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與路徑 作者：別曉東（濟南），經濟學博士、山東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生態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員
【摘要】在全球產業鏈深度調整與逆全球化趨勢交織共振的背景下，中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戰略能級提升與系統性轉型的雙重命題。當前，區域經濟面臨深化國家戰略導向與地方實踐協同、促進內需潛力激發與供需動態平衡、推動創新要素集聚與區域協作優化、加快破除行政壁壘推進制度型開放等重點發展任務，亟須優化空間布局釋放戰略勢能，依托創新驅動加速動能升級，深化制度創新提升系統效能，塑造高質量發展的區域新範式。對此，在實踐進路上，要加快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促進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和消費提質聯動發展，協同推進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升級；同時，建立健全跨區域協同機制，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撑。
一、當前區域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
在全球經濟秩序重構與中國經濟轉型攻堅的關鍵時期，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正面臨歷史性轉折。傳統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受到國際產業鏈深度調整與國內要素條件改變的挑戰，亟須對發展邏輯進行系統性革新。構建以內需為主導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是對外部環境重大變化的戰略應對，也是解決內部結構性矛盾的關鍵舉措，其本質在於重構區域經濟發展的價值坐標與動力機制。
從國際視角看，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經歷裂變式重構，從而重塑區域經濟發展的外部條件。地緣政治博弈與產業鏈安全訴求的深度交融，促使全球化從效率優先向安全主導轉變，由此引發多重連鎖反應。首先，技術競爭日趨政治化，創新壁壘被進一步放大。發達國家通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策略構建排他性技術聯盟，在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產業領域實施精準“脫鈎”，將技術標準體系異化為戰略競爭的重要手段。在半導體領域，美國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以補貼綁定投資禁令，構築28納米以下先進製程芯片在華十年增產壁壘；2023年聯合日荷實施光刻機限售與23種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通過“芯片四方聯盟”收緊供應鏈網絡，并於2024年升級至禁止台積電、三星對華供應7納米以下芯片，形成“設備-材料-代工”三位一體的技術隔離體系。這種技術圍堵策略在人工智能領域呈現精準迭代特徵，從2021年將7家中國超算實體列入清單，到動態升級管制規則——通過重新定義AI芯片參數，使特供版H800/A800芯片在2024年迭代為性能縮水的H20，直至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擬進一步升級對華芯片出口管制，①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構建起遞進式遏制鏈條。
其次，國際經貿規則正經歷代際更迭，數字貿易、碳排放等領域新型規制工具不斷湧現，形成對傳統優勢的制度性擠壓。數字經濟相關的規制焦點集中於數據主權的爭奪，歐盟頒布了《數字市場法》和《數字服務法》，美國推出了《印太經濟框架》，實質上削弱了他國在數字監管領域的主權。在全球碳壁壘趨嚴背景下，以碳關稅為代表的貿易政策工具持續升級。2023年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正式實施，要求對鋼鐵、水泥等進口產品徵收碳關稅，同期美國《清潔競爭法案》（提案）擬對進口產品中超出美國行業平均碳排放基準的部分徵稅。這些新型規制工具的出現改寫了全球價值鏈的成本函數，使傳統依賴勞動力成本與資源禀賦的競爭優勢嚴重貶值，而數字治理能力、低碳技術儲備等新型要素成為重構比較優勢的核心變量。
