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敘事慣習與身份政治：基於‘中國性’的兩岸文化認同建構” 作者：王强（漳州），閩南師範大學兩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摘要】作爲深層潛流，立足於中華文化的敘事傳統與敘事慣習，在海峽兩岸公共敘事中具有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力，深度捲入當代台灣身份政治的實踐當中。建構彰顯“中國性”文化價值的敘事共同體，在兩岸的互動交流中發掘兩岸同胞情感結構有效對接的可能性，能够爲導引和重塑台灣身份政治秩序創造可行路徑。凝聚以“中國性”爲精神內核的文化共同體，一方面要重視敘事傳統或敘事慣習的基礎性聯結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根據時代語境的變化加以必要調整，爲海峽兩岸敘事共同體建構探尋新的文本資源和美學路徑。
推進國家認同研究，首要的議題是辨識“何爲中國”，並探究“中國性”的文化表徵。在此基礎上，傳揚彰顯“中國性”的文化、凝聚以“中國性”爲精神內核的文化共同體，是促進兩岸文化認同建構的重要路徑。作爲深層潛流，立足於中華文化的敘事傳統與敘事慣習，在海峽兩岸公共敘事中具有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力，深度捲入當代台灣身份政治的實踐當中。建構彰顯“中國性”文化價值的敘事共同體，旨在探尋海峽兩岸文化認同的最大公約數，在兩岸的互動交流中發掘兩岸同胞情感結構有效對接的可能性，爲導引和重塑台灣身份政治秩序創造可行路徑。
一、“中國性”：文化身份的建構與解構
從空間政治的角度來看，關於“中國性”（Chineseness，或謂之“中華性”）的發言位置可以區分爲內部/外部、中心/邊緣、自我/他者的基本結構。關於“中國性”的言説在身份認同的維度上表現爲一種對立的闡釋框架，也就是立足中國文化主體性建構的國族主義立場與消解中國中心的後殖民主義觀念之間的對立：一方面，可以將“中國性”視爲中華文化的內在屬性，彰顯民族氣質與個性，體現中國人的情感結構，并且由此建構對於中國的國族認知與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則受到後殖民理論與族裔政治論述的影響，基於“去中國性”的意識形態策略，將“中國性”視爲大中原中心主義的文化霸權，進而致力於消解由此産生的中心與邊緣的秩序格局。概而言之，關於“中國性”的辯論呈現出建構與解構的雙重邏輯，構成了一個充滿意識形態攻防的場域。
（一）“去中國性”：邊緣抵抗中心的激進論述
晚近以來，論辯“中國性”問題成爲海外漢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其聚焦點就在於華語文化生産場域中的文化身份建構，其中影響比較大的理論交鋒主要圍遶“華語語系文學”這一概念展開。海外學者對於“中國性”的理解並不相同，差異和分歧主要來源於其想像和理解中國的意識形態立場。作爲激進論述的代表，史書美致力於拓展立足自身主體性的文化生産空間，著意凸顯“華語語系文學”的抵抗性與本土性，由此也將“中國性”作爲批判的標靶，展現出拒斥“中國中心”的反叛姿態。爲此，史書美提出瓦解“離散中國人”概念的訴求：“大一統的離散中國人概念令人不免心生懷疑，因爲它一方面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海外華僑’修辭相互關聯，認爲所有僑民都想落葉歸根，重返中國原鄉；另一方面，它又聲援西方國家利用種族化的中國性來作爲永恆異國人的説辭。”①在史書美看來，流散海外、居於邊緣的華人族群應當立足在地化的文化身份，進而獲得對抗大一統中心霸權的道德優勢。這種邊緣抵抗中心的論述固然佔據了爲弱勢族群發聲的位置，但是其“去中國性”的激進立場又彰顯出鮮明的地緣政治意義，尤其與背離中國國族認同的分離主義論述聲氣相求，爲逢“中”必反的政治敘事提供理論根據。
