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追責難題與認同焦慮：台籍日本兵問題的文學表達” 作者：蘇美祥（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兩岸融合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睿妍（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兩岸融合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摘要】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在這一特殊節點上，台籍日本兵這一特殊群體重新進入大眾視野，被台灣社會所廣泛關注。然而，當下台灣媒體的相關報道卻普遍聚焦在個體創傷，缺乏對戰爭責任和殖民暴力等問題的深入發掘與討論，更迴避了台籍日本兵群體在戰後因身份撕裂而遭遇的一系列真實困境，而這些恰好是文學領域在表現台籍日本兵群體時的核心關注點。作為歷史敘事的重要載體之一，文學書寫能夠有效彌補主流媒體歷史書寫中因自身需要而導致的選擇性遮蔽，因此對台籍日本兵問題的文學表達加以梳理，不僅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釐清這一群體在戰時與戰後所面臨的追責難題與認同焦慮，更能揭示戰後台灣社會的複雜狀況及其對日本殖民與侵略歷史批判的不足。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在這一特殊的歷史節點，台籍日本兵群體又一次被台灣社會所關注。台灣“中央通訊社”於2025年8月15日推出“二戰終戰80周年”專題〔1〕，刊登了《9旬台籍日本兵周良仁歎戰火無情 盼別再有戰爭》《二戰終戰80年 台籍老兵身影映照東南亞國家獨立路》《在菲戰歿台灣兵慰魂碑台商盼修復記取戰爭教訓》《二戰美日激戰菲律賓台籍日兵與菲華僑互助結情誼》等多篇聚焦台籍日本兵群體的報道，通過敘述不同台籍日本兵個體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後的命運遭遇，展示了這一群體與日據以來台灣歷史乃至東亞歷史之間的密切關聯。然而，上述報道之中卻絲毫不見台灣方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與殖民暴力的批判與反思，更不見對一直以來困擾在台籍日本兵群體身上的認同困境與被剝奪感等問題加以展現與分析，而這正對應著台籍日本兵群體在戰後台灣社會中所面對的兩大困境：向日本政府的追責難題與曖昧模糊的身份認同焦慮。
“台籍日本兵”是台灣近現代歷史的獨特產物，一般指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招募和徵召服役的台灣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軍屬”或“軍夫”身份，並不直接執行戰爭任務。1942年起，日本政府開始在台灣招募“特別志願兵”，1945年初更是在台灣實施了全面徵兵制度，讓大量台灣籍士兵以“志願兵”的身份加入日本軍隊。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籍日本兵”大約有二十萬多人〔2〕，是一個數量龐大、境遇複雜、定位曖昧的群體，與戰後台灣社會之間有著豐富而複雜的互動關係。
與上述台灣“中央通訊社”推出的“二戰終戰80周年”專題中的台籍日本兵報道相比，戰後台灣文學領域內對台籍日本兵的關注與書寫則顯得更加豐富且深刻，作家們從不同視角對這一戰後台灣獨有的社會群體進行觀照，試圖以這一群體的記憶、行動和困惑為中心，探討殖民與戰爭歷史留給戰後台灣社會的諸多特殊問題。本文便以戰後台灣文學領域對台籍日本兵群體的書寫和表達為中心，以陳千武（1922-2012）的《獵女犯》系列小說、李雙澤（1949-1977）的《終戦の賠償》和陳映真（1937-2016）的《忠孝公園》等文本為主要討論對象，探討台籍日本兵在戰時與戰後所面臨的追責難題與認同焦慮，以期对當下台灣社會關於這一群體及其背後的被殖民/戰爭歷史的認知盲區和批判不足形成一定的補充。
