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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面影帝、香港實力派演員梁家輝。（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8月13日電／《人民日報》8月13日刊發演員梁家輝署名文章《鋪展電影這張“文化地圖”》，梁家輝在文章中回顧了他40多年的演藝生涯，親身體驗到了電影是地圖，標記我們從哪裡來，也鋪展出更遠的未來，我們正在把這張地圖越畫越大，畫出更多的坐標與橋梁，畫出更遼闊的山河，也畫出時代的廣度與文化的縱深。以下為全文：
我今年68歲，演了40多年的戲，拍了160多部電影。如果問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就是：從南邊到北邊，從東方到西方，我走過很多地方，活過很多種人生。也因此看到，電影是怎樣把一片一片的土地、一種一種的文化，連成一張地圖。
我第一次開啟這張地圖的地方，就是北京。1982年，我24歲，對演戲談不上什麼期待和準備，就被李翰祥導演拉到北京，剃了光頭、進了片場，成了《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里的咸豐皇帝。這兩部電影是當年改革開放初期最早的一批合拍片。
那時候香港也拍古裝片。當真正走進故宮的那一刻，我感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恢弘——那不是布景的恢弘，而是真實歷史的恢弘，是民族記憶的恢弘。我忽然意識到，電影不只是講故事，它還可以承載一個民族對歷史的回望、對文化的敬畏。
從那時起，北京對我來說不再只是一個地名。走出片場、走進大街小巷，我又看見這座城市不同於香港的一面。同樣是大都市，各有各的景觀、氣象和煙火氣。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地域文化是如何在各自的歷史脈絡里，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氣質。也正是從那時開始，我越來越相信：演員的一生，就是不斷走進不同空間、不同文化的一生。而作為一個演員，能走到哪，往往不只是靠自己計畫。
2000年後，隨著內地與香港的文化交流越來越緊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簽署，越來越多香港電影人來到內地工作，我當然也在其中。很多人問我，這是不是一種“北上”的選擇？對我來說，這不是選擇，是回歸。因為上世紀90年代，我就在內地拍攝了《新龍門客棧》《東邪西毒》等電影。甘肅敦煌的風沙、陝西榆林的紅石峽，這些山河記憶早已刻在了我身上。
當大好河山碰上電影人的想象力，那種震撼，時至今日仍未褪色。武俠動作、浪漫情感，因為那些不同地域文化的存在，都被提升了一個檔次，對於後來的華語大片也有很多啟迪。我開玩笑地說，加上今年上映的《鏢人之風起大漠》，在我的演藝生涯里頭，已經集齊了一個“沙漠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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