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大罷免”後的台灣民意探討 作者：周志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前所長＼研究員
【摘要】台灣2025年大罷免事件後，關注島內政治格局變化的論者大多認為島內出現了新民意，但這個新民意到底反映出哪些變化，是需要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僅從單一罷免事件來觀察台灣民意，我們尚難得出台灣政局與島內民意已出現“逆轉式”變化的定論。大罷免的投票結果所能顯示的，應是島內民意的“一過性”的弱變化，新民意仍在形成過程中。台灣選舉要從意識形態的激情動員轉向對功能性治理的務實渴望，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將大罷免和2026年“九合一”選舉、2028年大選作為一個短週期加以考察，或許可以找到更加科學的答案。
2025年7、8月間由綠營發動的兩波國民黨立委罷免案遭全面潰敗，由此引發的台灣政治格局的變化引人關注。日本政治學者小笠原欣幸判斷，民進黨在近10年間的“相對主導地位”迎來終結，台灣政壇進入“朝野勢均力敵”的時代。①還有論者認為，大罷免失敗顯示“台灣基層政治生態已經改變”，支持民眾黨的“小草”的主體意識已逐漸“從‘台灣’向‘大中華’靠攏”。②大罷免事件會是台灣政局與島內民意變化的“逆轉式”拐點嗎？筆者認為，僅從單一罷免事件來觀察台灣民意變化，尚難得出這樣的定論。如果將大罷免和2026年“九合一”選舉、2028年大選作為一個短週期加以考察，或許可以找到更加科學的答案。
一、從教訓與反教訓看大罷免投票動機
大罷免的結果反映出島內民眾長期被民進黨當局教訓甚至被視為雜質，特別是被民進黨和罷免團體動輒打成“中共同路人”，就連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也被無端干擾，轉而在大罷免中要以自己手中的選票教訓執政黨及其側翼，這一變化為民進黨和罷免團體所始料不及。大罷免的31+1:0的投票結果，使賴清德翻轉少數執政、重溫“一黨獨大”舊夢的盤算破碎，長期執政的目標也受到嚴峻挑戰。這樣的結果對於民進黨當然是當頭棒喝。
但這是否表明島內民眾想要將民進黨一棍子打死？在筆者看來，除了處於意識形態兩端的深藍與深綠的投票立場較難改變外，大多選民目前對民進黨恐怕還衹是想打一巴掌教訓一下而已。這其中既有對賴清德執政後沉迷於“反中抗中”和朝野對立、執政績效低下、應對風災自然災害失措的教訓，也有相當一部分因素是要教訓張狂的“罷團”和“青鳥”。一位警消人員自述投票動機時稱：“看到有些人在那邊說警消組工會是‘中共同路人’，我就決定要出門投票教訓這群傲慢的人。”無獨有偶，這種情緒性的宣洩並非單一個案。一國營事業單位的地圖製作人員，因為要時常更新地圖，必須徒步大街小巷並且拿地圖紙本記錄，但今年卻屢遭拍照拍證件質疑，還一直被警察盤查，因為警察接獲報案必須受理。他憤慨地質疑：“台灣還剩下什麼？剩下莫名其妙的仇恨，仇恨誰造成的？不就是莫名其妙的罷團。”這些單一個案的纍積，使一群被教訓者轉變為不再沉默者，從而推高了藍營和中間選民的投票率，由過去罷免選舉的四至五成提高到五至六成。相反，民進黨的一些支持者這次卻成為“沉默的那一群”，甚至改變投票意向。
從被教訓者轉變為教訓者，是否可以視為島內民意出現重要轉折？一位從未在社群媒體或是親友面前表態、過去三屆大選投票給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和民眾党柯文哲的選民認為，他投不同意罷免並不代表“親中”，如果賴清德未來三年調整做法或綠營換人，能擺脫“藍綠白對決”的政治現實，他不排斥再投給綠營候選人。一深綠年輕人在這次大罷免中雖然選擇投“不同意”，但他事後強調，“投不同意不等於投藍”，自己並不認同國民黨的“和中”立場，仍相信民進黨執政更能“保衛台灣”。③
二、大罷免的投票結果反映了島內民意的“一過性”的弱變化
對於這次大罷免所呈現出的結果，評論者大多認為反映了島內新民意，是民意勝利。但這個新民意是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一篇由AI+HI生成的文章認為：“8.23”投票結果不僅僅是數字的展現，它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社會在經歷了長期政治動盪後，一種正在成形中的“新民意”。這種民意的核心特徵，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激情動員，而是轉向對功能性治理的務實渴望，並對無休止的政治對抗顯現出深刻的疲勞感。④文章對島內新民意基本特徵的界定雖然過於理想化和學術化，但它的精準之處則在於對新民意“正在成形中”的這一描述。因為僅憑一次大罷免事件的結果尚不能作出民意翻轉的結論，畢竟這還需要更長週期和更多的實踐驗證。
島內政局和兩岸關係對台灣民意變化的影響是十分複雜的。首先，台灣不同層次選舉對島內民意的影響並不相同。2024年大選中多家民意調查機構長期跟蹤調查的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希望政黨輪替，但民眾最後的選擇並非國民黨。2025年7、8月間的大罷免，大多民調顯示50%以上的民眾反對大罷免，而投票結果則與民調結果相吻合。這凸顯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與民意代表以及其他基層選舉性質的不同。領導人選舉既有對台灣願景的期待，更有“一日頭家”對朝野政黨愛恨情仇的總清算，這與基層選舉中的選區有感服務與經營有較大的區別。前者與意識形態掛鉤，後者主要與民生、民怨相連接。
其次，島內“反中抗中”民意有沒有變化？有變化，但不大，而且很不穩定。認為民進黨“抗中保台”口號已讓人民厭煩、“抗中牌”失靈、“反中操作走到底了”則顯得過於樂觀，島內選舉中的“意識形態的激情動員”仍然是選票的提款機。
第三，島內反台獨的力量與主張維持現狀的民意也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第四，“核三”延役與“核四”重啟兩次公投的結果完全相反，凸顯了台灣民意的多變性。此次重啟“核三”的公投雖然未能跨過門坎，但同意票近乎不同意票的三倍，在南部的民進黨鐵票區，包括賴清德的本命區台南，以及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屏東同意票皆碾壓不同意票，這與2021年12月島內舉行的四大“公投”中有關重啟“核四”的結果完全不同。當時無論是總體投票結果還是南部地區的不同意票，反核陣營都居上風。短短不到四年的時間，民進黨的“非核”神主牌險遭翻車，公投結果所蘊含的民意真的變了嗎？
從賴清德的個性看，他輕易不敢讓所謂的非核家園成為民進黨“神主牌”的破口。我們還必須看到，一方面台灣民意如流水，民意變化受單一事件特別是突發事件的影響較大；另一方面，當台灣民意與意識形態相結合時，其穩定性和不變性特質也十分突出，兩者結合在一起考察或許更加全面。在今後的選舉中，島內選民關注的焦點會否從“反中抗中”轉向經濟民生，仍然值得觀察。概括而言，大罷免後島內民意的變化應該定位在“一過性”的弱變化較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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