一、“日本”的在場與缺席：記憶危機下的追責難題
1974年，在印尼山中隱匿了32年之久的台籍日本兵李光輝（日名：中村輝夫）被當地人發現，送回日本後獲得了數萬日元的象徵性補償金。然而，李光輝所獲得的補償金數額與1973年在菲律賓尋獲的日本籍士兵相比存在巨大差距，顯示出日本政府在承擔戰爭責任方面的消極態度。1978年，在戰後被遣返回台灣的、曾以軍夫身份在太平洋戰區服役的台籍日本兵鄧盛在台灣成立了一個由原軍屬及遺族組成的13人團體，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日本政府進行賠償，卻在1982年被法院作出“死傷日期如在憲法（1947年5月3日）實施之前，則與法不合，不能適用”〔3〕的駁回判決。1993年，“台灣人原日本兵、軍夫暨遺族協會”正式成立，展開了一系列向日方索取賠償的行動，包括赴日談判、遊行示威、出版刊物等等。然而，上述行動看似轟轟烈烈，實際上卻並未在台灣社會引發應有的反響與關注，直至今日，台籍日本兵群體的索賠訴求仍舊未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關於造成台籍日本兵群體追責與索賠難題的原因，台灣左翼知識分子陳映真曾在1995年的演講《被出賣的“皇軍”》中分析指出，其一在於這一群體在身份認定上的爭議性，戰爭期間作為“日本兵”、光復之後作為“中國人”的雙重身份，使得國民黨當局與日本政府都有各自拒絕承擔責任的理由；其二，在戰後台灣的戒嚴時期，台籍日本兵群體並不被允許正式成立自己的民間組織，因此索賠行動始終無法大規模、系統性地展開；其三，隨著1972年中日建交，國民黨當局與日本政府之間有關戰爭賠償的談判變得更加困難。〔4〕換言之，對於戰後台灣社會而言，曾經被殖民的歷史創傷與戰爭遺留問題已然在白色恐怖、戒嚴統治等新的社會矛盾衝擊下被推向邊緣化的位置，而這種對上一個歷史時期所遺留下來的未決問題的忽視與遺忘，最終導致相關歷史問題在現實語境之中的長期懸置，而這種懸置狀態則在客觀上為戰後日本政府逃避歷史責任創造了空間。
此外，代際之間的隔閡也是造成台籍日本兵群體被遺忘危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戰後世代作家李雙澤創作於1977年的中篇小說《終戦の賠償》中，主人公“我”作為戰後出生的菲律賓華裔，在面对两位曾經在戰時駐扎菲律賓的台籍日本兵的回憶時，“我”的態度充滿了不屑、不滿、不在乎與不耐煩——“講這些殺殺打打的事幹嗎？那是你們那世人的憨事情……”〔5〕——在這樣一個由日本“鹿兒島戰歿遺族”來到呂宋島舊戰場祭拜親族亡靈而引發的充滿濃厚諷刺與戲謔色彩的“陰謀”故事中，這句抱怨是少見的“真情流露”，具象地展示出後世者對台籍日本兵群體的興趣寥寥。
作為戰後出生於菲律賓、成長在台灣的作家，李雙澤在這篇小說的後記中提到自己的創作初衷是要把這篇小說“獻給兩萬名台灣同胞，來紀念伊們當年被日本軍閥驅役而冤死在呂宋島的不幸事情”〔6〕，同時指出戰後日本人在呂宋島上建立起無數的“忠魂碑”來紀念命喪於此的日本士兵，而台籍日本兵們卻無人問津，衹能成為在“忠魂碑”四周遊蕩的“野魂”。值得注意的是，當作家試圖為這些被遺忘的台籍日本兵發聲時，卻又刻意強調了一種價值對比——“雖然伊們的死，和祖國土地上八年的血染比起來微小多了，然而伊們也是我們的同胞”〔7〕——這正體現出戒嚴以來國民黨教育體制中對大陸抗戰記憶的強調以及對台灣被殖民歷史的系統性遮蔽，反映出台籍日本兵群體在以大陸視角為主的抗日集體意識建構之中的被忽視與被遺忘。
