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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氣候合作：兩岸低敏感領域合作的戰略價值與未來策略” 作者：趙書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閻德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性共識，海峽兩岸氣候合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992年以來，兩岸氣候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合作程度不斷深入，歷經起步、發展和深化三個階段，取得一系列顯著成效。基於氣候合作是“低政治屬性”議題，對於兩岸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蘊、經濟價值和社會效應，逐漸成為兩岸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下嚴峻的台海局勢下，氣候合作因其特殊屬性為兩岸交流提供了一種選項。未來兩岸應從合作領域、合作機制及合作理念等方面密切合作，這不僅有助於兩岸共同參與全球氣候治理，也有助於在交流合作中培育“兩岸命運共同體”意識。
氣候變化是21世紀全人類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特別報告，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升幅可能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將導致生態系統崩潰、極端天氣頻發等不可逆轉的氣候災難。在此背景下，自20世紀90年代起，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共識逐步形成，相關治理機制與合作框架得以建立並不斷完善。相較於政治、經濟及軍事等領域，氣候合作因其危害的全球性與治理的“低政治屬性”特徵，逐漸成為全球治理中協同性最強、機制最成熟的領域之一。
海峽兩岸作為地理相近、氣候特徵相似的經濟體，既面臨相關聯的氣候威脅，又存在相似的治理挑戰。從氣候關聯性來看，兩岸同處東亞季風區，極端天氣事件呈現顯著的時空關聯性。台灣島作為福建、廣東夏季風的“上游”，其氣象數據對大陸沿海地區防災減災具有關鍵作用；而大陸長江流域的乾旱災害則可能通過季風環流影響台灣降水分佈。①從治理挑戰來看，兩岸均面臨經濟發展與能源轉型的雙重壓力。台灣高耗能產業亟須綠色升級，大陸則以全球最大的碳排放體量推進“雙碳”目標（碳達峰、碳中和），雙方在諸多方面存在顯著互補性。在當前兩岸關係複雜嚴峻的形勢下，氣候合作憑藉其“低政治屬性”特質，成為突破政治隔閡、深化互信合作的關鍵領域。其不僅有助於兩岸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共同應對氣候災害、推動能源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更有望在兩岸關係中發揮“壓艙石”作用。基於此，本文在系統梳理兩岸氣候合作的歷史脈絡與獨特意義的基礎上，提出深化兩岸氣候合作的路徑建議，以期為兩岸關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實踐參考。
一、兩岸氣候合作的歷史進程
兩岸氣候合作始於20世紀90年代，三十多年來，兩岸氣候合作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對話溝通到合作實踐，從災害聯防與技術交流的單一氣象領域到能源轉型與產業合作的多領域融合的深刻轉變，逐漸形成了多層次、寬領域、體系化的合作框架。儘管兩岸交流與合作受政治環境影響存在波動，但氣候合作憑藉其“低政治屬性”的特點，逐步突破兩岸政治壁壘，成為兩岸合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回顧三十多年來的兩岸合作歷程，以合作領域的遞進脈絡為依據，可以將兩岸氣候合作劃分為三個階段：起步階段（1992-2007年）、發展階段（2008-2016年）、深化階段（2017年—至今）。
（一）起步階段（1992-2007）