此外，全球價值鏈加速區域化重組，跨國公司基於風險分散原則推進供應鏈近岸化布局，導致技術、資本、數據等要素呈現板塊化分割趨勢。在自由貿易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全球抬頭的背景下，這極有可能導致世界分裂為相互競爭的經濟集團。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估算，過去五年間，已發生近2.7萬起對國際貿易構成威脅的政府干預事件。倘若關稅戰持續升級，碎片化趨勢進一步加劇，世界貿易組織或將面臨不復存在的風險，其損失將是難以估量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在貿易嚴重碎片化的情境下，全球生產所受的影響將達到GDP的0.2%至7%，如果考慮技術脫鈎的影響，部分國家的損失可能高達12%。②國際經濟形勢的深層次變革，使得依賴外部市場與技術溢出的傳統發展模式陷入雙重困境：既面臨市場需求收縮的顯性壓力，又遭遇創新動能衰減的隱性風險，促使區域經濟必須將發展重心轉向內需體系與創新生態的協同共建。
從國內視角看，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的內源性需求為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注入了重要動力。要素驅動模式所面臨的邊際效益遞減問題，已從單一經濟現象演變為系統性挑戰，呈現多重結構性矛盾。一是人口紅利衰減與人力資本錯配叠加，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2010年74.5%降至2022年68.1%，年均千萬高校畢業生供給與智能製造、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戰略領域近3000萬製造人才缺口并存，③教育與產業結構性錯配凸顯。二是綠色轉型深化與資源約束收緊交織，鋼鐵、有色、石化等高耗能行業超過10%的產能能效未達基準水平，④全國單位GDP能耗仍為世界均值的1.4-1.5倍，落後產能過剩與先進供給不足矛盾突出。三是區域創新梯度分化與數字基座落差共振，目前，廣東、江蘇、北京、浙江、上海等東部六省及安徽、湖北、陝西等中西部增長支點省份構成創新第一梯隊，與其他地區形成創新能級斷層，叠加近半數省份數字城市競爭力未達及格綫，⑤創新要素流動阻滯與數字技術擴散遲滯制約著新質生產力發展。
此外，區域發展呈現出多維叠加的分化特徵，東西部發展差距尚未彌合，南北方經濟增速差距日益擴大，⑥城鄉要素流動受阻與數字基礎設施差異催生了新型的空間分化。⑦這些矛盾的相互交織，使行政壁壘所導致的要素市場分割、地方保護所引發的產業鏈同構、制度摩擦所形成的統一市場梗阻等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傳統“以鄰為壑”的區域競爭模式已難以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
在此背景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為破解發展難題、重塑競爭優勢的戰略選擇。面對全球產業鏈“安全邏輯”逐步取代“效率邏輯”，國內市場“制度紅利”日益超越“要素紅利”的新態勢，構建新發展格局對區域經濟產生了多維度重塑效應，要求區域經濟的發展目標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變，動力機制從外部依賴向內外協同調整，空間邏輯從同質競爭向差異互補演進。為此，區域經濟迫切需要在產業鏈重構中培育內生創新能力，在市場整合中充分釋放消費升級潛力，在制度創新中有效突破要素流動壁壘，最終實現發展範式由外源拉動向內生驅動的根本性轉變。
二、新發展格局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點任務
（一）深化國家戰略導向與地方實踐協同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實現國家戰略意圖與空間承載能力的精準對接，上升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首要任務。通過創新多維度協同機制，解決戰略傳導中的“信號衰減”問題，激發空間載體的創新活力，推動發展戰略向地方實踐的創造性轉化，使國土空間真正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撑點。一方面，戰略布局與區域禀賦需形成共振。當前，國家重大戰略在區域層面的落地實施正加速向精準適配的差異化推進轉變，要求地方政府強化戰略解碼能力，在對地方資源要素譜系化評估基礎上，構建耦合禀賦的特色化發展路徑，既要避免戰略執行中的同質化競爭，又要充分發揮區域特色要素的乘數效應。以“東數西算”工程為例，西部省份在承接算力樞紐建設任務時，應突破單純的數據中心集群定位局限，創新性構建融合清潔能源供給、算力基礎設施和數據要素市場的垂直一體化產業體系，才能最大化地將國家戰略轉化為區域競爭優勢。
