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論中國的現代化與美西方集團的“中國威脅論” 作者：楊開煌（台灣），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縱觀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發展歷程，不論是前30年（1949～1979），還是後30年（1980～2010），其發展的基調都是向外國學習，但也都加以改良，前30年以蘇聯的社會主義為基底，走自力更生之路；後30年是引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式，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中國維護了社會主義制度，也追趕上西方國家。所以中國的發展是青出於藍、“學生反超“的典範。然而，美國與西方集團防備中國，不時要打壓、遏制中國。因此，當前的中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啓動了全面現代化進程，加足馬力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就是不但要迎頭趕上、並駕齊驅，不再受制於外人，更要引領時代、造福人類。中國人“師夷制夷”的發展方法、共濟天下的發展目標，卻被美國與西方集團視作“禍害”西方的利益、“破壞”西方的規則、“侵蝕”美國與西方的霸權。中國崛起這一變局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西方人終究要面對變局，服從此變局，適應此變局，最終必然要服務此變局。
一、從“崩潰論”到“威脅論”
中國對於西方國家的政客而言可能是一種永遠讀不懂的文明。上世紀末有人斷定如果中國不走西方的道路肯定會崩潰，他們的論證乍看之下有根有據，甚至精確地點出“中國崩潰”的時間是2005年。如今已是2025年，中國沒有崩潰，他們又氣急敗壞地炒作“中國威脅”。中國從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到經歷新冠疫情的“國家治理能力”全球測評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更表現出資產階級政客從內心對中國的敵視和恐懼，在西方國家輿論的洗腦下，“抗中”“反中”“仇中”已成為當代西方的“共識”。
預言“中國崩潰”是嘲笑中國不可能不學“西方化”就實現“現代化”；大喊“中國威脅”是憤怒、焦慮、恐懼和無奈中國竟然真能不學“西方化”就能邁向“現代化”。所以對西方而言，中國的成功就是威脅，不論中國如何解釋自己的崛起是和平的、強而不霸的、願意共享的，都無法打消西方人心理深層的焦慮與恐懼。因此，在西方的心中，就充斥了對中國負面的、否定的、片面的、甚至是謊言的報導，以符合他們傲慢的預期，這種長期全面地醜化、妖魔化中國，在國際上形成對中國極為不利的局面。
中國政府全心全意地解釋、說明，從宣傳的言語、方法、技巧、時機和工具，無不盡力調整，每年舉辦和參與的國際會議不計其數，但是外宣的效果並不顯著，2023年中國也出現過文章檢討，中宣部副部長王綱在首屆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新媒體時代的國際傳播創新”分論壇上發表講話時總結了四點：要切換主賽道，推進主力軍全面挺進主戰場，堅持內容為王、移動優先，讓更多高質量抓人心的產品破圈出海；要擁抱新技術，加強前瞻性研究和應用，用技術賦能國際傳播；要相信年輕人，讓年輕人挑大樑、當主力，讓最有“網感”的人到海外講中國故事；要構建大格局。①上述建議，主要在宣傳的內容、工具的改進、技巧的調整等，毫無疑問，這些建議是可以影響西方社會部分民眾，特別像開放144小時入境免簽政策（現已增加到240小時）效果顯著。然而，不能解除絕大多數西方精英分子內在的焦慮、失落和恐懼，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
他們內在的焦慮、失落和恐懼是什麼？個人認為是美國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的《文明的衝突》，預言了21世紀人類的根本性矛盾是不同文明的衝突。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新美國安全中心智庫主辦的“未來安全論壇”上談到了她認為美中目前的較量與冷戰不同。她說：“這是與一個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而且美國以前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②即如今這些西方精英分子真切感受到東西文明的衝突，而無奈地發現西方在各個方面，都正被迫步下主宰世界的神壇，而接替者又極可能是長期以來被他們所不屑的中國人，被他們所侮辱的“東亞病夫”，被他們所瞧不起的儒家文明。所以他們當前共通、共同的對策，就是要進一步、更全面地打壓中國的發展、遏制中國的崛起，以確保延長西方主宰世界的時間。
其實中國的現代化一直是在美西方國家主宰的世界規則、國際規範的條條框框限制、打壓之下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加入WTO之後在經濟上飛躍式的發展，但當中國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再要實現國家全面現代化，美西方國家就不允許了，最明確的表現就如奧巴馬所說的“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③。換言之，中國人不能和西方人一樣。其實中國人並不一定以西方的今天作為我們的明天，但是西方人無權限制我們。可在美國與西方國家看起來，這個世界的國家是存在“種姓”的，它們自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尤其美國自命為天選之國、山巔之國，高人一等，其他國家衹能接受美國的領導，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絕不能容忍其崛起。於是西方採用各種手段不斷打壓中國，打壓不成就破壞規則大搞雙標，搞雙標還是不成，就耍無賴，要脫鉤斷鏈，築“芯幕”以孤立中國，以“中國威脅”的名義增國防預算。所以中美博弈的主戰場是文明之爭，宣傳技巧之爭衹是支綫戰場，衹有瞭解了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政客究竟恐懼、仇恨中國什麼？才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拒絕中國對和平崛起的解釋。