實際上，自19世紀70年代始，中國大陸便開始謀劃兩岸氣候領域接觸，但由於台灣當局的冷淡態度而未能進入實質化階段。例如，1974年4月大陸的中國氣象學會向台灣方面的氣象專家發出正式邀請，希望促成兩岸氣象界的交流與合作；1982年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南海和西太平洋熱帶氣旋學術討論會”上，兩岸氣象部門負責人雖同時出席，卻因台灣當局實行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未達成正式會面。直至1989年在香港舉辦的首屆“東亞及西太平洋氣象與氣候國際會議”上，兩岸在氣象領域進行了時隔四十年後的首次大規模交流活動。②
兩岸氣候領域的實質性交流與合作始於1992年。該年在香港舉辦的第二屆“東亞及西太平洋氣象與氣候國際會議”上，重點探討了兩岸氣象災害及高新技術在大氣監測預報中的應用，會上兩岸氣象部門就定期交換期刊和出版物達成一致，並就台灣氣象學會領導人訪問大陸達成共識。1993年1月時任台灣氣象學會理事長陳泰然正式訪問大陸，成為四十年來首位赴大陸參訪的氣象學會負責人，其返台後撰寫的報告翔實地展現了大陸氣象事業的發展，推動了兩岸氣候領域的合作。1994年3月時任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陶詩言率團赴台參加研討會，同年，台灣氣象學會亦組團赴京參會，實現了兩岸氣象技術的雙向交流。此後數年間，雙方交流頻繁，在技術交流和合作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特別是1996年，兩岸聯合舉辦了“海峽兩岸及鄰近地區暴雨試驗研討會”，標誌著兩岸氣候合作進入實質化階段；同年9月，台灣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學生組團赴大陸參訪，為下一代合作奠定基礎。至2002年3月，台氣象部門開始接收大陸風雲二號氣象衛星信號，替代日本向日葵五號衛星，創下兩岸氣象預報作業合作的首例。4月兩岸專家共同審定的《大氣科學名詞對照本》正式出版。總體而言，自1992年至2007年的起步階段，兩岸氣候合作以氣象技術交流和災害聯防為主，主要由學術界推動，為兩岸氣候合作深化奠定了良好開端。
（二）發展階段（2008-2016）
2008年至2016年，正值兩岸關係緩和的黃金時期，這一階段兩岸氣候合作亦步入了機制化與多層次交流的活躍期。一是兩岸簽署氣候合作相關協議。2009年福建省氣象台與台灣大學簽訂《颱風暴雨等災害天氣預警技術交流和研究合作的協議》，標誌著兩岸在氣候合作上首次嘗試建立機制化的突破。2014年，在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的共同推動下，兩岸簽署《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作為首個以“氣象合作”為核心內容的官方協議③，為兩岸氣候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礎，並成為兩岸“低敏感、高民生”領域合作的典範，促進了各領域氣候合作的深化。二是兩岸建立常態化氣候合作平臺和機制。2012年6月“海峽兩岸”論壇首次設立“海峽兩岸民生氣象論壇”，此後該論壇不斷發展，至今已舉辦十二屆，取得豐碩成果。此外，2012年至2014年的第八至第十次兩岸兩會高層論壇中均有涉及氣候合作，並於2015年的第十一次兩岸兩會高層論壇上被列為正式協商議題。在常態化機制的作用下，兩岸氣候合作取得顯著進展，其中福建與台灣在氣象災害聯防和氣象數據共享等方面合作是典型事例，例如，福州與馬祖的海上搜救氣象保障系統，通過協議框架共享風浪、能見度數據；2013年超強颱風“菲特”期間，台灣氣象部門通過協議機制提前48小時向福建通報颱風路徑預測，助力福建及時啟動應急預警。三是兩岸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日益深化。例如2014年首次聯合舉辦的兩岸座談會吸引了海峽兩岸超過百名知名科學家、學會代表及嘉賓參與；2009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與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開展面向“兩岸颱風與暴雨研究”的聯合資助計畫。總體而言，在此期間，兩岸氣候合作的常態化、制度化合作框架逐步形成，官方合作與非官方合作並存，在氣象災害預防、氣象資料與信息交換、氣象技術開發與合作及人員交流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
（三）深化階段（2017-至今）
