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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新聞框架矩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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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新聞框架編碼維度 |
中評社╱題：台灣媒體對西進藝人報導的政治化機制研究——以“吳慷仁事件”為例 作者：孫禕妮（廈門），華僑大學海峽兩岸傳播創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洪若淇（廈門），華僑大學海峽兩岸傳播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
【摘要】本文以2024年吳慷仁簽約大陸經紀公司事件為案例，分析台灣不同政治光譜媒體的157篇報導，揭示台灣媒體在“西進藝人”報導中將文化議題政治化的微觀機制。本文提出政治極化語境下“框架的工具化”與“信源的建構化”命題，推進框架理論與消息來源研究的理論邊界。研究揭示，吳慷仁事件展現了民進黨治下台灣媒體處理“西進藝人”群體的結構性邏輯：文化的中性地帶被系統性取消，個體行動被強制賦予政治意涵，文化交流從“溝通橋樑”淪為“輿論戰場”。本研究建構的三機制模型不僅解釋單一個案，更可推廣至理解當前“登陸台胞”的媒體再現，為剖析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結構性困境提供理論分析工具。
一、文化交流的政治化：當前台灣媒體在兩岸報導中的結構性困境
台灣藝人赴陸發展，是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縮影。自1984年黃阿原首登央視春晚、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後，凌峰、費翔等藝人相繼“西進”，此一現象由個案步入規模化階段。回顧數十年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探索期、1990年代中後期至2000年代初的深化期、2000年代中後期至2010年代的常態化時期，以及2012年以降逐漸顯現、至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後的高度政治化時期。其中，2013年張懸“國旗事件”、2015年周子瑜事件及演藝人員涉入太陽花學運等，共同構成了文化議題被納入政治框架的演化脈絡。
前三階段，“西進”被視為職業選擇與文化互動，其正當性源於市場邏輯與兩岸共同的文化記憶；第四階段則出現文化政治化轉向。
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後，這一趨勢全面加速。隨著“台灣主體意識”被系統納入教育、文化與媒體政策，兩岸文化交流逐步被置入政治解讀框架。台灣媒體在議程設置中日益脫離文化邏輯，轉而以政治立場為詮釋基準，從文化交流的中性中介蛻變為政治意義生產的關鍵節點。本文將此轉向界定為“結構性政治化”，特徵有三：對同一事件建構相互衝突的敘事；將文化或職業行為強制轉譯為政治表態；價值判斷先於事實陳述構成報導主軸。
既往研究多以“政治光譜分化”解釋台灣媒體的差異化敘事，預設不同媒體至少共享基本事實，僅在價值判斷上呈現差異。然而近年台灣輿論生態出現新變化：部分議題呈現事實層面的敘事斷裂，不同媒體不僅給出不同觀點，更建構相互競爭的“事件版本”。①這種從光譜分化滑向結構性政治化的趨勢，對既有觀點形成挑戰。
2024年9月，吳慷仁宣佈簽約大陸經紀公司，並發出“祝福錦繡中華”文案，引發台灣輿論高度關注。這一爭議之所以迅速升溫，與其既有公眾形象密切相關。作為台灣中生代演員，吳慷仁長期以專業表現與對公共議題的參與受到關注，亦曾為太陽花學運公開發聲。因此，其赴陸發展與表態並未被視為一般性的職業選擇，而是在媒體報導中被迅速界定為“立場表態”“身份抉擇”乃至“忠誠測試”，藝術發展與職業規劃等因素反而被邊緣化，也使該事件成為觀察台灣媒體如何將文化議題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與既往以“媒體政治傾向”為核心的研究不同，本文更關注文化議題被台灣媒體重新定義與再編碼的機制性過程，即文化交流為何、如何在新聞文本中被政治化，以及這種政治化如何在不同光譜立場媒體中呈現“方向各異但邏輯一致”的結構性路徑。
基於此，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問題：1.台灣媒體如何將吳慷仁的“文化—職業”行為框架為政治議題？2.不同政治光譜媒體的政治化路徑有何異同？3.信源結構與價值推演如何參與政治化建構？研究旨在揭示台灣媒體政治化機制的運作邏輯及其對兩岸文化交流的結構性制約。
二、文獻綜述、理論視角與分析工具
（一）兩岸議題的媒體再現：取徑與不足
既有研究可歸納為以下三種取徑：政治光譜取徑強調媒體報導差異與政黨之間的對應關係，認為媒體對兩岸議題的呈現深受政治結構制約，並隨政治環境變化而調整。②③但該路徑多關注政治事件，較少觸及文化議題。
事件框架取徑聚焦具體事件中的問題定義與歸因策略，如媒體如何在“經濟交流／政治滲透”“人道關懷／國家安全”等框架之間進行意義競爭。④⑤此類研究揭示框架選擇的意義建構功能，但分析對象本身多具高度政治性。
認同論述取徑則關注媒體如何再生產國族邊界，認為媒體透過隱性話語維持國族區隔，揭示媒體再現作為身份政治實踐的重要作用。⑥⑦
上述研究證實台灣媒體兩岸議題的政治化傾向，但存在局限：一是多聚焦宏觀政治議題，對文化交流等“低政治”領域關注有限；二是多將政治化作為結果描述，較少拆解文化行為如何在文本層面被轉譯為政治問題的微觀過程。
（二）分化、固化與極化：台灣媒體生態的結構性特徵
台灣媒體與政治權力的關聯可追溯至威權時期的“侍從報業”，相關研究揭示了政治權力如何決定媒體立場。⑧政黨輪替後，“政黨、資本與公民社會”的結構組合仍持續影響媒體政策走向。⑨
邁入數字化時代，台灣社群媒體呈現“模塊化分群”結構，⑩受眾傾向於選擇立場一致的媒體。⑪分化與固化的纍積導向情感極化，倪世傑指出當前台灣媒體生態呈現新聞二極化與回音室效應，不同陣營因此形成截然不同的“真相體系”。⑫上述結構條件暗示了，當文化交流進入媒體文本時，往往已處於預設框架之中。政治分化、受眾固化、情感極化，三者共同構成兩岸議題易於政治化的媒體生態基礎。
（三）框架建構與信源取捨：報導政治化的運作機制
為從微觀層面拆解文化議題如何被轉化為政治問題，本研究整合框架理論與消息來源研究作為分析工具。
框架理論方面，Entman指出框架涉及“選擇現實的某些面向並在文本中使其顯著”，⑬Van Gorp的“框架包裹”理論進一步將框架視為由核心意涵、框架化裝置與推理裝置構成的意義網絡。⑭消息來源研究方面，Gans指出信源選擇直接影響新聞立場。⑮
［表1：新聞框架矩陣］
［表2：新聞框架編碼維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論大多預設新聞生產在相對理性的公共溝通環境下運作，框架也旨在“幫助受眾理解”議題，信源雖具策略性但仍服務於事實傳遞。然而，在當前台灣的媒體生態中，這一前提正在鬆動。在此條件下，框架與信源的功能是否發生質變？經典理論對此缺乏充分回應。本文正是基於這一缺口，嘗試提出“框架的工具化”與“信源的建構化”兩個拓展性命題，以解釋極化語境中文化議題政治化的微觀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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