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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思考 兩岸能否達成和平協議
http://www.CRNTT.tw   2008-11-16 00:38:29
鄭安國
 
  張亞中:《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局限與啟示

  我先談邱大使剛剛提到的《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以下簡稱《基礎條約》)。大使對《基礎條約》應用在兩岸關係的參考性受到質疑,理由在於《基礎條約》是以“國家”與“國家”的名義簽署。針對這點,我想提出一些補充。

  今天我們討論“兩岸和平合作協議”,基本上我認為,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有一個類似當時東西德基礎條約的協定,對於兩岸未來的和平發展,應該會有助益,祗是我們未來所簽訂的基礎協定與東西德的基礎條約,內容與本質當然會有所不同。

  東西德《基礎條約》是建立在兩德對“歷史問題”採取“擱置爭議”的立場。如果未來兩岸要簽訂“和平基礎協定”或“和平合作協定”,關鍵的問題在於,它是在“擱置爭議”還是“建立互信”的基礎上韱署?不同的基礎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擱置爭議”與“建立互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台灣現在的主流思考,包括馬英九的看法、邱大使提議的“和平協議草案”,都是把“擱置爭議”擺在第一優先,這一點與當時東西德簽署《基礎條約》時的立場是一致的,可是這卻似乎並不適用於未來的兩岸協定。

  從國際關係的經驗來看,如果當事國無法對於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找到共識,那麼所簽訂的條約、建立的機制基本上都很脆弱。譬如說,由於兩岸1992年間對於“一個中國”並沒有達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而是“自說自話”,當1994年李登輝把“一個中國”去政治化、去法律化、1999年提出“特殊國與國”,2002年阿扁主張“一邊一國”,彼此在“一個中國”這個基本問題上漸行漸遠,而使得海基、海協兩會所建立的溝通管道(屬於一種“互信機制”)也走不下去了。

  兩岸必須追求“一中同表”

  從國際關係的歷史經驗來看,當時的東西歐能夠在1970年代末建立所謂的“信心建立措施”(CBMs),其實歸功於1975年“赫爾辛基議定書”的簽訂。由由於二戰後,歐洲並沒有簽署“和平條約”,敏感的主權與疆界問題因而未能解決。一直到“赫爾辛基議定書”的簽定,確定了戰後的主權與疆界,東西歐,特別是東德、波蘭與蘇聯才安心。換言之,在根本問題達到共識後,歐洲才能建立一個互信的機制。

  從上述經驗看,如果兩岸未來是在“擱置爭議”的基礎上韱署“和平協定”,由於回避了大家最在意的問題,看似比較容易,但是這個和平協定能否長久,是否會隨著人去而政息?或是因政權輪替而更易?大陸會擔心,若給予台灣國際空間是在“擱置爭議”的基礎上運作,那麼未來民進黨上台怎麼辦?因而,我認為,如果對“一個中國”無法找到“共識”,兩岸關係很難走得好、走得穩。

  我的看法是,大陸早期所主張的“一中不表”和馬英九所屬國民黨所主張的“一中各表”,都難為兩岸的和平協定打下堅實的基礎。若想要讓兩岸和平協定發揮功能,兩岸真正要做的是共同追求“一中共表”或“一中同表”,即對“一個中國”找到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定義。

  剛剛邱大使也曾提到,阿扁先生當立委時,也提出過一份“兩岸基礎協定”,我看過當時阿扁所提的“基礎協定”文件,幾乎就是把當年東西德在1972年所簽的《基礎條約》原文照抄一遍,沒有甚麼真正的創意。

  東西德簽訂《基礎條約》的背景

  由於一般人對於東西德《基礎條約》的認知並不完整。我想花一點時間說明東西德對於《基礎條約》的看法有何不同。嚴格來說,西德對於《基礎條約》的基本立場就是“一德各表”,而不是外界所認為的“一個民族,兩個德國”而已,而是“一個德國,兩個德意志“國家””。“德國”在西德製憲者的認知上,不單是民族概念、亦有法律概念。反觀,東德的立場就是祗有“各表”,沒有所謂的“一德”,有點類似台灣民進黨的立場。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一般用“德國模式”或“分裂模式”來形容東西德的關係,是不對的,因為東西德對於兩德定位的看法並不同,在德國問題上,其實有“西德模式”與“東德模式”兩種不同觀點。“西德模式”是強調“一德兩國”,“東德模式”卻是主張“兩個德國”。

  東西德能夠在“擱置爭議”下達到妥協,有其背景因素。一是當時的東德背後有蘇聯老大哥以及華沙公約國家的支持,在國際間並不孤立。東德的要價非常高,即西德若不承認其國家地位,東德就不跟其交往。二是當時西德執政的社民黨總理布朗德(WillyBrandt)的政治認知傾向於兩德和解,他認為德國從1871年才完成統一,1945年卻又再次分裂,因此,德國真正的統一時間不過74年,如果兩德人民繼續不往來,雙方距離將愈拉愈遠,將有可能使得德國統一變得遙遙無期。在那樣的環境下,西德的“一德各表”、與東德的“祗有各表”取得妥協,兩國在《基礎條約》中遂體現了“agree to disagree”的精神,即“相互同意對方的歧見”,簽訂《基礎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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