不可否認，自2017年以來，兩岸政治、文化等領域交流受台海局勢影響顯著，尤其是近年來台灣當局政策收縮，兩岸交流呈現出“官方冷、民間熱”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兩岸氣候合作主體出現明顯調整，即以大陸官方與台科研機構，或是兩岸科研機構間的非官方合作為主，台灣地區官方機構參與度顯著下降。儘管如此，兩岸氣候合作並未因政治隔閡而停滯，反而在非官方力量的持續推動下，實現了從領域到層次的雙重突破。具體而言，這一階段的氣候合作呈現三大新特徵：一是能源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成為核心議題。這一時期，大陸“雙碳”目標和台灣 “2050淨零排放”先後提出④，對於兩岸而言，推動能源轉型和實現綠色發展逐漸成為共識。在此基礎上，兩岸圍繞可再生能源開發、碳匯計量、碳交易機制等議題展開高頻對話，高頻次舉辦“兩岸碳中和”“海峽兩岸能源電力融合發展”“海峽兩岸氣候變遷及能源可持續發展”等論壇，為兩岸能源轉型及合作打下學術與技術協同的堅實基礎。二是兩岸清潔能源等產業合作提質增效。例如，福建依託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全綠電供應體系，推動與台灣在海上風電領域的合作，如聯合開發閩南外海淺灘風電項目；台達集團等台企憑藉領先的充電樁技術，深度參與大陸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等，不僅強化了兩岸的產業互補，更推動了綠色技術標準與供應鏈的深度對接。三是兩岸氣候合作層次向標準共通及人才共育深化。在標準制定層面，2024年福建氣象局與台灣淡江大學聯合編制地方標準《海峽兩岸共通，閩台地區平均風速剖面模型評估方法》，與台灣氣象服務產業協會、台灣觀鳥協會共同研制地方標準《海峽兩岸共通，夜光藻“藍眼淚”觀賞等級》，首創兩岸氣象領域標準共研機制。在人才培育層面，2023年福建省氣象局啟動“台灣氣象人才實習計畫”，聘請台灣專家與高校博士參與重點實驗室建設，形成“產學研”協同的人才共育模式。因此，自2017年以來，兩岸氣候合作通過“以非官方合作突破政治壁壘、以技術標準和產業合作構建互信紐帶”的方式，在能源轉型、綠色產業、標準共通等多維度實現質的跨越，為兩岸務實合作注入新的韌性動能。
二、兩岸氣候合作的戰略價值
從兩岸氣候合作的歷史進程來看，相較於其他領域合作，氣候合作因其“低政治屬性”的特質，無論兩岸局勢處於何種態勢，均保持了強勁的合作韌性。三十多年來，兩岸氣候合作並未因局勢變化而阻滯，相反，因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迫切需求，兩岸氣候合作日益深化，相關合作成效日益凸顯。氣候領域務實合作逐漸成為維繫兩岸交流與合作的重要紐帶。就兩岸氣候合作的意義而言，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政治意涵：提供“去政治化”對話空間，緩和兩岸關係張力
氣候合作已成為兩岸非傳統安全領域務實合作的典範，其政治意蘊不僅體現在共同應對氣候挑戰的兩岸共識上，更在於為兩岸構建起超越政治分歧的常態化交流與合作機制，對兩岸關係發展發揮“減壓閥”功能。第一，氣候合作為兩岸提供了“去政治化”的對話空間。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全球性議題，其核心目標與人類生存發展直接相關，具有超越意識形態的科學基礎。就兩岸而言，氣候合作聚焦技術標準對接、氣象數據共享、綠色產業合作等具體領域，有效規避了敏感議題的直接衝突。例如，《海峽兩岸氣象合作協議》簽署後，兩岸確立的颱風暴雨預警數據共享機制，通過即時數據交換降低氣象災害損失，既滿足了兩岸民眾防災減災的現實需求，也為兩岸創造了可持續的對話空間。第二，兩岸氣候合作的機制化合作為兩岸其他領域合作積纍互信資本，增強兩岸合作韌性。三十多年來，兩岸氣候合作從臨時性轉向機制化、常態化。在兩岸學術界和相關機構的推動下，兩岸氣候合作取得顯著成效。譬如，兩岸科研機構聯合研發的“閩台地區平均風速剖面模型評估方法”，已成為兩岸防災決策的重要技術支撐；兩岸學術界共同探討的碳市場互聯互通路徑，則為兩岸碳交易規則對接奠定基礎。此外，通過“海峽兩岸民生氣象論壇”“海峽氣象青年匯”等平臺，兩岸學者與科研團隊逐漸形成穩定的合作機制，為其他領域合作提供可參考的互信合作範式，顯著提升了兩岸合作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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