伴隨著“台灣意識”的發酵以及本土論述的崛起，仇視“中國性”的情緒彌漫於台灣社會。一些台灣學者基於後現代主義的民族認同建構論以及“解殖”論述，對於“中國性”的文化認同加以負面闡釋，認定其爲一種“虛構的文化權威”：“歷史的視野輕易地顯示出以中國性爲符碼的國家認同是近數十年來被形塑出來的，而且，從長遠的立場而言衹不過是曇花一現。”②這種挪用西方理論消解“中國性”的論述，顯然屬於削足適履的做法，幾乎淪爲一種帶有歷史虛無主義色彩的論調，與中國作爲文化共同體而長期存在的歷史事實不符。從狹隘的本土立場出發，將“中國性”想像爲壓制性的力量，以此試圖重構一種抵抗性的敘述框架，這種激進論述服務於現實政治的意圖昭然若揭，也與嚴肅理性的學術探討實在掛不上鉤。
（二）眾聲喧嘩：開放的“中國性”
在海外漢學界關於“中國性”的論辯中，王德威等學者反對采取邊緣與中心二元對立的身份政治框架，並基於文學本位的考量，致力於建構一個相容並蓄的“不同華人區域互動對話的場域”，也即呈現“眾聲喧嘩”的主體性互動圖景，以此對“中國性”議題進行更加開放的探索，突破固守的認同位置和國族邊界，在審美意義的維度上建構更具辯證潛能的彈性空間。新加坡學者吳英成也提出了“開放的中國屬性”的構想，爲海外華人族群的文化身份建構提供更有張力的站位：“打破純度中國屬性的迷思，尊重彼此的差異，進而利用本土與全球、此處與他處、過去與現在等雙重文化特性，在居留地與想像祖國間保持創造性的張力”。③事實上，作爲中國文化傳統的表徵，“中國性”雖然具有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與美學風格，但也並非一種靜態的本質屬性，而是在相容華夷、調和中外的歷史變革中形塑自身的風貌。
從認同的維度上講，“中國性”的文化傳統固然具有其內在的發展與演進脈絡，但又離不開與他者的互動。在我群與他者之間確立邊界，通過與他者的互動建構我群身份，這也是族群認同的基本機制。葛兆光論述了中國作爲民族國家的創構過程：“具有邊界即有著明確領土、具有他者即構成了國際關係的民族國家，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後，由於逐漸强大的異族國家的擠壓，已經漸漸形成，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④因此，“中國性”是中國人對外交往中更加清晰確認自我身份的産物。將“中國性”置於開放的主體互動場域，在縱橫交錯的關係網絡當中加以把握和界定，才能賦予其蓬勃的生機。
（三）“中華性”：文化身份的自我建構
20世紀90年代，國內一些學者在反思西方現代性的探索中，提出了關於“中華性”的理論構想。有論者描述了基於中華文化認同的圈層結構：“中華圈的形成，必須有一套爲圈內各層都共認的，可以求同存異的認同範型。整個潛在中華圈的活動又都確實在沿著這套話語範型的方向進行。”⑤作爲中華文化圈層的核心，中國大陸佔據文化地理的中心位置，具有强大的文化輻射力和吸引力，由此建構了一個文化認同的向心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在與西方他者的對話過程中反思西方現代性、探索自主性文化身份的表現。
晚近以來，關於身份政治的一種反思就是避免陷入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漩渦，賦予個體更大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在此基礎上建構基於社會契約的理性、開放的公民共同體。然而，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基於“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的區分過於簡化，是站不住腳的“虛假二分法”。在亨廷頓看來，國民特性是個包容性的範疇， “它通常包括疆域因素，還包括一種或幾種歸屬性因素(如人種，民族)、文化因素(如宗教，語言)、政治因素(如國體，意識形態)，有時還包括經濟因素(如農牧)或社會因素(如各種網絡)。”⑥剔除狹隘的種族主義，文化認同在維繫民族國家特性方面的價值不容忽視。衹有堅持文化認同，纔可以避免國家的衰落與分化。在國民性塑造的過程中，僅僅依賴理性的契約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將“中華性”這一議題置於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的框架中加以考察，那麼解構“中華性”的主張實質上更加重視個體價值，試圖讓個體在社群的文化規約中保持更大的自主性；而宣揚“中華性”則意味著强化個體與文化族群及其歷史傳統的聯結，爲其賦予族群的文化身份。