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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在嶺南傳播的歷史與影響
http://www.CRNTT.tw   2006-03-08 22:42:14
  中評社訊/嶺南作爲我國海上絲綢之路港口最多省區,秦漢以來即與海外通商,文化交流隨而發生。在長期對外交往中,形成較爲寬鬆政治環境和嶺南文化包容、開放等風格,外來异質文化也首先得以在這裡扎根生長,幷被吸收、整合爲嶺南文化一部分。在這個文化特質方面,嶺南文化是甲于其他地域文化的。近世西風東漸,嶺南首得這股風氣之先,繼而引起社會各個層面的异動,發生包括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變革中國社會、推動歷史進步的重大事件。近現代廣東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歸結于中西文化交流作用力。這點已爲中外人士所共識。但對溝通中西文化的媒介,明末清初意大利教士利馬竇作爲第一人,這是無可置疑的,然而還有英語在其中的作用,似乎未得到應有重視。當然,文化是以人爲載體傳播的,但人必須首先克服語言障礙,才有可能彼此交流,所以語言傳播與其他文化要素傳播是同步發生的。英語自英國完成産業革命,成爲世界最大殖民帝國以後,也作爲一種强勢語言傳播到英國殖民主義勢力所到一切地區。嶺南即爲英語在我國登陸的首途之區,它深刻地改變了嶺南語言文化景觀面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是不能離開英語這個西方文化載體和媒介的。它在嶺南傳播歷史,即展現了中西文化在嶺南交流、整合的某些片斷。

  英語作爲一種异質文化,它與當地文化一開始是有沖突的,但經過長期磨合,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面積擴布,幷被吸收爲當地方言一部分。與嶺南區域文化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這種交流可劃分如下幾個階段。

  一、鴉片戰爭之前:初步接觸階段

  從干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二年(1757年-1842年),在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條件下,廣州獨具一口對外通商地位,一些外國人仍可在廣州和其他口岸從事商業和文化活動。首先是葡語,繼是英語開始在廣東傳播,不過人數極少,範圍也極爲有限。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人登上澳門,後澳門發展爲中外貿易港市,葡語在澳門流行,隨而産生一批掌握早期中葡語言交流被稱爲“通事”的人。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曰:“西洋語雖侏,然居中國久,華人之習,多能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有個叫昌武勞的葡人,“尤黠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二十年,土語、華語及漢文字皆諳曉”。即在廣東已形成能用雙語的社會群體。同書又指出“挑夫”爲“姑利”,即“coolie”音譯(今譯爲“苦力”)顯見葡語已爲部分普羅大衆使用。而粵與葡人結婚,也掌握葡語,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 “澳門一處,唐夷雜處。……其在澳門進教會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夷”。大抵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在廣州口岸的中國人與西方人進行商業交往的語言稱“廣東葡語”(Pidgin-Portuguese),使用廣州話注音。《澳門紀略•澳譯》即列舉楊炳南口述、爲清謝清高筆錄的“廣東葡語”,如國土稱“哩”(rei)、公主稱“必林梭使”(princesa)、王子稱“必林西彼”(princepe)、一等文官(首相)稱“善施哩”(chancelle)、上尉稱“呷必丹”(capitao)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英國在廣州設立商館,英國商人在定期貿易季節可長住廣州,在非貿易季節則居住澳門,中英語言接觸機會漸漸增多。但相互交流仍需依靠懂中國話的葡萄牙人或懂葡萄牙話的中國人進行翻譯才能實現。直到 18世紀中葉以後,英國在中西貿易中地位上昇,幾佔全部中西貿易額的80%以上。英語地位壓倒葡語,於是産生以廣東土音注讀英語的所謂“廣東英語”(西洋人稱爲Canton English),隨著時間的推移,“廣東英語”代替“廣東葡語”。按廣東英語也稱“Pidgin-English”,“pidgin”一詞爲“business”(生意)一詞的訛傳,兩者合起來意爲商業英語。這種“廣東英語”爲漢語和外語混雜産物,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初期産物。例如當時流行chop(折)和cho(帖)都指文件、佈告、收據、帳單、商標、等級之類。一等品稱“一等chop”,好人稱“第一chop人”,壞人稱“壞chop人”等;又如 chow-chow,讀音爲炒炒,但其時用於兩個極端,“第一號chow-chow”東西,意爲“毫無價值”,但用於早餐或午餐,意又爲“極好的”。這說明兩種語言組合是歧義的,後來才有比較一致含義。

  因閉關時清政府是嚴禁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故懂英語的人甚少。清干隆二十四年(1759年)頒佈《防範外夷規條》,規定外國人學習中文爲犯法。有個叫劉亞匾的人,因“教授夷人讀書”等罪名而被處死。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晚上用燈光遮住房間,保護他的中文教師。“嘉慶間,廣東有將漢字夷字對音刊成一書者,甚便于華人之譯字,而粵吏禁之”。直到1825年,美國人W•C•亨特到廣州仍說,祗有3個外國人懂中文,一個是馬禮遜,一個是他本人,還有一個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商館駐廣州主任。亨特說當時廣州人用粵方言注英語讀音,如“man”(男人)注音“曼”,“soup”(湯)注音“蘇披”,“today”(今日)注音“土地”。廣州市面上有一本稱《鬼話》小册子,即這樣處理而流通,受到僕役、勞力和店主歡迎。1817年-1823年,馬禮遜在澳門出版第一部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收入漢字4萬多個,對英語在我國傳播作出重大作用,也標誌著中英語言交流進入學術層面。1827年英國商人在廣州創辦英文《廣州紀事報》,1832年美國人在廣州創辦英文《中國叢報》,1835年英國商人又在廣州創辦英文《廣州周報》,另還有英文《廣州雜誌》、《華人差報》與《廣州鈔報》等,1836年-1837年一位經澳門來廣州的西洋人出版一部《番鬼在中國》的書,講到他與中國人接觸時聽到各種人講“廣東英語”,其中還有一名蛋家婦女,可見戰前英語在廣州已有一定群衆基礎,但這時“廣東英語” 主要是口語,主要用於對話,靠聲音而不是文字,靠聽講而不是閱讀在進行交流,故拼寫形式也不固定,一些詞源來自馬來語或印度語,如“chop(折)”即來源于馬來語chapa。但不管怎樣,這已成爲風氣,英語大行其道。這種英語戰後傳到上海,稱“洋涇濱” 英語。“洋涇濱”是英法在上海租界一條分界小河,故名,但其這種英語源頭在廣東。故廣東是英語在我國最早立足和傳播的基地,而廣東人用土音注英語讀音,化洋爲中,這是個很大創造,是廣東人對傳播英語一個巨大貢獻。戰後有上百萬廣東人遷居上海,也加速了這種“廣東英語”入滬。後來每講早期英語,往往以“洋涇濱英語”爲代表,却不提或少提“廣東英語”,這實是本末倒置,應予正名,“廣東英語”才真正是英語在我國傳播最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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