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美國國內政治變化與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作者：孫冰岩（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講師＼博士
【摘要】在解釋和預測美國政府當前的對華政策方面，國際關係學界更多基於“修昔底德陷阱”思維，認為在美國確定長期對華戰略競爭的結構性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華強硬政策很可能是必然趨勢。本文認為，儘管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確實是解釋和預測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強硬政策的結構性因素，但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發展和演變同樣也是催化、加劇特朗普對華政策烈度和強硬程度的內部動因。影響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國內政治因素的演變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力量的質變性發展、民粹主義開始與反華思維相綁定、地方政治的反華傾向使美國基層更重視中國議題。三種國內政治因素的變化，可能會使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華強硬政策更多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負面影響，使中美關係面臨更多超越外交層面的內政阻力。
在贏得2024年總統大選後，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被普遍認為會繼續延續拜登政府的強硬風格。這主要表現為，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會繼承并拓展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在經貿、軍事、科技與地緣影響力方面延續并加大對華戰略競爭力度。①從特朗普及其對華政策團隊現已公開的對華政策言論來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在推進對華戰略競爭方面采取烈度更大、頻率更高的強硬政策，中美關係可能出現更多摩擦性議題，國際社會對中美關係是否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也可能會再次興起。
儘管學界對中美未來會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問題存在巨大分歧，但國際關係學界主流依然以“修昔底德陷阱”思維模式來解釋中美關係近幾年發生巨大變化的原因，預測中美關係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對華政策的走向。在“修昔底德陷阱”思維模式影響下，美國認為中國不斷發展的國家實力和地區影響力對美國全球霸權形成嚴峻挑戰，為維持其霸權國地位并盡可能削弱中國發展潛力，美國正逐漸加大對中國經貿、科技和戰略環境的打壓力度；②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已成為短期難以變化的結構性環境，這導致美國對華政策大趨勢短期內不會受到總統變更的影響。在中美綜合國力差距不斷縮小的背景下，美國基於“修昔底德陷阱”思維不斷加大對中國的遏制、打壓力度，是決定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將持續采取對華強硬政策的結構性因素。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論模型能解釋為何美國近幾年逐漸加大對華戰略競爭力度，但不能解釋為何美國近幾年對華戰略打壓的力度如此強烈，能預測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強硬趨勢，但不能解釋特朗普政府在具體議題領域的對華政策強度。事實上，在 “修昔底德陷阱”思維模式長期影響美國對華戰略的結構性背景下，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演變也開始明顯影響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議題重點與政策風格。美國貿易政治、民粹政治、地方政治三大因素近幾年的明顯演變，使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政策的議題重點更聚焦貿易領域、執行風格更具有民粹色彩、政策過程更受民衆關注。
一、貿易政治的變化與特朗普的對華關稅政策