事實上，自我或個體是在歷史文化傳統中生成的，終究無法脫離社群而存在。個體與社群之間是一種共生關係，二者相互依賴、彼此塑造。對於個體的社會化生存來説，過度膨脹的個人主義是消極和有害的。西方當代社會中自由主義導致的族群撕裂、政治整合危機等問題，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重視和批判，進而激發了社群主義思潮的興起。從這個維度來看，族群身份的認同與凝聚具有重要的正面價值。即便在異質文化不斷衝擊之下，中華文化依舊保持自身的韌性和特質，成爲海內外華人族群追懷和欽慕“文化中國”的基本依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華文化在歷史傳承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精神內核，爲文化共同體的想像與建構創造了條件。這是“中國性”/“中華性”生成的基本邏輯。
如果從“文化自覺”或者“文明自覺”的視角來看，將中國置於長時段的文明傳統當中加以想像和認知，强化“中國性”或者“中華性”的敘述，意味著從中國主體性視野來觀照和理解世界秩序，體現了一種重構與維繫文化共同體的自覺意識，是因應身份認同危機的主動選擇。在文明自覺的論述框架下，重構中國敘事並非突出民族主義的訴求，而是要重新審視傳統與現代的傳承邏輯，爲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探尋新的闡釋維度和生成路徑。這也是大國崛起的時代語境下中國立足自身文化傳統，調適與西方他者之間關係的一種方式。
二、敘事的“中國性”：民族國家視野下的敘事慣習
“中國性”的文化表征方式多種多樣，其中經過歷史積澱形成的敘事慣習，作爲展現群體審美偏好的典範性敘述模式，在族群文化認同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成爲考察“中國性”內涵和特質的重要維度。
（一）敘事慣習：民族文化傳統中的敘述實踐
敘事實踐總是由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的主體完成的，由此生成的敘事文本必然會打上特定文化的印記，進而形成某種敘事慣習。習性不是個體天生的能力，而是“一種被結構的結構”，是集體性和社會化經驗的反映。習性既可以作爲考察個體行爲習慣的微觀層面的概念，又指向了個體賴以生存的社會與群體的宏觀層面，其聚焦的是個體的主體性與社會結構的客觀性之間的關係。從歷時的維度來看，習性是因襲文化傳統而産生的，具有穩定的特質。個體所攜帶的族群或集體的文化習性與歷史傳統，是文化社群賴以確立的內在依據，在個體與群體的文化實踐中會形成路徑依賴，使之得以鞏固和傳承。
雖然受制於文化傳統與社會結構因素，敘事慣習卻並非一成不變的。千差萬别的個體具有自主權與能動性，在具體的敘述實踐中無法做到整齊劃一。雖然社會環境與結構制約著行動者的選擇，但其仍然可以在結構主義的框架中保持自身的能動性，“行動者不是規則和規範的機械遵循者，而是‘即席演奏家’”。⑦個體的這種自主性賦予各種敘事文本以豐富多元的表現形態，推動了敘事藝術的變革，促進了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關注個體自主性以及敘事傳統變異性的同時，尤其要重視敘事慣習的集體基礎。對於社群建構與身份認同而言，這是更加重要的考察維度。個體的性情和行爲受到習性內化的塑造，習性將社群成員導向同一性與和諧性的文化實踐，促成了無須有意識協調的合作。敘事慣習或文化傳統折射出族群之間在價值觀念、思維模式、文化心理方面的分野，而這種群體習性根深蒂固，難以在較短的時段內發生重大變革。
習性的特質顯示出社會結構因素對於個體實踐的深刻影響，這爲探尋具體敘事文本的深層結構及其文化基因提供了合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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