另一方面，空間功能與要素流動規律需實現動態匹配。在數字經濟時代，傳統主體功能區劃的靜態管理模式已難以契合要素跨域流動的新態勢，部分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已率先進行變革。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範區為例，其生態保護區的功能定位成功實現了向生態價值創造拓展，通過建立碳普惠交易平台等生態產品交易平台以及靈活發展綠色金融工具，有效促進了生態空間與經濟功能的深度融合。這一轉型彰顯了區域經濟空間治理的新理念，即通過制度設計引導要素流動方向，使空間功能從機械分割向彈性適配轉變，從單一功能向多元價值拓展，從而增強空間載體的經濟承載力和生態韌性。
此外，區域協調發展需著力推動城市群協同發展向更高層次演進。當前，城市群發展已從地理空間的簡單叠加轉向功能網絡的有機重構，亟須突破行政區劃壁壘，構建要素市場化配置與政策引導相結合的新型調節機制。為此，要進一步優化適應城市群協同演進的制度框架。在治理架構層面，加快構建戰略規劃協同、基礎設施互聯、服務標準互認的跨域治理框架；在要素配置層面，健全基於市場規律的技術交易平台和人才共享機制，實現創新資源的高效流通；在利益協調層面，建立中心城市功能疏解激勵機制與外圍城市承接保障體系，形成利益共享補償機制。通過制度供給與市場機制的耦合互動，將城市群內生演化規律與外部調控有機結合，推動形成優勢互補的新型協同模式。
（二）促進內需潛力激發與供需動態平衡
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係，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供給和需求是國民經濟運行的一體兩面，必須堅持供需兩側協同發力、動態平衡，通過需求側管理激發經濟系統的內生動力，依托供給側升級培育發展潛能，藉助市場一體化形成循環驅動力，打造具有韌性和活力的內需驅動發展模式。從需求側來看，加速釋放內需潛力需構建多層次激勵機制，不僅關乎消費規模擴張，更需通過制度創新來釋放結構性潛能。當前內需驅動正經歷結構性躍遷，在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突破4億人背景下，服務型消費、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等新型消費形態不斷湧現，推動供給體系從生產型導向轉向需求型適配。區域經濟需以收入分配改革為支點，在初次分配中強化技能溢價與知識資本回報，通過再分配機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適老化社會保障體系，提升邊際消費傾向，創新元宇宙經濟、首發經濟等消費場景和模式來激活潛在需求，加快構建從收入分配到消費能力、消費意願的全鏈條轉化路徑。
從供給側來看，消費升級的加速趨勢與供給體系的結構性調整需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協同。隨著消費需求由標準化、規模化向個性化、品質化躍遷，供給側面臨從產品邏輯到產業邏輯的系統性重構壓力，既要推動智能製造、產業大腦等技術穿透產業壁壘實現價值鏈攀升，也要構建從需求識別到技術研發，再到產品迭代的數字化閉環系統。對區域經濟而言，亟須打通以下兩個關鍵環節：一是建立需求信號的精準捕捉機制，運用大數據分析、消費行為建模等技術手段，提高需求預測的前瞻性和準確性，在細分消費領域形成精準供給能力；二是完善供給體系的彈性調整機制，推動產業鏈從傳統B2C向“需求定義生產”轉型，打造具備快速打樣和動態產能調配功能的新型供給網絡，使柔性製造能力與消費升級節奏形成共振。
從市場體系看，區域一體化與供需傳導網絡的協同演進是激活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戰略基石。當前市場分割導致的需求孤島與供給冗餘并存的矛盾，制約了要素資源的全局配置效率。對此，要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支點，加快打通供需傳導的“堵點”。在物聯通理層面，要求區域經濟通過智慧物流、工業互聯網等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降低時空摩擦成本；在制度協同層面，建立標準互認、數據互通的市場治理模式，消除隱性行政壁壘，暢通需求信號的跨區域傳導；在價值鏈整合層面，以數字供應鏈雲平台為載體，發展跨區域虛擬工廠模式，實現產業鏈的彈性組網與動態耦合。在區域經濟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中，激發市場規模效應和網絡效應，構建起具有萬億級市場縱深和彈性韌性的新型供需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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