二、美國與西方“恐中”根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縱觀中國自1949年以來75年的努力，不論是前30年（1949～1979），或是後30年（1980～2010）其發展的基調都是向外國學習，但也都加以改良，前30年以蘇聯的社會主義為基底，走自力更生之路，後30年是引進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式，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中國維護了社會主義制度，也追趕上西方國家。所以中國發展就是“以青勝藍，學生反超”的典範，然而，中國如果安於工業化的發展成果，甘於作美國與西方集團現代化的生產工廠，則美國與西方集團并不需要打壓、遏制中國；但當前的中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啓動了全面現代化按鍵，加足馬力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實現近代中國所有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標，就是除了“迎頭趕上”、“並駕齊驅”，不再受制於外人，更是要引領時代，造福人類。中國人這種“師夷制夷”的發展方法，這種“共濟天下”的發展目標，對美國與西方集團而言，就是“禍害”西方的利益，就是“破壞”西方的規則，就是“侵害”美國與西方的霸權。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令美西方國家最無法容受的四個特徵是：中國價格、中國標準、中國速度及中國方案。
第一，中國價格。這是指現代中國產品的特色是物美價廉、貨品齊全，而且不論是“性價比”或“質價比”，都遠超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以至於其他國家約同類產品完全失去競爭力，中國價格的優勢源自當今中國的產業門類齊全、市場規模巨大以及工人素質與勤奮。
從產業門類齊全而言，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工業產品中國的產量居全球第一。④特別是中國在生產任何產品時，所有的零組件均不假外求，加上中國的高效通路和基建，大大縮減了生產成本，美國與西方國家常以“中國政府補貼，造成中西方產品不公平競爭”為藉口，增加對華關稅，而刻意忽視中國產品的結構性優勢。
從市場規模巨大而言，包括了消費人口、消費能力、消費意願、消費習慣、消費嗜好。人口基數大代表可能容納的消費也大；消費能力高代表了每個人有足夠的收入滿足其消費意願；消費意願包括了消費者想要的和需要的，供給者必須想方設法刺激消費者把不想要的轉變成想要的，把想要的轉變成需要的；每個民族均有不同的消費習慣，每個不同階段的消費者有不同的消費嗜好，迎合其習慣、嗜好就擴大其消費。而這些要素最基本的是消費人口、消費能力，這兩者中國均有著明顯的優勢。中國國家統計局前局長寧吉喆曾表示：“中國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來算，中國有4億人，有1.4億個家庭，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的能力，其消費對我國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形成了有力支撐。”⑤所以世界級的大公司、大商家均不可能忽視中國市場。
從工人素質與勤奮而言：主要是中國文化中高度重視教育，勤於學習和中國人的辛勤勞作、忠於工作，才能出人頭地的價值觀，造就了中國人民一般而言，都十分敬業，所以工作效率十分突出。
以上三者造就了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的競爭力，這些優勢表現在勞力型產品上，深受西方社會的歡迎，但表現在生產中國的高端產品時，就影響西方資本家獨佔性的超額利潤。這就逼著他們退出舒適的剝削圈，所以他們痛恨中國價格，這就有了關稅戰、貿易戰。
第二，中國標準。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融入國際的半世紀，已經對“誰制定標準，誰就擁有話語權；誰掌握標準，誰就占據制高點”的道理瞭然於心，但標準制定取決於國家實力、市場容量以及科學技術。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在國際標準化舞台上，實現了從“參與者和貢獻者”到“推動者和引領者”的進階。據統計，截至2022年底，中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組織（ISO）、國際電子電機委員會（IEC）國際標準達1337項，在國際標準組織註冊專家數超過1.2萬人，已成為貢獻國際標準最活躍的國家之一。然而，相較發達國家，中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尚存在較大提升空間。正如IEC國際標準促進中心（南京）主任范建斌表示：“在ISO和IEC制定的3萬多個國際標準中，中國牽頭的國際標準衹有1300多項，與我國產業規模和地位不相匹配。”⑥