而這種台灣社會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關於“日本”記憶的矛盾與齟齬，在二十四年之後陳映真的小說《忠孝公園》中仍舊有所體現：當以林標為代表的台籍日本老兵們為了爭取日本補償金而穿著過去的日本海軍軍服出現在所謂“南洋戰歿台灣兵慰靈碑”落成的揭幕儀式上時，一群外省老人卻被這樣的行為徹底激怒，大罵他們是“一群漢奸”，並回憶起“在日本旗飄揚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全中國燒殺擄掠”的抗戰往事，恨不得把他們“殺個精光”〔8〕。台籍日本老兵們的力求被關注與外省老人們的深惡痛絕，如此尖銳的衝突正如陳光興在《日本想像的差異》一文中所指出的：“外省人因其在大陸期間的抗日經驗無法體認本省人的日本殖民情結及苦難，本省人則不能理解因冷戰而強制遷移的‘戰敗政權’下子民的戰爭傷痛經驗。”〔9〕同時，上文提到的李雙澤對台籍日本兵群體與大陸抗戰經驗之間所做的對比，則反映出邱貴芬對陳光興上述觀點的反駁：“戰後出生的‘本省人’和曾經有日據經驗的‘本省人’的歷史經驗大不相同，殖民主義並不在他們的情緒結構中扮演如同陳光興所說的重要角色。冷戰反而是這一代台灣人的主要歷史記憶。……換句話說，戰後台灣人生長於國民黨政府掌控的教育和媒體系統，國民政府所推行的‘中國’國族主義以及連帶傳播的‘中國’歷史經驗，往往是這個世代‘本省人’所（想像）的歷史傳承經驗的一部分。”〔10〕由此可見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思想狀況的複雜性，而這也在不經意間以島內省籍矛盾的凸顯，遮蔽了兩岸本應共同向日本政府追討戰爭責任的歷史共識。
在《忠孝公園》中，代際差異則體現在台籍日本兵林標與其孫女林月枝之間。在林標看來，一向乖巧懂事的月枝之所以會在十幾年前與人私奔，很大原因在於自己當時正發瘋般地和一群同樣曾以日本兵身份遠赴南洋戰場的老人們一起，陷入對日本政府討要補償的狂熱行動之中，對那“據說很大一筆日本錢”〔11〕的渴望與執念讓他忽視了對孫女的關心。然而，月枝出走的真實原因實則深埋於她與父親林欣木之間的、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浪潮息息相關的父女矛盾之中，並非由於與祖父林標之間的情感糾葛。相反，完全不懂日語的月枝並不理解祖父的行動與訴求，更遑論祖父心中的認知困境與傷痛。面對祖父在日本男友面前的失態，月枝表現出了因丟臉而感到的憤怒——“‘阿公，論日本人，你這輩子見得還少了嗎？’月枝用閩南語說，聲音有些顫抖了，‘你怎麼這樣鬧酒，這樣削我們的體面！’”〔12〕
當林標痛徹心扉地在一個日本人面前嘶喊著“我是誰呀”〔13〕的時候，這種蘊藏著極端痛苦與撕裂的認同困境卻被孫女誤認為是“鬧酒”，這種代際之間的誤解與錯認再次反映出台籍日本兵群體在戰後所受到的來自各個層面的遮蔽與遺忘，也從側面解釋了為何林標會對台籍日本兵的索賠行動爆發出“像高燒不退的熱病”〔14〕那樣劇烈濃郁的熱情，因為那是經歷了幾十年無人問津的孤獨之後突然找到的歸屬與體認，不僅有能夠共享創傷記憶與生命經驗的戰友，還有此前長期缺席的“戰後日本”的再次出現——來自日本的宮崎小隊長突然回到台灣，對這群風燭殘年的台籍日本兵們做出了“日本……絕沒有忘記，在台灣的日本忠良的臣民”〔15〕的承諾。
然而，這位在台籍日本兵們眼中代表著“日本”的宮崎小隊長，其本人也不過是一個在戰後吃國家“恩給俸”的潦倒老人，他為“戰後日本”所作的這番代言在當時越是激動人心，在日後便越顯滑稽辛酸。當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第二次駁回了台灣兵補償的要求時，赴日索賠的各團體代表們決定走上日本街頭、尋求普通日本民眾對他們曾經“作為忠良的日本人轉戰華南和南洋”〔16〕這一歷史記憶的關注與認同時，等待他們的卻並不是“熱情的握手、慰問、感謝和支持”，而是“偌大的一個東京市，過往如織的東京火車站口，居然沒有一個日本人、不論老少，肯接過傳單，而用冷冷的、嫌煩的面孔，拒絕了老人們伸到他們鼻子跟前的傳單”〔17〕的冷漠與尷尬。而這也正如孫女月枝的日本人男友所說的那樣：“現在的日本人，已經很少人去理會國家呀，天皇呀……”〔18〕，顯示出戰後日本社會對台籍日本兵群體、乃至整個東亞近代史的漠然，更折射出日本政府對歷史責任的逃避。
