年英國迫於日本壓力關閉滇緬公路後，中國失去外援通道，1941年國民政府籌畫修築康印公路。1942年4月，中英簽訂《中印航空協定》，著名的“駝峰航線”開通，成為中國獲取外援的“生命線”。同年，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失利，部分部隊撤入印度，在蘭姆伽基地整訓，為第二次入緬作戰奠定基礎。眾多遠征軍烈士長眠於蘭姆伽公墓。
印度獨立後，印度政府在二戰及中國抗戰問題上長期奉行一種選擇性承認與戰略性迴避的策略。2016年1月，新德里世界圖書博覽會舉辦《東方主戰場》發行儀式，印度GDB出版社社長高郵稱該書“幫助印度讀者瞭解中國抗戰歷史”，並承諾宣傳柯棣華等援華醫療隊事蹟，促進印中友好。⑥但紀念柯棣華和中國抗戰從未上升為兩國國家級聯合行動。對於中國使領館到印度北阿坎德邦蘭姆伽祭拜中國抗日遠征軍烈士公墓的事情，⑦印度媒體也有報道，但該公墓在印度一直能見度較低，中印之間缺乏官方互動，並且印度官方擔心得罪台灣當局。
這種態度揭示了作為後殖民國家的印度歷史敘事的複雜性：肯定中國戰場貢獻雖符合其主張的“多極化秩序觀”，但印方更迫切需要解構殖民史觀並服務當代大國訴求，確立自身在反殖民鬥爭中的地位與貢獻。其知識界認識到中國戰場貢獻在西方敘事中被邊緣化，但印度自身也深陷“200萬印軍參戰卻無話語權”的集體創傷中，過度附和中方敘事，可能沖淡印度自身的“歷史訴求”。當然，從現實外交角度來說，發展對日、對台經濟和戰略關係是其重要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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