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當局“泛安全化”行為邏輯與影響 作者：林中威（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摘要】在當代西方民主政治中，各類議題“泛安全化”已成為執政者擴張權力的重要工具，並在很大程度上重塑著社會觀念與結構。賴清德上台以來，通過加強對台軍掌控、推進“全民防衛”與加緊對美勾連等手段，導致台灣社會“泛安全化”全面加速。賴清德在藉此鞏固權力、推進“以武拒統”的同時，其反復標榜的台灣“民主優越性”更為空洞化，也嚴重威脅台灣社會穩定與發展。
安全指一個社會所處的既無內憂又無外患的環境。伴隨國際環境的快速演變，越來越多社會議題被定義為安全事務，也導致西方民主制度下行政部門以安全為名加強集權的“泛安全化”現象愈演愈烈。在台灣島內，賴清德當局為鞏固自身權力，一面加緊掌控台軍，推動其“台獨化”、“去中國化”，一面持續推進“全民防衛”建設，在社會各領域全面建構台獨勢力的整體軍事潛能。一系列舉措不僅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也加速了台灣社會的“泛安全化”進程。
一、“泛安全化”的概念特徵
安全是人類社會的基礎需求，但“安全觀”又受到主體對內外環境認知的深度影響。基於此，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人物愈發傾向於炒作“安全”概念，使越來越多事務成為“至關重要”的“安全議題”。這一“泛安全化”局面不僅為行政部門擴張權力創造機會，引發民間與軍隊的關係重構，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會觀念和民眾的認同。
（一）安全風險強化行政權力
維護安全一直是政權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之一。在西方社會，伴隨政權基本完成了對軍事能力的壟斷，其在安全領域發言權也顯著增強。而維護安全的需求不斷擴大，反過來也成為強化集權的絕佳理由。哈樂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指出，對安全的關注促使掌權的政黨更主動地壓制競爭對手、引導民眾的思想，這也將使民主逐漸流於形式，淪為佐證執政合法性的符號。①
同時，社會對安全風險的態度，也將改變公眾對公權力的看法。拉斯韋爾指出，安全風險的壓力可能促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心理狀態，即個體自覺地抑制反抗公權力的思想傾向。特別是青年一代將自發地支持和維護公權力施行的高壓政策，並將一切反抗視為“反社會”罪行。②這無疑為濫用公權力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二）安全議題加劇軍政博弈
軍隊不僅是社會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社會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西方社會的“泛安全化”，卻在兩個層面削弱了軍隊的地位。一方面，由於安全領域純粹軍事力量的比拼讓位於綜合實力的較量，能夠充分調用社會資源的管理專家開始取代傳統的軍人，掌握了軍事議題話語權；另一方面，安全議題內涵的擴大，也促使行政部門出面統籌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情報等專業領域，從而進一步稀釋了軍事部門在整體安全事務中的重要性，也使行政部門更為乾綱獨斷，導致其首腦權力的“帝王化”。③
而在一些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卻又高度依賴美西方資源而存續的附隨政權統治下，軍事部門權力的下降又表現為一種獨特的“安全民粹化”。在行政部門影響下，民間的青年被民粹團體組織和動員起來，以維護“安全”為名，進行針對美西方戰略競爭對手的政治鬥爭甚至戰爭準備。由此，與掌權者關係密切的政客，以及上述民粹團體的領袖逐漸取代職業軍人群體成為軍事議題的代言人。這就降低了安全議題相關討論的專業性和嚴肅性，也削弱了對掌權者藉炒作安全議題進行政治動員的制約。
（三）安全意識重塑民眾認同
安全雖然是個人與社會的核心需求，其具體內容卻不斷變化。巴里·布贊就指出，“安全問題”並非簡單的客觀存在，而是經由主體間性的敘述而產生的。當某個議題被行為主體貼上安全標籤，作為優先考慮並處理的問題，它便成為一個安全問題。這一“安全化”過程不僅包括安全問題的產生，還包括“威脅”的建構和傳播，以及應對威脅的“緊急措施”的形成。④
與此同時，安全意識本身也是認同建構的重要內容。安全風險的存在，將在相當程度上重塑社會對自身的看法。亨廷頓就認為人們需要敵人的存在才能產生歸屬感。他以美國為例，論述歷史上多次重大對外戰爭和冷戰均有效地強化了人們對“美國信念”所體現的政治原則的認同。而當重大外部威脅消失後，由其所引發的社會凝聚力也往往開始下降，內部矛盾則隨之冒頭。⑤換言之，塑造外部威脅，可以成為掌權者建構社會認同、維持支持度的重要手段。
民進黨當局長期將“安全”作為大陸政策的主導性要素，基於泛化的“大陸威脅”認知，推動大陸政策的“泛安全化”，即“非安全領域的‘安全化’”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過度安全化”。這不僅導致台灣社會對大陸“威脅”認知的泛化和激化，也為民進黨當局以“安全”為名，動用檢調和司法手段，對反對人士進行施壓，謀求長期執政提供了條件。⑥
二、賴清德當局“泛安全化”的行為邏輯
賴清德上台後，通過加強對軍隊掌控、推動全社會備戰並在美國指導下重塑民眾的安全理念，變本加厲地推動台灣社會“泛安全化”。其一系列舉措在進一步加劇台海安全風險的同時，也為個人擴張權力創造了空間。
