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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在嶺南傳播的歷史與影響
http://www.CRNTT.tw   2006-03-08 22:42:14

  二、鴉片戰爭後到建國前夕:擴大和深入傳播時期

  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急于了解西方國家國情,一到廣州,即招募四個翻譯,組成我國第一個英語翻譯小組,後稱“近年雇有(指林則徐)翻譯之人,因而輾轉購得新聞紙,密爲譯出。其中所得夷情實爲不少。制奴準備之方,多由此出”。這包括《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英國人慕瑞(Hugh Marry)《世界地理大全》譯爲《四洲志》、滑達爾《各國律例》(又曰《萬國公法》)。林則徐後委託魏源將《四洲志》擴充爲《海國圖志》,這些譯作有些被寄往北京,可能成爲正式到達皇帝手中由中國人翻譯的英語漢文圖書。林則徐由此被譽爲“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四洲志》實爲新地志之嚆矢”,《海國圖志》爲“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戰後,香港割讓給英國,開放五口通商,西方人被允許到這些城市設領事館,後又進入內地,英譯之風繼從廣州發展到其他口岸。但廣州仍不失爲英語傳播一個中心。如1841年-1869年在廣州英文報刊即有《廣東探報》、《中國新聞七日錄》等,特別是英佔香港,英語成爲官方語言,是主流語言之一,英文報刊即有《香港公報》、《中國之友》、《德臣報》、《香港之外友》、《狄克遜氏香港紀事報》、《遐邇貫珍》、《香港政府公報》、《香港航運報》、《孖棘報》、《香港晚郵報及船期報》、《中國雜誌》、《每日廣告報》等。不管辦報目的爲何,對傳播英語而言是有積極作用的。此外,在香港出版各種中英和其他語種語言文化比較書籍,據有關統計,僅巴黎外方傳道會在香港主辦的拿撒勒印書館而言,單它一家書館平均每年出書29種,共6.2萬册以上,另從1884年創建後50年中,以12種語言刊印28部字典,不同語種聖經38種版本。另有中西人士編寫在香港出版漢語工具書多種,如衛三畏《英華韵華府歷階》(The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1844年,1846年)、馬禮遜等《英華合歷》(The Anglo-Chinese Calender,1832年,1841年-1848年,1849年-1856年)、鄺其照《英華詞彙》(1868年,1875年,1899年)、譚達軒《英華字典匯集》(1875年)、《通商指南》(中英雙語,1876年)、陸敬科編《英文文法譯述》(1894年)、《英華文法捷徑》(1897年)等。這樣,當廣東葡語作爲粵語和英語中介使命完成以後,廣東英語即以藉詞方式流行廣東,形成早期很多口語和書面用語詞彙,如摩登(modern)、摩托(motor)、玻(球ball)、嘜(商標mark)、哈帽(cap)、暢(change兌換)、凡士林(faseline)、朱古力(chocolate巧克力)、爵士樂(jazz)、呔(車胎tyre; 領帶tie)、士的(手杖stick)、士巴拿(扳手spanner)等,反映産業革命後西方科技成就和社會生活。到清末民初,學習英語成爲一種社會風氣,一首廣州竹枝詞反映英語擴及到普通女性社會。張溪生詞雲:“髻盤委墮鬢如雲,窄袖蠻靴襯布裙。妝束工趨時世樣,女兒還喜演英文。”許多英語口語也融爲廣東各方言一部分,以致很多人分辨不出它的來源,上述日常用語,即見于廣州話。在潮汕方言裡,即有目頭(mark商標)、一尖錢(cent一分錢)、基羅(kilogram公斤)、巴仙(percent百分比)等。在客家話中即有紅毛泥(cement水泥)、荷蘭葱(onion洋葱)。

  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在我國興起,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口號之下,更需英語引進西方科技文化,廣東再度成爲我國英語中心之一。特別是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悉即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句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這一規定,也加速英語推廣,尤其對於與洋人長期接觸的廣州更是如此。1864年繼北京、上海之後,廣州開辦“同文館”,館址在當時廣州北大門朝天街,培養外語翻譯人才,第一任英文教習爲美國人譚訓(Thoes Sampson).恰如時任上海圖書館館長馮桂芬說:“惟是洋人總會之地,以上海、廣州二口爲最。種類較多,書脊較富,見聞校廣,凡語言文字之淺者,一教習已足,其深者多在博採周咨,集思廣益,非上海、廣州二口不可”。其中英語爲主要學習科目,學生祗“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而未有專門”,後來才擴大至法、德、俄語。廣州同文館至1905年結束,在存在42年中爲我國培養不少外交、洋務人才。如首届畢業生左秉隆曾隨曾紀澤出使英國,任英文三等翻譯,後又三届連任清駐新加坡總領事,做了不少有益國家民族之事。另兩位學生楊樞、長秀合譯有《各國史略》(Outline of the World History),對開拓國人視野,增廣見聞,作用匪淺。另外70-80年代,外國教會也在廣州和省內其他地方開辦各級西式學校,廣州就有真光、培英、培道、培正中小學和格致書院,即嶺南大學前身。此前1839年在澳門設馬禮遜學堂,1843年,原設馬六甲英華書院遷至香港。這兩所洋學堂,英語爲必修課。1862年香港成立第一所官立英文學校——中央書院,1907年創辦香港大學,皆以英語爲口語、閱讀、寫作。此前後各類私立學校接踵而起,對普及、提高英語水平作用不小。戰後洋教大舉進入廣東內地,興辦不少學校、醫院幾其他慈善事業,如據《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一書披露,到1920年廣東全境5/6面積爲基督教活動範圍,共設957座教堂、10735處布道區、開辦中小學834所、大學1所,廣東成爲基督教在我國傳播最廣省區。據有關統計,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基督教《聖經》在我國方言譯本有近600種,在廣州出版有132種,佔22%,居全國之首,次爲福州、上海。翻譯如此衆多版本的這部凝聚西方文化宗教巨著,反映廣州擁有爲數不少英譯人才。因教會學校一般開設英語課程,故廣東也是英語傳播最廣泛省區。如1922年版《中華歸主》一書寫道:“近二十年來,廣州三角洲(今珠江三角洲)地帶及人口衆多、村落稠密之地區,宣教事業蒸蒸日上,幾乎每鎮都有教堂,幷且以教堂爲中心向附近鄉村派遣中國布道者,積極宣傳福音,甚至在不少地區中基督教之勢力及思想影響幾乎達到無處不在之地步”。間接反映戰後英語傳播盛况。直到建國前,英語仍是各級學校必修課之一,加上出國留學、科技、醫療、商務、外貿往來等交流,英語傳播勢頭始終未减。它迅速佔領各個地域和使用空間,形成洋洋大觀,除口語和書面語有充分表現外,至爲觸目的是英語地名。在廣東歷史上,主要廣見于香港和南海諸島,在廣東內地則很個別。據國家測繪局地名研究所1996年對香港調查,在收錄1000多條地名中,英語或“中英幷用”地名佔很大比例,包括各種地理實體和區域,其中純以英語命名街道達95條。如奧卑利街(Old Baily Street)、般咸道(Bonham Road)、打比道(Berdy Road)、德輔道(Des Veux Road)、干諾道(Connaught Road)、赫德道(Hore Avenue)、劍橋道(Cambridge Road)、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維多利亞城(Queen's Town)、佐敦道(Jordan Street )等。香港早期地名中,28位港督中有26位名字命名香港各個角落,充分反映香港被殖民統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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