對於林標而言，日甚一日的衰老帶來的是“等不到及身而領取那一筆渴想了將近二十年的日本錢”〔19〕的危機，這也正如《人間》雜誌在首次報道台籍日本兵群體時所提出的擔憂：“賠償運動是否將隨著原台灣日本老兵的凋零而告消沉呢？”〔20〕時至今日，《忠孝公園》中的故事已然成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但台籍日本兵群體所面臨的在記憶危機之下的追責難題卻仍舊是在整個東亞地區都頗顯特殊的困境。而這一問題的破解之道，一方面在於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罪行、承擔戰爭責任；另一方面更要在台灣島內構建起對這段歷史的正確認知，破除一切戀殖媚日的虛假幻想，而不是假借“和平”之名，幫加害者行歪曲歷史真相、粉飾殖民/戰爭罪行之實。同時，還應加強與亞洲其他受害國家與地區的交流與合作，以共同直面歷史創傷、銘記歷史教訓的真誠行動，來回應東亞民眾對歷史正義的集體訴求。
二、殖民者之“愛”？從被殖民者的主體性矛盾到身份認同危機
在台籍日本兵群體向日本政府的索賠行動中，面對日本政府的冷漠與詭辯態度，許多台籍日本兵像林標一樣感受到了極度的失望與痛苦，而“這種失望和憤怒源於他們對日本難以抗拒的感情”。〔21〕正如《忠孝公園》結尾處所表現的，上一秒還在因為不滿日本政府的賠償金政策而暴怒的林標，下一秒卻因為能與孫女的日本人男友用日語交流而感到一種無法自控的愉快〔22〕。這種不由自主的撕裂與扭曲，正體現出縈繞在台籍日本兵群體身上難以自洽的主體性矛盾，而這種矛盾一方面來自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毒害的被殖民者渴望真正成為日本人而不得的落差，暴露出殖民同化策略的虛偽本質；另一方面則由於戰後台灣社會始終沒有展開有效的去殖民化進程，反映出島內對歷史反思的無力。
譬如在陳千武的自傳性小說《獵女犯》系列中，曾作為台籍日本兵被派往南洋戰場的作家將自身經歷投射在小說主人公林逸平身上，展示出了其同時作為殖民受害者和戰爭施害者的身份撕裂。1943年，林逸平隨日軍輸送船從台灣南下，途中遭遇澳軍猛烈的炸彈空襲，僥倖存活下來的日本軍隊被迫從帝汶島東部的老天港上岸，並駐紮於該島。在這座孤島上，面對當地原住民，以林逸平為代表的台籍日本兵兼具被壓迫者（被殖民者）與壓迫者（殖民者）的雙重身份，儘管陳千武在小說中反復強調林逸平並不願意對當地原住民進行傷害與欺壓，還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盡可能寬厚地對待他們，從而受到了原住民的尊敬與愛戴，但這份源於樸素正義感、道德感與同理心的個人英雄主義情懷在結構性的殖民權力壓迫中是否真的能夠成立並自洽呢？在小說文本中，有關殖民現代性的書寫不在少數，然而大多時候都意在表現原住民群體對殖民現代性的欣然接受，既忽視了原住民的主體性與反抗意識，也缺乏對殖民現代性本身的反思。例如在《獵女犯》中，被士兵強制俘虜的原住民慰安婦們不僅迅速適應了“現代文明”的舒適生活，還迅速適應了日本軍隊的統治邏輯，奉勸前來實施營救的原住民男人趕緊離開——“日本鬼很狠毒，聽從他們，他們認為你是友人，不聽從就是敵人。所以衹要聽從他們，他們才會對我們好。我們來了兩三天，穿的、吃的、住的都很不錯，你應該放心回家。”〔23〕
然而，這些被俘虜的原住民慰安婦們對日本軍隊的怨恨與痛感真的能夠如此迅速地被生活條件改善所帶來的快感完全取代嗎？朱雙一曾在《殖民者的台灣之“愛”》一文中指出，“（在台日人作者芹田騎郎）描寫原住民的野蠻、無知、懶惰和肮髒，日本人的先進和文明，為的是證明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有關殖民者帶來現代文明，受惠的殖民地人民感恩戴德的描寫，其實衹是作者的個人想像”〔24〕。同理，對於這些原住民慰安婦而言，身為台籍日本兵的林逸平和作家陳千武本人都是殖民權力與性別權力的雙重上位者，因此，小說中對被壓迫者心態的書寫難免帶有壓迫者/殖民者的傲慢想像，並不足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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