（一）以“保衛台灣”為藉口推動軍隊“台獨化”
首先，以台獨理念進行軍內“抗中保台”動員。賴清德極力在軍中灌輸“敵我意識”，如在陸軍官校黃埔百年校慶活動講話中，就大肆渲染大陸“威脅”，妄稱大陸意圖“併吞台灣，消滅中華民國”，是台軍最大挑戰；強調台軍“絕不能敵我不分，也不能敵友不分，更不能接受‘首戰即終戰’的投降主義”。藉助一系列類似言論，賴清德當局正將黃埔精神偷樑換柱為“抗中保台”的戰爭動員。此外，島內台獨勢力也進一步強化對軍中退役軍官參加兩岸交流活動的封鎖和干擾，竭力切斷兩岸“黃埔精神”的天然聯繫，企圖消解台軍對台獨的抵觸情緒，將其改造為徹底的台獨武裝。
其次，利用行政權力強化民進黨對軍隊掌控。賴清德上台以來，不僅藉助增加視察指導各地軍事設施、改變軍官晉升儀式流程甚至當眾訓斥高級將領等手段在軍中“立威”，還以更大力度在軍內傳播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早在蔡英文總統卸任前，其行政院長陳建仁就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國防部籌設軍中“轉型正義教育外部專家諮詢小組”，全面推進軍中“轉型正義”教育。賴清德執政後，為推進其“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台軍又從各軍校通識教育中刪除“中國現代史”課程，改為“世界歷史”，並新設傳播民進黨意識形態的“近代思想”與“人權與民主發展”課程等。即使相關動作受到台軍內部抵制，台灣當局國安會和蕭美琴本人仍強硬推動其落實，各軍種都有將領被“傳召”向其報告政策進度。
再次，藉助外部力量重塑軍事部門運作模式。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民進黨當局不僅配合西方輿論，進行“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炒作，也在戰略戰術層面加緊宣傳和吸收所謂“烏克蘭經驗”，提出準備“不對稱作戰”、“城鎮作戰”，強化後備部隊戰力，重視“戰力保存”，提升海空戰力等設想。賴清德執政後，台灣當局國防部又邀請烏克蘭軍方人士赴台分享所謂資訊戰、無人機作戰以及“民防動員”經驗。⑦一系列舉措都從專業層面衝擊了台軍原有的戰略戰術安排。加之2024年台軍依照“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在恢復1年制義務役的同時，著手調整兵力結構，將“主戰部隊”、“守備部隊”、“民防系統”和“後備系統”共同納入“國防力量”，尤其是將後備軍人列為“總體戰力”的重要補充，並在此基礎上組建僅有少量職業軍人、訓練與動員都不再依賴台軍傳統模式的“縣市後備旅”，⑧實際上是逐步以退伍已久、與平民無異的教召人員取代傳統軍隊，不僅將更多台灣民眾綁上“以武謀‘獨’”的戰車，也降低在安全領域對職業軍人群體的依賴。
（二）以“全民防衛”為號召裹挾民眾全面備戰
首先，加緊落實“全民防衛”相關舉措。賴清德當局著手設置“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並由賴清德本人擔任召集人，蕭美琴、潘孟安、吳釗燮擔任副召集人，邀集官方、產業界、民間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及顧問，討論民力訓練與運用、戰略物資盤點運輸、能源及關鍵基礎設施維護、社福醫療及避難設施整備以及資訊、運輸及金融網路安全等議題。該“委員會”甚至提出培養四十萬“具有中等強度值勤能量的可恃民力”的目標，公然暗示將把更多普通民眾送上戰場，引起島內輿論譁然。賴清德還親自參與“福爾摩薩學院方舟計畫”的民防訓練活動，並接受網路媒體邀請，用閩南話錄製“民防講看覓”系列節目，多方為“全民防衛”站台，對相關事務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其次，持續縱容民間台獨勢力軍事化。近年來，島內台獨勢力不斷炒作“保衛台灣”相關議題，鼓勵島內青年主動參與軍事訓練，效仿“烏克蘭模式”強化民眾安全意識。在此基礎上，賴清德當局還以推進“全民防衛”為名，迴避台灣當局既有系統與機制，拉入體制外的“黑熊學院”、“壯闊台灣”、“台灣民主實驗室”、“福爾摩薩學院”等台獨色彩濃厚的民間組織，發掘其“防衛潛能”。上述“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就同時納入了相關組織和部分企業、社團相關人士。未來其將重點從三個方面配合台灣當局的“全民防衛”工作：一是以訓練“應急防災”專業人士為名，協助培養所謂“可恃民力”；二是以反制“認知作戰”的藉口，共同參與對島內民眾的洗腦；三是利用相關企業、社會組織的資源，為台軍提供運輸、通訊等方面支援。
再次，利用退役將領擴大行政部門在安全領域發言權。賴清德就職後，任用一批在台軍內部有一定影響的親綠退將，如留任“本土意識強烈”的前“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劉德金為“國安會副秘書長”，使其繼續在對外情報交流上發揮影響；強力護航秉承綠營和美國意志，推動“潛艦國造”的前任“參謀總長”黃曙光，由其繼續擔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由與賴清德本人及陳菊關係密切，因“親綠”而屢受質疑的前“陸軍副司令”季連成擔任首位具有退伍軍人身份的行政院政務委員”，發揮他在“全民防衛”等方面的特長，“強化台灣社會和國家安全韌性”等。一系列任命意在利用相關人士的特殊身份，進一步強化行政部門對安全事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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