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的對華關稅戰通常被學界從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視角出發，解讀為美國在貿易領域對中國采取的打壓政策。如果從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貿易政策團隊尤其是萊特希澤和納瓦羅對華關稅建議的動機來看，特朗普發起的對華關稅戰確實帶有對華貿易打壓甚至經濟脫鈎的意圖。然而，如果從美國國內貿易政治演變的視角來看，即使特朗普2017年上台後美國沒有確立對華戰略競爭的政策主基調，特朗普政府也極有可能在貿易領域采取相同烈度的對華關稅政策。導致特朗普政府對華關稅政策的內在動因源於美國數十年貿易政治變遷的結果，即美國國內保護主義政治力量的逐漸上升與2016年美國大選以後的質變性影響。
美國貿易政治數十年的發展演變導致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不斷增長，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不斷增長導致倡導保護主義政策議程的特朗普最終當選總統。在以特朗普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者把控美國貿易議程以前，美國政府在冷戰期間及冷戰後始終信奉自由貿易有利於美國的基本理論，美國政府始終以“水漲船高”（ “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思維來認識自由貿易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好。“水漲船高”思維認為，自由貿易可以使美國生產商以更廉價的方式獲得供應鏈產品，從而使美國企業可以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優勢、獲得利潤增長，美國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又可以拉動美國經濟的整體增長，從而帶動美國就業增長和經濟繁榮。③在“水漲船高“思維的影響下，美國政府自1933年《互惠貿易法案》開始即不斷發起美國領導下的國際自由貿易談判，并不斷達成降低進口關稅的自由貿易協議。在“水漲船高”思維的影響下，美國政府也在自貿協定的談判過程中不斷對阻撓自由貿易政策的保護主義機構進行改革，尤其是不斷將加徵保護性關稅的權力從國會轉移到總統控制下的各行政部門，以逐漸削弱貿易保護主義的權力和影響力。④在70多年的自由貿易進程中，美國政府先後簽署數十個降低進口關稅的自貿協議，同時不斷奪走原本用於保護本國製造業工人的關稅權力。
隨著美國政府對自由貿易議程的長期推進，受自由貿易協定負面影響的製造業工人數量也在逐漸增加。根據國際自由貿易中的 “比較優勢”理論，受自由貿易協定衝擊的美國國內低技能、勞動力密集產業工人開始大量失業。儘管在美國經濟整體向好背景下，因自由貿易協定而失業的製造業工人依然可以找到非製造業領域的工作，但這些工人在非製造業領域的工資收入明顯低於其原來的製造業崗位。因此，儘管美國政府70多年來推進的自由貿易議程并未導致大量製造業工人永久失業，但確實導致部分製造業工人在失業和更換工作崗位後工資收入的相對下降。⑤在部分製造業工人工資收入因自貿協定相對下降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在推進自由貿易議程中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對這部分製造業工人進行有效的經濟補償。這導致因自由貿易而更換工作崗位、收入下降的部分製造業工人開始積極反對美國的自由貿易議程，支持倡導保護主義關稅政策的政治候選人。在美國政府數十年不斷推動自由貿易議程的過程中，支持保護主義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斷積纍和壯大。這種不斷積纍和壯大的政治力量最終在2016年大選中體現出質變性的政治影響力。
在2016年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倡導的貿易保護主義議程為其贏得“銹帶”地區關鍵搖擺州的關鍵選民群體即製造業工人的選票起到關鍵作用。這也使特朗普以及後來的總統候選人更加重視製造業工人在美國大選中的重要性。2016年的總統大選結果表明，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密歇根、賓夕法尼亞三個關鍵搖擺州的得票數僅比希拉里多6.7萬張，但特朗普卻因此得到46張選舉人票并據此贏下總統選舉。如果特朗普沒有在貿易政策議題上采取強硬的保護主義立場，特朗普極有可能失去三個關鍵搖擺州數萬製造業工人的支持，在多失去46張選舉人票的情況下輸掉2016年總統選舉。⑥2016年的總統大選說明，美國在經歷數十年的自由貿易議程後，受自由貿易議程影響并倡導保護性關稅的製造業工人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力已經從“量變”發展到“質變”，即關鍵州地區的製造業工人選民可以通過選票影響總統選舉的結果。這意味著在2016年大選以後，當選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都會為增加勝選概率而關注或考慮製造業工人的貿易保護主義訴求。
