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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思考 兩岸能否達成和平協議
http://www.CRNTT.tw   2008-11-16 00:38:29
 
  兩岸目前有一個大家多忽略的問題,即大陸不容許台灣用“台灣”,更不同意台灣用“中國”來參與國際組織或自我定位,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獨佔了“中國”這個話語權。我認為,話語權的爭奪是兩岸敵對情況下的結果,目前的情勢已經不同了,大陸方面應該要有胸襟,釋放“中國”這個話語權,不能祗有大陸講中國而台灣不能講。如果台灣不能自稱為“中國”,而祗能稱“中國台北”(Taipei, China),台灣的人民自然難以接受,久而久之自然就把“台灣”認為是最理想的選擇,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愈拉愈遠。所以,對於整個未來兩岸人民的共同認同鞏固來說,用“台北中國”比用“中華台北”,好得太多了。

  “台北中國”這個名稱,或許現在大陸和台灣都很難接受。在台灣,經過這幾年民粹的操弄,“中國”已經被妖魔化,聽到“中國”就感覺怪怪的,我覺得這就是政治領導人的責任。政治人物應該有責任對人民進行溝通,讓人民了解到台獨是不可行,分享“中國”的話語權,不僅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也有助於台灣站在民族主義的戰略制高點,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與在大陸的影響力是有絕對助益的。但是這種努力祗靠台灣的領導人並不夠,大陸方面也要盡一份心力。

  兩岸平等但不對等 “對等”是個政治學概念 “平等”是個法律概念

  我在這裡跟大使特別解釋一下,“對等”是個政治學概念,而“平等”是個法律概念。這好像國際間雖然每個國家都是平等,但是卻有大國小國、強權弱國之分,聯合國內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

  兩岸關係亦然,“台北中國”與“北京中國”是平等的,但也許不對等,在國際政治位階上“北京中國”大於“台北中國”,因此,在國際間所享有的權力大於“台北中國”。但是台灣在某些事情上也有超越大陸的地方,例如台灣在醫療衛生方面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術略優於中國大陸,因此,如果未來兩岸均在“世界衛生組織”中兩岸共同參與,台灣應該可以多一點的發言權。

  綜合來說,我不認為在兩岸未來政治性協商時,要把“對等”的結果做為規範,因為這在法律上是沒有意義的,祗要兩岸能夠平等協商,找到一個相互平等的共識,就算圓滿。

  在第十條,大使剛剛特別提到,台灣方面,因情況特殊,應經公民投票同意。我的淺見是,這個協定牽涉到雙方,但雙方內部如何通過協定,是由各自內部的決定。比如說歐盟,在簽署《馬斯垂克條約》時,有的國家需要公投,有的祗要國會通過即可,因此,並不需要寫在協定裡面,因為這是兩岸各自內部的事情。

  不過,大陸方面可能也必須了解,以台灣的複雜政治環境來說,將來兩岸的和平協定,可能會需要經過台灣人民公投通過,而公投也會讓協定的簽訂更為複雜。因此,我們在討論兩岸和平協定之前,學術界在關鍵點充分討論、建立共識,有共識才有助於未來簽訂合作議題。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意義所在,希望能夠集思廣益為未來的各種可能性找到妥善的解決方案。

  有關兩岸“定位”問題的見解

  我認為,需要建立的共識有二:一是兩岸間的定位,二是建立政治合作機制。兩岸的定位,大使使用的是“實體”概念,我建議可以用“憲政秩序的政治實體”,回避“國家”對“國家”的論述,有了“憲政秩序”這樣的字眼,台灣人民也較能接受。或者簡單地說,兩岸是“平等的政治實體”的關係,即“政治實體”在大陸指的是甚麼,在台灣就是甚麼。

  定位清楚之後,就是如何促進更緊密的合作。站在台灣的立場,我認為台灣應受更多保障。如果祗是泛稱的“合作”,兩岸經貿自然是以“自由流動”做為理想的綱領。但是,由於大陸市場大,台灣小,兩岸“自由流動”的結果,很可能是台灣慢慢被大陸“和平消化”掉了,這也是為甚麼台灣內部有不少人憂心兩岸經貿交流過熱的原因。

  為了避免大吃小的情形發生,歐洲創造出“共同體”(Community)的概念,除了經貿上的“四大自由流通”以外,更有超國家政治機制(political institution)方面的整合。

  兩岸如果能夠在經貿互動方面,增加政治機制的整合,對大陸的好處在於,兩岸可以確定是更往“和”的方向走;對台灣的好處在於,台灣的經濟安全可以透過政治機制的運作與規範得到更多的保障。所以在第三條部分,我認為兩岸可建立“經濟共同體”。在領土主權部分,如釣魚台、太平島和南沙,我們可以成立兩岸間“海域安全共同體”,由雙方官員共同組成,在共同體的機制下討論如何保護釣魚台及其它屬於“整個中國”的領土主權。透過各式各樣不同共同體機制的建立,台灣安全與發展獲得保障,兩岸統合也可更進一步的推進,這也使得邁向統一的可能性增加。

  (邱進益插話:關於兩岸同屬中國的一部分,這在“國統綱領”的“一個中國”涵議中已表明,問題在於“一中共表”,目前仍有相當高的難度,你要用何種方式“一中共表”?)

  馬英九政府必須向人民說清楚 堅持“一個中國”對台灣的利益所在

  我簡單向大使報告,我在研究德國問題時,有一個結論,西德在解釋“一個德國”時用的是用“一個德國,兩個德意志國家”,而非使用“一個民族,兩個國家”。西德的政府、法學界、憲法法院用了很多精力去告訴人民其中的差別,以及其意義。因此,在這麼複雜的憲政問題上,政府與菁英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有責任去找到如何合理詮釋兩岸定位與發展的論述,更有責任與人民溝通。

  目前,台灣還可以說,仍然堅持“一個中國”,因為我們用的憲法仍然是“一中憲法”,大陸方面的憲法當然也是“一中憲法”。邏輯上說,兩岸不需要再對“一個中國”做保證,因為雙方的憲法都是“一中憲法”。但是問題在於,台灣方面似乎愈來愈避免再談“一個中國”,政府官員也不再提國統綱領了,憲法也有可能再修改。

  因此,為了確定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共識,必須在兩岸未來的和平協定中再重申兩岸都是“一個中國”或“整個中國”的一部分。我當然知道,對於目前在民粹操弄下的台灣民意而言,要讓台灣回到用文字來保證堅守“一個中國”是個不容易的事。但是問題在於,這雖然不容易,但也是件無法回避之事。台灣一旦回避,大陸怎麼可能跟台灣簽和平協定?兩岸即使簽了一個沒有基本共識的協定,也一定走不遠,因為沒有基本互信的協定是不可能走得久的。

  為了對歷史負責、也為了台灣的長久利益著想,馬英九政府必須面對人民、透過媒體說服人民說,堅持“一個中國”對台灣的利益在哪里。台灣既堅持“一個中國”,又走“兩岸共同體”的道路,對台灣才是真正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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