目前雖然中國大陸和先進國家在技術標準方面仍有巨大差距，然而，由於此時正處於科技革命帶來的新產業革命變革期，新的經濟模式和新的產業格局都尚未定型，現有體系、規則、框架、標準都可能被顛覆和再造，再加上美國的科技封鎖與脫鉤，使得“中國標準”成為一條不得不走的必由之路。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標準化發展綱要》，明確提出“全域標準化深度發展，即農業、工業、服務業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標準全覆蓋”的發展目標，由於中國後發展的事實，中共標準化發力的方法是“鎖定的重點產業標準制定著重在新興產業領域，包括5G網絡與應用、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車聯網、新材料、戰略性礦產資源、工業基礎、智能製造、綠色製造、增材製造、現代農機裝備、環境保護裝備、無人機、質量提升、新型顯示、智能光伏、超高清視頻、虛擬實境、智能健康養老、高速寬頻、網絡數據安全、物聯網安全等，以及量子信息、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⑦以及中國發展所必需的“鄉村振興標準化建設。強化標準引領，實施鄉村振興標準化行動”。等，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標準化”工作還重視“加強關鍵技術領域標準研究……加強標準化理論和應用研究，構建以國家級綜合標準化研究機構……加強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將標準化納入普通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開展專業與標準化教育融合試點。營造標準化良好社會環境”。⑧
中國的標準化工作之所以被美國與西方國家所忌憚，是因為近些年來，中國在“國家實力”、“市場容量”，以及“科學技術”三方面均開始發揮其影響力。未來大陸將從加強國家實力以增加話語權、擴大市場容量以增加標準誘因，以及強化科學技術以推動標準布局等三方面推動“中國標準”。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即是大陸希望透過龐大的市場吸引力，讓進入大陸市場的跨國企業，不得不遵循其規則和標準，進而可以通過這些跨國公司輸出大陸在食品安全、化學品法規、反托拉斯、環境保護、資通訊等方面制定的行業標準，單方面改變全球市場，假以時日中國標準有可能成為未來全球的標準，一旦中國標準是世界通用語言，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財富，西方國家坐而剝削的時代就徹底終結。
第三，中國效率。這是指中國人在處理事務上守約、準時，絕不拖期，而且良率極高。在基建項目上，不僅速度快而且精準到位，這也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以往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給人的印象主要是“抓大放小，馬馬虎虎”，並不適應工業時代的節奏，然而在新時代裏，中國人表現出效率精準轉變，上述的“中國價格”、“中國標準”都是在改革開放不到50年的時間內逐次呈現，總體而言，中國人真正改變了辦事的效率，而此一改變主要得利於“黨的領導”、“組織動員”及“科技治理”。
“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一種新型政黨政治，是共產黨執政加上與其他政黨合作的政黨政治型態，對當前中國治理有著極強實用價值。此一制度創造了穩定的政局、連貫的政策和持續地輸送人才。所以中國的發展歷經五位領導人而呈現持續性的高速發展，在大政方針上，每任均在上一任的基礎上不斷積纍。
所謂“組織動員”是指中國共產黨嚴密的組織能力與中國人民心態上集體主義傾向的有機結合，即加上所謂“民主集中制”工作原則，這呈現出的巨大的、無與倫比的力量，中國稱之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能量，不論在緊急時期的賑災救難、因應疫情，或是平常時期兩地之間的對口支援，或是消除貧困的認養幫扶，以至於科技追趕、超越先進等等政策，衹要國家需要，中國的“組織動員”無不表現出其巨大驚人的“集體暴發力”，從而令其他個體主義的國家驚駭不已，世上人口眾多的國家不少，但衹有中國可以做到事事都能億萬同心、萬民齊力、使命必達、任務必成，環顧全球，天下難覓，絕無對手。
所謂“科學治理”，根據國內學者的解釋，是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治理應“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行政府全面質量管理”為理論支撐的一種治理模式。“全面質量管理是指一個組織以質量為中心，以全員參與為基礎，目的在於通過讓顧客滿意和本組織所有成員及社會受益而達到永續發展的管理途徑。”⑨其實國家實現“科學治理”，包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前者是制度，後者是人才。中共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並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⑩國家治理體系是由國家的制度體系構成，而制度執行又反映國家治理能力，在國家間的競爭中，實踐“科學治理”，歸根到底是國家治理效能表現的比拼。
這樣的國家效率是西方自詡為“歷史終結”的選舉制度完全不可比擬的，人類必須群居生活，則政府的存在就是制度的必然，那麼人民是希望政府為人民服務，還是防官如賊、寧令無為，這是人民的選擇，無需他比。然而西方國家常常硬將“己之所欲，強加於人”，對中國制度所彰顯的治理效率誣指為“強迫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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