在認識到製造業工人選民對總統選舉的關鍵性影響後，當選後的特朗普為穩住製造業工人的政治支持，在上台後積極采取反對自貿協議談判和大幅加徵保護性關稅的貿易政策。2024年大選後，特朗普繼續加強其“工薪階層”（working class）代表的政治形象，⑦突出其對於保護性關稅政策的堅定支持態度。這說明特朗普為穩住工人選民群體的支持，將繼續基於美國數十年貿易政治變遷的政治影響，在貿易領域積極采取保護主義關稅措施，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對象加徵新的保護性關稅。就此而言，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繼續對中國加徵關稅，其政策動因不僅來源於對華戰略競爭框架下的貿易打壓意圖，而且來源於2016年以來美國高層對於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力量的畏懼性心態。這種畏懼性心態表現為，如果特朗普不兌現其對中國的保護主義關稅承諾，美國“銹帶”地區關鍵搖擺州的製造業工人將不會再支持特朗普。⑧擔心失去製造業工人選票的畏懼性心態使拜登在2022年失去部分取消特朗普時期對華關稅以緩解國內通脹壓力的政治勇氣，⑨也可能使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將繼續對華保護性關稅的政策。
二、民粹政治的變化與特朗普的對華強硬風格
自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以來，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始終以不同立場和思想變體出現。民粹政治在美國政治歷史上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是，民粹式政客通過煽動底層民衆對政治、經濟精英的不滿和憤怒情緒，以“反建制”政治口號贏得選舉，隨後按照民粹主義支持者的意願設置和推進其反建制政策議程。特朗普在2016年的當選與執政後的政策議程都反映出民粹政治的典型特點。特朗普在2016年通過煽動美國底層民衆尤其是底層白人群體對美國政治、經濟精英的憤怒情緒獲得選舉勝利，隨後在執政過程中采取大量反建制、反傳統風格的政策。⑩然而，與美國歷史中其他時期出現的民粹政治相比，推動特朗普上台的民粹政治在內容方面體現出新的變化，這些變化深刻影響到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內容與執行方式。與美國歷史上的其他民粹政治現象相比，特朗普倡導和代表的新時代民粹主義對中美關係的負面影響可能會更加明顯。
美國傳統的民粹政治在表現方式上一般具有明顯的內向化特點，即儘管經濟底層會對上層政治、經濟精英存在不滿和憤怒，并基於此提出民粹式的改革訴求，但這種對上層政治、經濟精英的不滿與憤怒情緒與外國的關聯性不大，改革訴求的內容也與外交政策的關聯性不大。然而，特朗普倡導和代表的民粹主義卻在表現方式上展現出明顯區別於美國傳統民粹政治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民衆在對美國的“上層”精英表示不滿和憤怒的同時，也將對全球化和中美貿易的敵視態度融入其對美國“上層”精英的不滿和憤怒中。特朗普倡導和代表的民粹主義將底層民衆對美國精英階層、全球化與中國的不滿和憤怒融合起來，使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在仇視美國政治精英的同時，也開始仇視政治精英以往積極推動的全球化與中美經貿關係。簡言之，特朗普倡導和代表的民粹主義帶有明顯的反全球化與反華色彩。其中，反全球化與反華在特朗普民粹主義支持者的思維邏輯中是相互關聯的。
這種關聯性表現為，冷戰結束後，美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與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進程幾乎同時在推進，這導致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在批評經濟全球化與中美經貿關係給底層民衆帶來的“負面”衝擊時，認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發展也是美國政治、經濟精英無視底層社會問題、積極推動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因此，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經常將經濟全球化與中美經貿關係兩個概念混同使用并同時提出猛烈抨擊。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認為，包含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導致美國資本家為追逐利潤最大化，將工業生產綫遷往勞動力價格較低的中國，這導致美國產業工人失業。美國資本家也通過中美貿易關係發展，從中國大量進口廉價的供應鏈產品，這導致美國國內製造業受到衝擊以及產業工人失業。在包含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華爾街的富人階層、華盛頓的政治精英以及中國都從中獲益，但美國的底層民衆卻因此失去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輸家”。⑪在經濟全球化影響下，美國國內貧富差距不斷拉大，中產階級不斷萎縮。大量受經濟全球化影響的中產階級選民將其經濟狀況的下降歸因於支持全球化的華盛頓政治精英和華爾街富人階層，但他們同樣對與華盛頓政治、經濟精英進行“合作”而傷害美國底層民衆利益的中國也表示不滿和憤怒。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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